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

　　在聂耳的歌曲创作取得成功之后，音乐小组的同志觉得最好直接到工人群众中去工作。他们认为，如果不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思想情绪和对音乐的要求，要创作表现工人精神面貌的、并且为他们喜爱的作品就会缺乏根据。

 　　1934年秋天，赵铭彝介绍吕骥去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教唱歌——他们要到工人群众中去的愿望得到实现。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个夜校是在中共党组织帮助和支持下办的几个工人夜校中的一个。到1935年初，吕骥同时担任了在三个女工夜校教唱歌的工作。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8月间，上海文化界在金城大戏院为聂耳逝世举行追悼会，吕骥指挥女工夜校的歌咏队演唱了聂耳的《新女性》。这是中国工人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唱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歌曲。由于有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音乐活动的基础，这次演唱取得了成功。

 　　吕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我们教她们唱《新女性》这首歌时，我得到许多新的感受。比方，开始向她们讲，这首歌曲不仅反映了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而且指出她们奋斗的方向。要求她们齐声轻读一遍歌词的时候，她们欢畅而肃穆的精神，使我看到她们被真理掌握了的时候，她们身上顿时产生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她们异口同声地发出的每一个字音具有千钧的力量。当时，使我觉得完全不是几十个人低声轻读，而是亿万人气势磅礴的呐喊，是阶级的怒吼，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并且提出：“这些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而创作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歌曲，真正和劳动人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结合了，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成为他们的心声。这个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聂耳的歌曲开辟了音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

 　　1935年2月，吕骥经谢韵心（章泯）、张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聂耳离开后剧联音乐小组的工作就由吕骥负责，为革命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前进而努力。

 　　在此之前，吕骥在1934年就创作了《活路歌》（适夷词）和《示威歌》（张庚词）。这两首以昂扬奋发的音调，表现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生存的战斗精神的歌曲，是他为抗日救亡运动创作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作品，已经体现了他要摆脱西欧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影响，要使音乐和革命事业结合起来的思想。聂耳出国之后，1935年春天，他承担了为进步影片《自由神》创作歌曲的任务，为该片创作了主题歌《自由神之歌》（孙师毅词）和插曲《摇篮曲》（孙师毅词）。《自由神之歌》其后改以《自由神》为曲名。

 　　《自由神》是吕骥的第一首成功作品，它初步显示出吕骥在歌曲创作方面的才华和熟练自如运用创作技巧的能力。这部影片于1935年8月拍摄完成。《自由神》一曲，在影片放映后立即受到群众的欢迎并随之向全国传播。

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

　　在聂耳、任光、吕骥相继在歌曲创作上取得成功之后，即有了代表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作品之后，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歌咏活动，扩大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以实现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就成为当时革命音乐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1935年2月，上海爱国宗教界人士刘良模先生在基督教青年会（他任该会全国协会的学生干事）成立了“民众歌咏会”，以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开展经常性的歌咏活动。他起初教唱一些浅显易唱而有情趣的外国歌曲，后来在参加歌咏会的群众的建议下，选了聂耳、任光、吕骥等创作的进步影片中的歌曲作为教唱材料，受到群众的欢迎，参加歌咏会的人迅速增加，产生很大的影响。

 　　吕骥对民众歌咏会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到民众歌咏会向该会全体成员发表演讲，联系抗日救亡的形势，评述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的时代意义，提出中国的新音乐应该向着为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他的讲演，在会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吕骥还为该会办的骨干训练班讲课，帮助他们提高音乐水平和教唱的能力。

 　　吕骥从民众歌咏会的活动看到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想到应该有一个歌咏团体，有计划地介绍新创作歌曲和苏联的进步歌曲，以向社会推广。5月间，沙梅自苏州到上海，吕骥和他商议办歌咏团体的事，他非常赞成。于是两人立即进行筹备，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爱好歌唱的朋友，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的人士20多人参加，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合唱团。由沙梅联系借了一所中学的教室开始第一次练习。通过他们的演唱，传播了《自由神》、《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以及《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等苏联歌曲。

 　　业余合唱团的作用不仅是传播新歌，同时还成为推动上海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为业余合唱团成员中的许多人，又是别的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或歌咏指挥，有的同时还担任着几个群众歌咏队的指挥。业余合唱团通过他们联系着一大批歌咏团体和众多的歌咏爱好者，使业余合唱团的救亡歌咏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后来随着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救亡歌声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汇合成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怒吼。

创作大批抗战歌曲

　　1935年秋天，戏剧家崔嵬要排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反映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东北人民被迫到处流亡的痛苦生活。剧中有一卖唱谋生的小女孩，剧情要求她唱一首歌，崔嵬请吕骥写。因为是卖唱艺人的演唱，应该类似民间小调。吕骥考虑既不能完全按旧小调的格调写，又不能写成群众歌曲，而应是接近小调音乐风格又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的歌曲。于是他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它既有群众听来熟悉亲切的传统音乐的音调，又抒发了抗日救国的感情，并适于一般演员歌唱。因此，在该剧演出后，很快就传播开了。

 　　1936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剧联解散后继续开展音乐工作，吕骥又发起成立了“歌曲研究会”。入会的成员是从业余合唱团选择吸收的，有周钢鸣、孙慎、孟波、麦新、联抗、华嘉、张恒等十多人。研究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作曲的理论和技术知识，除周钢鸣讲过歌词写作经验外，还请冼星海、贺绿汀来讲授过作曲、和声学方面的课。到这一年下半年，歌曲研究会的活动偏重于讨论歌曲创作，在吕骥的建议下，研究当前有什么新的题材，大家热情讨论并酝酿作词作曲。

 　　歌曲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因各成员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而离沪才停止。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大家看》（凡容词，孙慎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等一批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给予人民群众以有力的鼓舞。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年轻的音乐人才。 　　吕骥的《保卫马德里》一曲，也是在歌曲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写成的。

 　　《保卫马德里》写好后，正好那时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的女儿来华，吕骥把它献给伊巴露丽的女儿，用以表达中国人民对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的声援。这首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作品，在《现世界》杂志上发表后，立刻在各地群众中热烈传唱。后来被上海世界语学会将它译为世界语、西班牙语及英、法、德、日、意、俄等外国语歌词，传播到世界各国。

注重音乐理论探索

　　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同时，吕骥也看到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重大意义。早在1934年11月，他就以穆华的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反对毒害音乐》一文，针对汀石（张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过去的西洋音乐的认识和建设中国新音乐的意见，并指出汀石文中主张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政治应保持和谐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错误的。从此他就开始投入新音乐运动的理论建设工作。

 　　1936年4月，吕骥在《生活知识》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论国防音乐》一文，全面论述了国防音乐问题及与此有关的音乐艺术的理论问题。1936年8月10日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5号上，吕骥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文章提出新音乐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应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

 　　1936年12月出版的《光明》杂志又发表了吕骥《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一文，文章以新音乐运动为主，对1936年的音乐运动作出了一次总结。文中论述了新音乐运动在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和破坏之下，进行顽强地斗争而取得蓬勃发展的成就，同时指出新音乐运动本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文中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问题，认为“现实主义的新音乐应当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并且肯定地指出可乐观的前途，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文章提出了反对“超现实主义”（即“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意见。文章还谈到向过去时代的音乐文化的学习问题。“新音乐也还得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或西洋音乐去学习”，“我们应当学习过去一切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优点，这是为了要创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作品。”

 　　此外，吕骥还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吕骥迈进音乐理论领域的最初阶段，他的理论视线就触及音乐艺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世界观和音乐观对创作的影响、音乐艺术创作方法、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不断向民族传统学习和向外国学习等问题，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