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忠肠——记原河北省军区政委贺明
发布时间：2013-01-18 1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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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氏家族
正文:有人称贺明为秦晋儒将，因为他的祖籍在山西临猗县，而成长在陕西的关中。小时候，他念了些书，以后在革命队伍中，他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而且不断地学习。直到今天，他还坚持赋诗、读书、写毛笔字，并有相当高的水平，是好几个书画研究会的副会长或顾问。他坚持写作、研究军史，特别是在战俘问题的研究上，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战争中成长
将军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七·七事变后不久，也就是1937年9月，贺明和几位有着共同理想的同学背起了行李，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考取了陕北公学。这里很苦，但贺明觉得，这里学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道。听了毛主席的几次报告，使贺明的思想觉悟又有了迅速的提高。因形势发展快，贺明和其他陕公提前毕业的百余名同学奔向了抗日的最前线，他们向太行山北部的晋察冀军区进发。渡过了黄河，经过了临汾、平定，穿过了正太路，最后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的阜平。以后又到了冀中军区，被分配到民运部任干事。
1938年5月，贺明被任命为人民自卫军六团三营教导员。他感到很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带兵经验，并且还不是共产党员。但领导说，你已经被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了，而经验在实践中就会积累起来的。战争中的事情在现代人看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但是，无论如何，贺明在战争的硝烟中成长起来了。
1943年2月，冀中军区下令，以17团3营为基础，重建“反扫荡”中受过严重损失的32区队。时任22团政治处主任的贺明又被命为32区队政委。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32区队在开辟新区的斗争中，先后袭击了马桥据点，拔除了北苏炮楼，伏击了无极县抢粮的敌人，打了许多胜仗。在贺明的记忆中，1944年“巧取禅房”的战斗是最难忘的。禅房，是一个伪军据点。贺明从有关同志的汇报中摸到了敌人的生活规律——每吃饭必吹号，然后到饭厅就餐。
该村群众基础好，有潜藏的条件。于是，贺明便同村支书商定了拔掉这个据点的方案。那天夜里，贺明带着二连，秘密潜藏在距敌据点大门约50米的居民家里；第—天，因没听到号声而未动。第二天，号声一传来，穿戴敌伪衣帽的我化装队遂即前行，主力紧跟在后，当敌门岗正向我化装队的军官行礼之际，化装队已占领了堵门的碉堡，而主力侵占据了饭堂。这次战斗共俘敌54人，还缴获了一批步枪、掷弹筒手枪、战马，而自己无一伤亡。
1949年1月，贺明所在的63军563团参加了平津战役。4月，又参加了太原战役。攻城时，563团担任从首义门西侧突入的主攻任务。总攻开始，万炮齐轰，城墙被轰开一个豁口后，563团的指战员便冲了上去，登上了城墙，在连续打垮敌人的多次反击后，又乘胜向两翼发展，扩大了突破范围。战役结束后，贺明调任军直工部长。
抗美援朝末期的解释组长
1951年2月，贺明随军奉命入朝作战。
战争是以我们胜利而结束的。曾经猖獗一时的美军在遭受重大的打击后，最后只好坐到停战谈判桌前。
而这个停战谈判是相当艰难的。战争打了37个月22天，而停战谈判却进行了34个月又17天。其中关于战俘安排问题这一议程竟占用了整个谈判时间的四分之三，焦点是在战俘问题上双方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做法。我方按照国际有关公约，对战俘真正实行了人道主义的做法，给战俘以仁至义尽的安排，无论是吃是穿还是住，都受到优待，在遣返时，是真正的遵守自愿遣返的原则，让俘虏自己选择去留。而美方在对待我方战俘时则利用蒋伪特务刺字签名明目张胆地劫持。
在整个遣返过程中，敌方千方百计地要多扣留我方的被俘人员，藉以向全世界宣布有如此众多的战俘在向往自由世界，让人们相信他们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另外，还有一个不能说出的目的，这就是为其难兄难弟——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集团提供人力已经十分匮乏的兵员，充当战争炮灰。对此，我方的对策是据理相争，寸步不让。于是，战俘的遣返就成了敌我斗争的焦点。
1953年6月中旬，时任65军193师政委的贺明被临时调到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工作，并分工为第一大组组长。在这里，他从我被俘人员中了解到许多美帝残酷迫害我被俘人员的诸多事实。在互相交换战俘时，我方放出的美军士兵个个穿着合体的黄色中山装、脸上红光满面。而敌人交出的我军被俘人员则长发、深眼窝，皮包骨头，有的全身只穿件破渭的烂裤头，像个野人一样。他们来到我方解释人员眼前时，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了下来，这些被俘人员见到我们时，就如一个孩子在外受到欺侮而好容易见到父母时的表情，他们虽有千言万语但一时说不出，只有用痛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对于许多人来讲，他们能回来已是很幸运了，在敌人的集中营中，我们的同志被棍打，被刀刺，有的甚至被活埋。最难容忍的是敌人在我被俘人员脸上刺下了有反动内容的字样，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许多被俘人在回国的问题上犹豫起来。这样，贺明和同志们就向被俘人员做耐心解释，劝他们打消疑虑，坚决返回祖国。对于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贺明都认真记录了下来，在这期间他记了百余篇日记。
在朝鲜，贺明先后被朝鲜政府授予“国旗勋章”和“为了祖国勋章”。回来后先后任北京防空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军政委，总参防化兵部政委、河北省、贵州省军区政委，1964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
进入战俘研究的领域
贺明是一位文武双全、军政兼优的将军。他酷爱学习，注重实事求是。在“三反”运动中，他冒着被戴上“右倾”帽子的风险，在掌握政策中重证据，轻口供，既没有让个别贪污分子漏掉、又保护了二十多个没有问题的“老虎”。“文革”时，他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而后又担任张家口地区革委会主任，他尽其所能，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1983年8月，将军按副兵团离休后，坚持离职不离休，他把主要精力时间用在撰写革命回忆录上，决心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么多年来，贺明付出心血最我的是在研究战俘和撰写有关文章和书籍上。他认为，有战争就有战俘，而如何对待战俘，古往今来，做法各有不同，作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应有自己的战俘观。而且，我们的实际工作做得也是好的。特别是对于俘获敌方人员(包括日军、美军)，有成套的优待俘虏政策。
我们的被俘人员基本上是由于陷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被敌人俘虏去的。在敌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表现都是勇敢无畏不怕死的，所以在回国时，我们是热诚、真切的欢迎他们归来的。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回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些部门有些人对被俘人员采取一种歧视的态度。有的直到“文革”后还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贺明在很早就予以注意。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把“解释工作”中的日记选择了一部分，给它起名为《一个解释代表的日记》。由于那时报道战俘还是个禁区，除了送给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外，将军没有去想是否出书的事宜。但没想到，38年之后，原193师的文化科长王文汉又把那份日记返送给将军。于是，贺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整理这本日记上。庆幸的是，在翻箱倒柜中，他还真的找到了在朝鲜记的那本原始日记。此外，还有当时的工作日志。于是，他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约3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1990年9月，此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击当时美国某些人对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恶意攻击，将军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一个名：《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因为这本书用大量事实记述了我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时受到的残酷的人身侵害。
他在实践着实事求是的路线
在采写《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的过程中，贺明又接触了许多在抗美援朝中的被俘人员。这个接触是艰难的。因为时间长，路程远，为了了解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资料，将军让司机开着车先后跑了全国十几个省市。不管春夏秋冬，风吹雨打，他都按计划出发。有一次。因为下雨，小车拐弯时又遇大雾，贺明的车险些被一辆大卡车撞进山谷里，这次事故造成贺明右臂脱臼。直到现在，每遇阴天，将军的臂就要疼。
一次次艰难的远行，将军了解到不少第一手的资科。在山西运城及万荣，将军搜集到了原志愿军538团副参谋长杜岗的许多资料。杜岗是山西万荣人。在一次战斗失败后，被敌人押到集中营，敌人要他交待出我被俘人员在集中营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杜团坚持不说，敌人就挖个坑，把他推到坑里，说不交待就活埋，土一直埋到脖子上他还不说。之后，敌人又打他，一棍子打来，满嘴是血，四颗门牙掉了下来。在集中营，杜岗是共产主义团结会副书记，后代理书记。1953年8月13日，他和其他人到达坂门店，代表战俘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递送了控诉书。
吴成德，山西翼城县人，志愿军临汾旅团政委，入朝时代师委。在敌集中营他表现的坚决勇敢，威武不屈，矢志不移。但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了党籍和师级待遇。
件件往事深深震撼着将军的心，他决心为党的事业在有生之年再做些有意义的事。他自知自己文学功底不深，就专门补习了高中语文。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本40万字的书写成了。这本书控诉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犯下的一桩桩罪行，在集中营，为庆祝国庆，我们的同志冒着敌人飞机坦克的镇压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升起五星红旗，有的同志勇敢地爬上旗杆，肠子被敌人的枪弹打了出来，这位同志把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斗争，直到英勇地倒下。有的人为了回国，把脸上的字一刀刀刮下来，其精神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革命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将军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去歌颂。将军很赞成集中营地下组织领导之一张城垣的这种说法：革命首先是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活一天就想法同敌人斗争一天，要时刻准备牺牲，又要准备不牺牲，竭力避免无谓的消耗。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将军经过几年的辛苦劳作，又写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记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坚强意志的书，书名叫《忠诚》。（阎志杰 梁新民）
在战争中成长
将军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七·七事变后不久，也就是1937年9月，贺明和几位有着共同理想的同学背起了行李，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了延安。在这里，他考取了陕北公学。这里很苦，但贺明觉得，这里学了不少知识，也懂得了很多道。听了毛主席的几次报告，使贺明的思想觉悟又有了迅速的提高。因形势发展快，贺明和其他陕公提前毕业的百余名同学奔向了抗日的最前线，他们向太行山北部的晋察冀军区进发。渡过了黄河，经过了临汾、平定，穿过了正太路，最后到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的阜平。以后又到了冀中军区，被分配到民运部任干事。
1938年5月，贺明被任命为人民自卫军六团三营教导员。他感到很突然，觉得自己没有带兵经验，并且还不是共产党员。但领导说，你已经被批准加人中国共产党了，而经验在实践中就会积累起来的。战争中的事情在现代人看来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但是，无论如何，贺明在战争的硝烟中成长起来了。
1943年2月，冀中军区下令，以17团3营为基础，重建“反扫荡”中受过严重损失的32区队。时任22团政治处主任的贺明又被命为32区队政委。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32区队在开辟新区的斗争中，先后袭击了马桥据点，拔除了北苏炮楼，伏击了无极县抢粮的敌人，打了许多胜仗。在贺明的记忆中，1944年“巧取禅房”的战斗是最难忘的。禅房，是一个伪军据点。贺明从有关同志的汇报中摸到了敌人的生活规律——每吃饭必吹号，然后到饭厅就餐。
该村群众基础好，有潜藏的条件。于是，贺明便同村支书商定了拔掉这个据点的方案。那天夜里，贺明带着二连，秘密潜藏在距敌据点大门约50米的居民家里；第—天，因没听到号声而未动。第二天，号声一传来，穿戴敌伪衣帽的我化装队遂即前行，主力紧跟在后，当敌门岗正向我化装队的军官行礼之际，化装队已占领了堵门的碉堡，而主力侵占据了饭堂。这次战斗共俘敌54人，还缴获了一批步枪、掷弹筒手枪、战马，而自己无一伤亡。
1949年1月，贺明所在的63军563团参加了平津战役。4月，又参加了太原战役。攻城时，563团担任从首义门西侧突入的主攻任务。总攻开始，万炮齐轰，城墙被轰开一个豁口后，563团的指战员便冲了上去，登上了城墙，在连续打垮敌人的多次反击后，又乘胜向两翼发展，扩大了突破范围。战役结束后，贺明调任军直工部长。
抗美援朝末期的解释组长
1951年2月，贺明随军奉命入朝作战。
战争是以我们胜利而结束的。曾经猖獗一时的美军在遭受重大的打击后，最后只好坐到停战谈判桌前。
而这个停战谈判是相当艰难的。战争打了37个月22天，而停战谈判却进行了34个月又17天。其中关于战俘安排问题这一议程竟占用了整个谈判时间的四分之三，焦点是在战俘问题上双方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和做法。我方按照国际有关公约，对战俘真正实行了人道主义的做法，给战俘以仁至义尽的安排，无论是吃是穿还是住，都受到优待，在遣返时，是真正的遵守自愿遣返的原则，让俘虏自己选择去留。而美方在对待我方战俘时则利用蒋伪特务刺字签名明目张胆地劫持。
在整个遣返过程中，敌方千方百计地要多扣留我方的被俘人员，藉以向全世界宣布有如此众多的战俘在向往自由世界，让人们相信他们在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另外，还有一个不能说出的目的，这就是为其难兄难弟——李承晚集团和蒋介石集团提供人力已经十分匮乏的兵员，充当战争炮灰。对此，我方的对策是据理相争，寸步不让。于是，战俘的遣返就成了敌我斗争的焦点。
1953年6月中旬，时任65军193师政委的贺明被临时调到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工作，并分工为第一大组组长。在这里，他从我被俘人员中了解到许多美帝残酷迫害我被俘人员的诸多事实。在互相交换战俘时，我方放出的美军士兵个个穿着合体的黄色中山装、脸上红光满面。而敌人交出的我军被俘人员则长发、深眼窝，皮包骨头，有的全身只穿件破渭的烂裤头，像个野人一样。他们来到我方解释人员眼前时，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了下来，这些被俘人员见到我们时，就如一个孩子在外受到欺侮而好容易见到父母时的表情，他们虽有千言万语但一时说不出，只有用痛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对于许多人来讲，他们能回来已是很幸运了，在敌人的集中营中，我们的同志被棍打，被刀刺，有的甚至被活埋。最难容忍的是敌人在我被俘人员脸上刺下了有反动内容的字样，而恰恰是这一点，使许多被俘人在回国的问题上犹豫起来。这样，贺明和同志们就向被俘人员做耐心解释，劝他们打消疑虑，坚决返回祖国。对于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贺明都认真记录了下来，在这期间他记了百余篇日记。
在朝鲜，贺明先后被朝鲜政府授予“国旗勋章”和“为了祖国勋章”。回来后先后任北京防空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副政委、军政委，总参防化兵部政委、河北省、贵州省军区政委，1964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军衔。
进入战俘研究的领域
贺明是一位文武双全、军政兼优的将军。他酷爱学习，注重实事求是。在“三反”运动中，他冒着被戴上“右倾”帽子的风险，在掌握政策中重证据，轻口供，既没有让个别贪污分子漏掉、又保护了二十多个没有问题的“老虎”。“文革”时，他任军支左领导小组组长，而后又担任张家口地区革委会主任，他尽其所能，保护了大批干部和群众。1983年8月，将军按副兵团离休后，坚持离职不离休，他把主要精力时间用在撰写革命回忆录上，决心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么多年来，贺明付出心血最我的是在研究战俘和撰写有关文章和书籍上。他认为，有战争就有战俘，而如何对待战俘，古往今来，做法各有不同，作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应有自己的战俘观。而且，我们的实际工作做得也是好的。特别是对于俘获敌方人员(包括日军、美军)，有成套的优待俘虏政策。
我们的被俘人员基本上是由于陷于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而被敌人俘虏去的。在敌人的集中营里，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表现都是勇敢无畏不怕死的，所以在回国时，我们是热诚、真切的欢迎他们归来的。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回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些部门有些人对被俘人员采取一种歧视的态度。有的直到“文革”后还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贺明在很早就予以注意。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把“解释工作”中的日记选择了一部分，给它起名为《一个解释代表的日记》。由于那时报道战俘还是个禁区，除了送给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外，将军没有去想是否出书的事宜。但没想到，38年之后，原193师的文化科长王文汉又把那份日记返送给将军。于是，贺明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整理这本日记上。庆幸的是，在翻箱倒柜中，他还真的找到了在朝鲜记的那本原始日记。此外，还有当时的工作日志。于是，他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约3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1990年9月，此书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反击当时美国某些人对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恶意攻击，将军给自己的书起了这样一个名：《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因为这本书用大量事实记述了我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时受到的残酷的人身侵害。
他在实践着实事求是的路线
在采写《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的过程中，贺明又接触了许多在抗美援朝中的被俘人员。这个接触是艰难的。因为时间长，路程远，为了了解更多的人，得到更多的资料，将军让司机开着车先后跑了全国十几个省市。不管春夏秋冬，风吹雨打，他都按计划出发。有一次。因为下雨，小车拐弯时又遇大雾，贺明的车险些被一辆大卡车撞进山谷里，这次事故造成贺明右臂脱臼。直到现在，每遇阴天，将军的臂就要疼。
一次次艰难的远行，将军了解到不少第一手的资科。在山西运城及万荣，将军搜集到了原志愿军538团副参谋长杜岗的许多资料。杜岗是山西万荣人。在一次战斗失败后，被敌人押到集中营，敌人要他交待出我被俘人员在集中营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杜团坚持不说，敌人就挖个坑，把他推到坑里，说不交待就活埋，土一直埋到脖子上他还不说。之后，敌人又打他，一棍子打来，满嘴是血，四颗门牙掉了下来。在集中营，杜岗是共产主义团结会副书记，后代理书记。1953年8月13日，他和其他人到达坂门店，代表战俘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递送了控诉书。
吴成德，山西翼城县人，志愿军临汾旅团政委，入朝时代师委。在敌集中营他表现的坚决勇敢，威武不屈，矢志不移。但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了党籍和师级待遇。
件件往事深深震撼着将军的心，他决心为党的事业在有生之年再做些有意义的事。他自知自己文学功底不深，就专门补习了高中语文。经过一个个不眠之夜，一本40万字的书写成了。这本书控诉了美帝国主义者在朝鲜犯下的一桩桩罪行，在集中营，为庆祝国庆，我们的同志冒着敌人飞机坦克的镇压举行庆祝活动，为了升起五星红旗，有的同志勇敢地爬上旗杆，肠子被敌人的枪弹打了出来，这位同志把肠子塞进肚里，继续斗争，直到英勇地倒下。有的人为了回国，把脸上的字一刀刀刮下来，其精神实在令人可歌可泣。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革命战士对祖国的忠诚。将军说这样的英雄应该去歌颂。将军很赞成集中营地下组织领导之一张城垣的这种说法：革命首先是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活一天就想法同敌人斗争一天，要时刻准备牺牲，又要准备不牺牲，竭力避免无谓的消耗。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将军经过几年的辛苦劳作，又写成了一本即将出版的记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坚强意志的书，书名叫《忠诚》。（阎志杰 梁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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