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7日，董治安先生走了，走得很突然，也很平静，带着一个未了的心愿——7月9日一起到外地，为我与师兄的孩子庆祝一下高考考研顺利。或许还有其他更大的心愿，我不知道，也无从知道了。

先生是徐州人，幼年丧父，十几岁离开家乡到山东大学求学，毕业后留校，被选作大学者高亨先生的助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把一生献给了山大，献给了教书育人。

我自1989年入门，至今也有二十三年了，但因平日随侍较少，对先生的学问、思想、经历、交游等知之甚少，多是师门聚会，口耳相传，了解不少很见心性的故实。

先生毕业初，正是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的年华，对文艺理论与创作颇有热衷，特邀做了报社的电影评论员，常常发表对新影片的看法，用笔名刊载。有一次忘记署上笔名，那位多次合作而稔熟的编辑大笔一挥，代劳写上了真名，给高先生的女儿发现，兴奋地告诉了高先生。高先生出身于清华国学院，治学一向追求质朴，不尚浮华，专门跟董先生谈话，希望他专意治学，心勿旁骛。从此，先生不再发表专业之外的任何文字，并终生引以为戒。其实先生是有文学创作兴趣的，我写作历史小说呈先生指正时，先生谈过对文学的一些看法；还有先生常常提及留校后的历次运动和迁校至曲阜时的经历，以为是文学创作很好的素材。

先生与师母钱曾怡教授育有一女一子，名字都是高先生选定。高先生为易学大家，即以乾卦之始“元亨”二字命名，长女为海元，次男为海亨。先生以为后者冒犯高先生名讳而请改，高先生以为无妨。先生不便再坚持，但等高先生归道山后，立即改为海恒。我想为尊者讳的传统得以坚持，先生可以安心了，但地下若遇到高先生，不知又会有一番如何的言辞对答呢。

文革期间，高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判，当权者逼迫先生写揭发材料，以为身边人检举真实有力。先生知道此事难以回避，就作了数条揭发，其中一条是高先生封建传统意识特别浓重，对清华国学院的那几位导师，言必称先生而不名，如称王国维为静安先生，梁启超为任公先生。诸如此类，大概提了五条意见，反而是明贬暗褒了高先生，当权者也无可奈何。此材料是否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惜未及问，而被来客阻断。以为可以俟诸他日，现竟已无法求知了。

1992年，我毕业离校前夕，倾向到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山大有位业务水平不错的青年讲师也有此意，出版单位负责人待贾而沽，反复不已。先生多次与那位负责人沟通，并找到那位青年讲师，力劝他安心教研，不必改行为他人做嫁衣，特别提及你已有工作，不要跟学生在争饭碗了。后来，我如愿到了工作岗位，且慢慢熟悉这个行业。过了几年，那位青年讲师还是离开了学校，也到了出版单位，算是与我同事，但蹉跎数年，最后还是回到了学校。或许他在思考人生选择的得失之际，想必能体会到先生为教育惜才的深意。

1999年，先生率众师兄弟开始了《两汉全书》的整理搜集工作，历时十年，成三十六册煌煌巨编。此书本来可由江苏一家很有实力的出版社出版，但当时山大分管科研的一位副校长找到先生说，应留在山大，算是对学校出版社的支持。先生不顾条件低廉，慨然应允，并草签了一、二册的出版协议。项目全部整理完毕，待出版时，出版社坚持按照十年前草签的一、二册协议，支付后来编成的三十四册的稿酬，根本不考虑出版稿酬市场化等许多因素的变化。先生生性耻于言利，在家亦多不理财，数次与之协商无果，深感二苦：一是担心多年心血付之东流，二是众弟子多年勤苦不得所偿。因我从事出版多年，已到山东人民出版社做总编辑，故多次与我谈及此事，颇觉忧虑。我建议先生把此项目交由我社组织出版，且我社的实力、品牌均有所长，但先生遵守旧诺，以为不可，此事遂罢。终与那家出版社签订了那份很苛刻的合同，拿到稿酬后，把自己的主编费匀出，以补部分弟子稿酬的不足。自商务印书馆以来，多数有识的出版人皆遵奉作者为衣食父母的信条，若似等苛待作者，则其事业发展可以想见也。现在想来，先生或许以为我较谙出版业务，有意让我出面协商，但先生并未明言，由同门王承略兄商问，我以都是出版同行，常常免不了开会见面，不便参与而婉辞。今日思之，甚觉惭愧。

今年五一节，海恒兄自上海来归，师兄弟数人一起邀约与先生家人到南山波罗峪游览钓鱼。午间，在香山书院外侧独立的廊亭上小宴，凉风习习，饮酒甚欢。下午钓鱼，我不胜酒力，留车上晕睡，恍惚听闻先生到车上。据妻事后说，先生或许是到车上休息，或许有话要跟我聊，但见我不顾天热依然酣睡，就推说车上太热，又回到水塘边钓鱼。如今想起，竟是与先生的最后一面，无知无觉，无言无语，就这样永诀了。我想，先生或许是劝我节制饮酒吧。想想师门相聚，每每兴浓纵酒，醺然而后欢，虽不及于乱，然终违圣人遗训，也不合先生温和之教，备觉汗颜。

先人有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至为简易，其实二字何止千钧，能践行之者，圣贤而已，克当者几稀矣。恪守师训，笃于师生之谊，以盛年之际十年之功，辑校订补不朽力作《古字通假会典》，又率诸弟子整理重刊《高亨著作集林》，有此忠厚笃实之情者，当世有几？历经劫难，不背师门之教，弘扬授受之德，临难不出卖良知而求利己之便者，当世有几？为人处世，难避名利之惑、口舌之争，甚或有令亲者痛仇者快之事，然当面据理而辩，背后不妄论是非者，当世有几？

古人常论鸿儒硕学，以道德文章概括之。如何评价先生，说出易，说好难，此其一。先生非我一人之先生，学界士林尊敬先生者大有人在，当自有公论，此其二。然受业多年，感铭于心，不避鄙陋，略记浅见。

先生能行忠恕之道于当世者，究其大要，在其内怀君子之乐，外具圣贤气象。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第一种乐趣其实更多是自然运气的成分，所谓天命使然，非人力可以挽回，许多的人是无法分享的，起码是分享的时间不会很长。第二种乐趣和第三种乐趣，先生以生命奉行和实践之，多年侵淫，故心气平和渊静。世所谓君子如玉者，不惟外观温润清白，更重要的是内在之美。遇事不怨天不尤人，而常求诸已，扪心自问，静观内省，宽容雅量，此君子之乐之所乐也。故有君子之乐者，自然外发为圣贤气象，为典范，为楷模，有实绩，有传承。

知人论世，多尊古而贱今，贵远而鄙迩，故世多有东家丘者，此不知人也。太史公有一段评价孔子的鸿文，实属不刊之论：《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我不是想以此来评价先生，但从太史公的文字里，依稀领略到了先生的身影与神态、精神与气象，我想我此时的心意与情感与太史公抒写此段文字之时的心意与情感是遥遥相通的，有一种敬仰与感动，惋惜与哀伤，在心底缓缓流淌。

胡长青 2012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