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七 章   为 子 女 前 行 铺 路

吃过苦的人，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甜蜜；受过压迫的人，懂得知识的力量和重要。解放了，父亲虽然只念过三年半书，虽然家中生活还非常困难，但他宁肯自己省吃俭用，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们都上学读书，为子女们前行铺路，长大了好成为有用之材。1949年夏天，尽管当时女孩子读书的还很少，父亲就把姐姐送进铁厂小学，让姐姐开始读书。

这一年，我姐姐尚玉华已经11岁了，她天天盼望着能读书。穷人的孩子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知道父母的艰辛苦辣。姐姐一边念书，一边帮助妈妈干家务活。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姐姐接连跳了两个年级，只念了四年就上了初中。当时念小学，每到农忙季节，各班课堂上只有3、5个人，父母从不让姐姐误课帮忙，姐姐总是课堂上几个人中的一员。1953年姐姐考绥中初中，夏天大雨连绵，猫眼河水暴涨，父亲带着姐姐和几个同学手拉着手，冒着危险渡河前往县城考场。开学时姐姐刚报到，班主任戚老师就告知她，在绥中初中300多名新生中，姐姐的考分名列第一。戚老师让她当班长，以后又当校学生会委员。1956年姐姐初中毕业，被免试保送到绥中高中。1959年姐姐高中毕业，那年夏天绥中县发大水，多年不见的洪水汹涌澎湃，学校与学生宿舍之间一片汪洋，考试期间考生们夜里就睡在课桌上。姐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由著名教育家匡亚明任校长的国家重点大学——吉林大学物理系。姐姐于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分析测试工作。她从见习员做起，一步一步晋升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曾任金属所分析测试部主任，兼任科学院沈阳分院分析测试部主任和全国冶金系统分析测试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40年的科研工作中，姐姐和金属所的同事们，为国家特种钢材、合成钢材的研制、生产，为“两弹一星”所需特种材料的研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姐姐是我和两个弟弟从小学习的榜样，我们为姐姐而骄傲、自豪。父亲多次对我说，“要向你姐姐学习。”这既是对我的鞭策与期望，也是对姐姐的嘉许与赞扬。

姐姐比我大9岁。在我的记忆中，姐姐时时刻刻关心着父母，关心着弟弟。她念书的时候，每次放假到家，都要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她参加工作以后，尽全部所能，帮助父母供我们三个弟弟念书，还总是把粮票邮回家来，把大米、白面、豆油拿回家来，殷殷之情尽在一言一行之中。直到现在，我们随时都感受到来自姐姐的关怀与温暖，姐姐是我们的主心骨。去年，姐姐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我们全家十余口人尽数前往沈阳给姐姐祝寿。姐姐、姐夫一家开着车带我们旅游，逛沈阳世博园，游本溪水洞，吃海鲜，品佳肴，又摄影，又录像，其乐融融。在姐姐身边，我们享尽天伦之乐、手足之情，与父母在世时何其相似乃尔。

1955年秋季，我八岁了。妈妈给我做了一个小书包，我蹦蹦跳跳地上学了。1964年8月考入绥中高中。我有父亲的某些基因，在初中、高中念书时一直当学生干部，使我在学校里有了初步锻炼，培养了工作能力，和老师、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6年6月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社员参加生产队农业劳动。一年四季的农活，我全干遍了。从秋季擗苞米、割高粱、打场、刨茬子开始，到冬季拉土、起冻粪、垫圈，到春季散大堆、种苞米、栽地瓜、插稻秧，再到夏季耪地、追肥、打农药等等，样样农活干了个遍。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老老实实干了一年活，我甚至没有当过小组长、记工员。每一天，我都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腿疼。这年冬季，天气寒冷。有一天晚饭后，我尾随着父亲走到大门口，嘟嘟囔囔地发泄情绪，“都累死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父亲深情地看了我一眼，很沉稳地说，“不要着急，要向远看。”轻轻的一句话，我理解了父亲的远见，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我又实实在在地干了8个月，直到第二年9月，才被公社教育组选中，到牛心学校初中班做民办教师。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我当了县教改组干事。以后，我陆续做过公社业教助理、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宣传委员、县人大综合干事，当选过镇长、镇党委书记，任职过县直机关工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在38年多的工作中，我还当选为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县委委员，当选为锦州市人大代表、葫芦岛市党代表。在工作中，我始终以父亲为榜样，向父亲学习，兢兢业业干事，认认真真做人，尽心尽意当好人民公仆。

2009年9月，我被“双百”人物的英雄模范事迹所感动，开始为每一位“双百”人物写作一首诗，或填写一首词；同时，精心简练地编撰了他们的丰功伟绩。2010年7月，自费出版了《共和国丰碑》一书，宣传“双百”人物的崇高品德，使读者从中记住“双百”人物的名字，略知“双百”人物的事迹，领略“双百”人物的风采。2011年4月，县关工委出资印刷《共和国丰碑》5000册，赠送给全县中小学校，对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我在退休之后，仍有机会为社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

我二弟尚尔友，比我小三岁，和我的经历差不多。上初中时就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离开了心爱的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干了两年农活。1970年上县“五、七”大学，一年后毕业分配到县二工业局所属的农机修造厂当工人。父亲说，当工人是锻炼，应该接受锻炼。二弟在工厂一干就是近二十年，每天起早贪黑，赶火车，跑通勤，很是辛苦。直到1989年碰到机会，才调到荒地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任副站长，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为公社党委抓农业生产当参谋。历史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二弟无意之中，做上了父亲生前的工作，继续着父亲未竟的事业。他走到哪里，人们都说，“好好干，向你父亲学习。”

二弟和我都在公社、镇里先后工作了十五、六年，自知和父亲相比差距甚远，不能同日而语。在家乡的农技推广工作中，他不但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斐然，还吃苦耐劳，注重于实践。在工作之余，他在自家承包田里进行技术试验，搞杂交玉米新品种和水稻栽培试验项目，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赢得全镇的高产指标。他的实践，起到了有力的示范作用，使自己在工作时心中有数，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技术指导。我父亲解放前虽然只能念三年半书，但是钢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好，沉稳端庄，雄浑大气。二弟明显继承有父亲的基因，写得一手好字，让我很羡慕。

我三弟尚尔亮年龄比较小，父亲去世的时候，还在念初中。1974年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当了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沈阳部队政治部当司机，给首长开小车。三弟继承父亲的传统美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刻苦钻研，驾驶技术精湛，车辆保养得精心，很得首长的赞许。连续干了十余年，转为志愿兵。1985年转业到锦州市（兴城）干部疗养院，继续在车队开车。三弟以疗养院为家，一心一意，坦诚朴实，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他注意为单位节省每一分开支，从来不多报一次出车补助。三弟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技术能力，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得到全院的一致赞誉。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疗养院的车辆逐年减少。到了2002年只剩了一辆车，只需保留一个司机，院领导仍然是选中了他。

三弟从小天真活泼，爱说爱笑，多才多艺，爱好文艺，爱好体育；会吹笛子，会画画，写得一手好字，能跑能跳。同学们、同事们都羡慕他，愿意和他在一起玩。很多技艺，不知他什么时候学习的，好像是无师自通。他画的一幅猛虎图，至今还挂在家中的客厅里。三弟感情深厚细腻，在部队时给我写了很多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兄弟之情。我是大哥，他以我为依靠，有什么事情都要和我说。他在兴城结婚安家，大事小情，全部征求我的意见，由我为他做主拿主意。手足情深，无以复加。

1966年以后，我们姐弟四人陆续结婚。儿女婚姻大事，自然要父母操心。高中毕业还乡以后的第二年——1969年，当时“文大”中的武斗虽然已经结束，所谓的“斗批改”却正在全面地进行，深入清理阶级队伍却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工农业生产承受着巨大的冲击，人民生活水平还很有限。这年5月15日，我和郑凤云结婚了。这个时候的喜事，不要彩礼，没有庆典、没有喜宴。把新媳妇步行着接过来，一家人吃一桌饭，就算办了喜事。在这样简单的情况下，父亲却张罗着给儿媳妇买了上海产的“蜜蜂牌”缝纫机。这样第一等品牌的缝纫机，当时一年仅分配给荒地公社两台指标，还要花费180.00元去买，相当于父亲近3个月的工资。父亲为了我的婚事，费了多少心思啊！这样贵重的结婚礼物，我和凤云历经五次搬家一直珍藏着，现在已经成为我家的文物。

现在，我们姐弟四人，四个家庭，有八个孩子。孩子们大的已经四十多岁，小的也已经近而立之年。他（她）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是骨干力量。大家庭温暖如春，热烈似火，其乐融融。如今，社会发展了，物资丰富了，生活提高了，父亲却较早地离开了我们。看着现在的幸福生活，想着已经远行的父亲，我心里有着永远无法抹平的痛。父亲那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资产，但那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使我今生无限富有。父亲教导我们，要“认认真真用心做事，淡泊名利；踏踏实实以诚待人，讲求奉献”，引导着我一生的前进方向，是我的人生座右铭。今天，我有幸保留了父亲的一个工作笔记本。打开这个笔记本，字里行间处处浸透着父亲的谦虚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的奋斗气概，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无私奉献的忘我精神。这些财富，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让我终身受用。

父亲的时代，没有使用上电灯，没有听过半导体收音机，更没有看过电视。他所拥有的是把我们带大了，或者说还没有完全带大，他自己就累病了。父亲的报效祖国的情怀，热爱人民的意识，积极向上的精神，永不止步的品德，决定了他忘我的工作状态。在岗位上，父亲总是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是驾辕的马，拉车的牛，不用扬鞭自奋蹄。到1970年，父亲仅55岁，由于旧社会对身体的残酷摧残，加上多年的辛劳，就累倒了，早早地得了严重的疾病，不得已躺在了病床上，开始了与疾病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