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更宽广的尺度上来观察，凌纯声先生与中研院这种强调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着重搜集传统风俗与历史源流而偏向民族志的描述的学术取向，只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中的一派。根据唐美君（1976:9）先生的说法，一九四九年之前，人类学因研究的对象、主题及理论上的不同，而有南北两大派之别，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黄应贵（2000:287- 288; 2003:12）认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正可以说明「历史学派」的特性。《松》一书虽强调「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但全书描写物质、精神、家庭、社会四方面的描述，却无法让人明确知道是在适应怎么样的生活环境下创造出来的。而凌先生只关注如何利用该族数据解决中国上古史的宗教起源问题，这是一「礼失求诸野」的态度与作法，将人类学、民族学所研究的「原始民族」，视为上古社会文化的「遗存」，而为应证及了解上古不解之谜的的证据，而这种「溯源研究」及其背后的传播或演化论的学术典范，就从中国大陆一直带到台湾，影响了近五十年来有关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使得描述异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界定中原华夏民族自身的认同，而充满了汉人中心主义的观点（ibid2003: 200）。

       这也使得凌先生在回国前后的学术研究发生断裂，回国之后，他并没有延续在法国的所学，他对赫哲族的描述与他的老师Mauss所阐述的功能理论拉不上关系，他忽略了已有的人类学理论，采取当时中研院学术风气所强调的「反对疏通」的作法，而更关心中国历史问题的解决。或许这是当时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使他有「学以致用」急切感，但他在「学」到「用」之间转了一个折，将所「学」得的人类学作了筛选，忽略理论，重视科学与历史，转为为国族建构之「用」。以「科学」研究「历史」是当时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的，傅斯年曾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