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研究
发布时间：2010-11-12 18: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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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因此在信仰存在着一个「纯粹客观史学」的前提之下，凌先生以及当时的历史学派都以研究者所认定的「客观标准」来确立民族，而与被研究者的主观看法毫无关系，这使得在八零年代以前，台湾的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在此「客观科学观」的限制之下，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ibid 2003:206）。但吊诡的是，这些研究虽然都有「科学研究」之实，但却都脱离不了国族╱国家主义的意识型态下异己与已关系之观念的影响（何翠萍1999）。但黄应贵先生也强调凌先生的研究仍有后辈所不及的优点，他充分利用已有的历史文献资料，这是许多人类学家从事中国研究所忽略的，而凌先生早在1934年便作得非常杰出（ibid 2003: 12）。对于凌纯声先生而言，在了解赫哲文化之前，就必先搜集古代东北民族与赫哲族的资料详加考证，先弄清楚他们的源流以及相互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934:序言）。
凌先生来台之后，主要的研究兴趣转到环太平洋文化上。他用了很多文化特质来证明环太平洋各民族均源于中国的说法。黄应贵（2003:18-19）先生认为这类研究虽然可以满足国人自尊心，但却呈现出太多传播论的缺点。他忽略了文化的采借，以相同的文化特质来当作同出一源的证据，他把不同的语系与民族轻易划上等号，而且即使可以断定「台湾土著在远古来自中国大陆」，也不能就此断定「整个原马来族是由亚洲大陆南迁至南海群岛」。凌先生这种把现存的土著文化，当作是「上古史」之活的史料，而最终试图找出历史的发展与理解上古社会的目的，使其在方法上偏向依赖少数报导人的报导以及历史文献的考证，在理论上则有强烈传播论派的色彩，而背后，都有强烈的「国族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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