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雲江先生：您好！

    元月八日您寄来的信和抗日灵宝战役的一些历史资料均收悉，勿念。

一直以来，我和广大的灵宝人民认为，不论哪个政权，哪个军队，只要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为灵宝人民出过力，做出过牺牲的，我们都应该永远铭记。我曾多年着力于相关史料的收集，并于2007年编著出版了《灵宝抗日战争史略》一书。由于种种原因，本人始终觉得所收集到的涉及当年灵宝战役的军事史料有所欠缺，您收集并寄来的資料在一定程度上使欠缺的史料得到补充。这也表明，尽管灵宝战役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是这段史蹟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勿忘历史，传承后人，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使命。

读过您的回忆文章，觉得您的父亲戴慕真将军的确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将领。应您的要求，并根据我所掌握的史料，针对他在此次战役后以“作战不力”蒙受的处罚，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并谈谈个人的看法。

一、灵宝战役是日方統稱为一號作战（即豫湘桂会战）第一阶段（即河南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方的战役计划是：集结侵华以来最强大的机动兵力，包括坦克师团，用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冲破灵虢防线，歼灭国军部队于弘农涧河沿岸，并寻隙侵袭潼关。国军部队则在灵宝、阌乡地区集结，作三线阻击防御部署：灵宝、陕县交界地段为第一道阻击线；灵宝、虢略镇、弘农河一线为第二道阻击线；豫陕边境的卢灵关、三要司、巡检司一线为第三道阻击线。

从5月末到6月4日，国军组织了陕州反击战。尽管付出不小的代价，终因后援兵力跟不上，没能取得预想的结果。而完成了集结的日军，按照预定的计划，从6月5日开始大举向西进攻。广大国军官兵奋不顾身，英勇还击，使日军遭到意外的顽强抵抗。战斗当中，日军主要是利用集群坦克掩护骑、步兵冲锋陷阵。守卫阵地的国军在缺乏有效的反坦克兵器的情况下，硬是豁出性命，利用集束手榴弹对付阵前的钢铁巨兽。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是灵宝战役的国军将士开创了步兵打集约坦克群的成功战例。灵宝战役后期，从西安专门派到前线来的22名军校学员，用11具美制火箭筒，一举击毁日军20余辆坦克，极大地震慑住了日军坦克师团疯狂进攻的锐气。鏖战十天的灵宝战役，最后以日军撤出，转而沿平汉铁路向南方发起进攻而告结束。

这场防卫战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西侵关中的企探，对于稳定大后方，振奋抗战到底的民众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灵宝战役的作战实绩，使美国改变了以往认为国军“抗战不力”的看法，随即调换了坚持这种观点的盟军驻华总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同时大量增加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援助。可以说，八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灵宝战役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参战国军将士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应当永载史册。              

二、灵宝战役期间，国军部队经历了驰援反攻，撤退，再反攻的过程，最终恢复到战役前的势态。与抗战七年来大不相同的是，国军统帅蒋介石总司令对灵宝战役动了抗战以来从未见过的肝火，明令战区主官胡宗南将军，务必严惩几个“作战不力”的师长、团长，甚至军长。其原因是，当时同蒋介石总司令闹矛盾得不可开交的史迪威将军派美机到灵宝作空中侦察，拍摄了照片，并以此证明国军不能打仗，有成建制、列队后撤的情况；进而提出要美国减少对国军方面的军事援助，甚至要求把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撤换掉。蒋总司令坚持要枪毙几个官员，确实是事出有因。

当时被枪毙的傅维藩将军，后来由胡宗南将军的副手住持，加以厚葬，并对其家属给予抚恤。你父亲戴慕真将军能够由何应钦总参谋长以“一时失利”之故开脱了死罪，并在出狱后又在原来的战区按原来的军衔录用。这些事情也足以证明，蒋介石总司令当时运用“作战不力”的上方宝剑，临阵斩将，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接下来，由于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拖延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答案。客观地说，这几名受刑的军官，屈了个人，全了大局；为统帅赴难，为下属担纲。他们虽然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做了无谓的牺牲，却减少了更多人的无谓牺牲。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其中有他们的特殊贡献。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灵宝民众也不会忘记他们。

三、灵宝战役期间，国军的战区、战场司令官调兵遣将，切实执行统帅部的战略决策，功不可没。但是，根据一系列当年参战者的回忆和军事家的事后分析来看，灵宝战役中日双方互有输赢。日方赢在武器装备精良，事前计划周详，各部协同较好。中方赢在“精神战力”（一位参战的日军军官事后言）；除了武器装备水平较日方相差许多之外，更主要的是输在了战区、战场司令官策划不周，指挥不当，违背了“制人，而不制于人”的战争规律。譬如，指挥层次太多，缺乏合理策划，阵地编成无纵深，兵力部署过于分散，在交通联络不便的情况下，往往出現上下命令和报告不及时的情况。从而，增加了前线官兵许多不必要的牺牲，并多次出現激战期间由于力量悬殊不能作有效的防卫，被迫后撤乃至散乱的情况。又譬如，在灵宝作战的日军由于规定的日期已到，奉命于6月12日黄昏开始撤退。而国军战场最高指挥官是6月11日凌晨下达全线后撤命令的，如果再晚一天多，就没有必要做后撤的决定，也就不会给美机从空中拍下“成建制列队后撤”的照片了。

灵宝战役后，以“作战不力”罪惩治多名将校官员的事情发生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是国军统帅部不得已而做出的牺牲；这些受刑的官员成了战区、战场司令官开脱自己指挥不当责任的牺牲品。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国军的参战人员以及军史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对灵宝战役做具体的记述和分析了。

四、戴慕真在灵宝战役中究竟是“作战不力”，还是“一時失利”？综合战史资料，特别是时任副师长的黄剑夫所写的《我所亲历的灵宝战役》和编绘的第109师灵宝战役行进路线图，同我所掌握的相关情况基本上是相符的。109师原先的正、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于灵宝战役之前的8个月、2个月和当月因病离职，戴慕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在灵宝战役期间，109师所管辖的325、326、327三个团陆续奉命，分别去单独执行防卫或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与师部相距近则十来公里，远则三、四十公里。队伍在漫长的防御一线，接敌时都曾做过奋力的抵抗，往往因通信联络和指挥部署跟不上，前有强敌，后无援军，而出現散乱后撤的情况。即使在这种十分紧急、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戴慕真并没有临阵脱逃，而是一次次设法寻找、招集、组织自己的队伍，始终处于进退有序的状况。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可以说，灵宝战役他是尽了心、尽了力的。

6月6日下午，战场司令官李延年手令必须守住阵地，不许后退。直到当天晚9时，才接到马法五转达的李延年的命令，组织部队转移。这件事究竟是戴慕真“作战不力”，还是上司“施令不当”，很值得斟酌。就我所知，国军左翼部队在此之前就已大部往后退却，单靠327团是无法阻止当面之敌；326团也因孤战无援，团长、营长受伤，形势紧急。而戴慕真师部所在的东水头，在周围一带乃是最低洼之地，离公路又很近，日军袭来，唯有死路一条。这时候如果部队失去主官，也将付出更多的无谓牺牲。客观地看，部队奉命转移前，并没有出現丢失阵地的情况。到战役结束，统帅部追查责任，他最终还是当了替罪羊。当时，蒋介石总司令正在火头上，批示严处战区上报的几名官员。何应钦总参谋长能够改批总司令的成命，对戴慕真加以宽恕，显然也是认为戴慕真在灵宝战役中乃是“一時失利“，而不是“作战不力”。

戴慕真个人的这场值得同情、发人深思的遭遇，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当年国军中存在的用人唯亲，排斥异己的不良现象。这样一点点地丧失了军心，丧失了民心，最终败失大陆，也就成了国军的必然历史结果。

五、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寄言台湾当局：依我过去负责灵宝市群众信访工作的经验，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出現的冤案，事后能平反的可以尽量给予平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化解一切能够化解的历史遗留问题，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做无论对国家，对民族，对当事者，对办事者都有利。

受理此案的法院可能以“事过久远，难查实据“为由，加以回驳。希望台湾峰层领导人士能够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出发，对这种明欠公道的冤案做出平反的裁决。从而，抚慰当事者的后人，化解积怨，为推动两岸的合作关系增添有实际意义的内容。也希望参加过灵宝战役的国军在世官兵，以及他们的后裔，到大陆来观光交流；特别是到灵宝来，缅怀抗日英烈，看看当年的血肉战场今天所发生的动人变化。进而为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原河南省灵宝市委、市政府

信访办、史志办、对台办公室负责人）张  仓 （签字）     

日期 ：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         

（原件第三頁影印附于次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