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罗维道政委

——忆70年代跟随罗政委参加“冤假错案”平反及其它

潘   少   峰

          10月20日晚上，我忽然接到罗愤姐姐的电话，告知罗维道政委因病抢救无效于18日晚去世，定于24日上午举行追悼会，顿感异常突然。几天前我还往南京军区总医院高干病房打电话，罗韧哥哥告诉我说老爷子恢复的很好，准备21日返回南昌，火车票都买好了。19日下午我还往病房打过电话，没人接，还以为去看病检查了，没料到竟会是这样！此时，去年12月中旬我去南昌看望他老人家，一起聊天、拍照、看电视，他临走时还嘱咐我有空常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现在却阴阳相隔，心中不免是一阵痛楚。21日我赶紧预订了北京到南昌的往返机票，22日乘周末休息日就急匆匆地赶往南昌参加他老人家的追悼大会。

从1978年临时借调到南昌青云谱干休所认识罗维道政委至今已近33年，我和他老人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哥哥姐姐们更是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家里人。回想往事，当年跟随罗政委那段时间所经历的许多事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上世纪的1976年10月，刚刚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由下乡插队的山区农村参军入伍，来到了江西省南昌市的省军区独立师特务连警卫排当兵。1978年的10月份，当时我在师机关当公务员，一天，军务科长找我，告知福州军区南昌青云谱干休所向我师借调二人去给老干部担任警卫员，让我去，同行的是一位福建老乡。

第二天，我们即来到南昌青云谱干休所沈副所长处报到。沈副所长告知我们任务是：陪同罗维道、李国良、陈浩、郑亦胜几位老红军去福州参加“冤假错案”的平反活动，几位老红军中你们主要照顾罗维道和李国良二位老同志，我跟随罗维道，另一位战友则跟随李国良。

随后，我们二人即来到干休所的会议室，罗政委的爱人童健阿姨早已经在那等着我了。她向我详细介绍了罗政委的身体情况和平常要注意的事项，此时我才得知罗政委是由于文革中因所谓的“刘培善三人反党集团”受到迫害，60年代末被关在福建武夷山的九曲宾馆办学习班，冬天也不给热水用，天气冷，冻的手脚均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现在一到冬天遇冷手脚关节即会肿胀，因此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顾。虽是第一次见到童健阿姨，但她的亲切、和蔼和慈祥不仅使我感动，更给我留下来了很深的印象。

到福州，我们住进了军区的梅峰宾馆，第二天罗政委去参加冤假错案的平反会，我则留在宾馆内等待。平反会后，从他回来时所表现出的神情我可以看出，他非常高兴，心情非常好。是啊！从60年代末开始被冤、被整至今将近10年的时间，今天冤屈终于得到了平反，能不高兴吗？而人生又能有几个10年呢？

平反会开后，罗政委精神状态特别好，也许是刚刚恢复了“戴罪之身”，急于想和老领导、老战友分享他的兴奋和喜悦，也许是长时间没有和老战友相见，有很多话要和老战友们聊聊，并了解他们的现状。随后在福州的几天时间里，我随他去看望了皮定均司令的夫人张烽、福州军区后勤部长周桂生、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熊兆仁、福州军区空军参谋长恽前程，还到福建省立医院的高干病房去看望住院的福建省副省长兰荣玉等多位福州军区和省领导及老战友。

去福州的路途上，罗政委向我详细地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得知我家就在福州市区，当兵两年还未回家探亲过。所以，在几天忙禄之后就让我赶紧回家去看看，还和我开玩笑道：你们家在福州应该可以算是“富农”哟！

一天，我随罗政委去福州军区总院高干病房看望一位身患肝癌的湖南籍老红军，也是他的老战友。进病房时我看到，病床上躺着一位老人已经满脸发黄，说不出话来了，面对老战友来看望，看得出他想说什么，可只是嘴巴动动，却听不清他在说什么，罗政委和其爱人说了一会话，询问了一些事情后就告辞了。当我们走出病房时，我注意到罗政委泪流满面，他边走边对我说，这位老人也是13岁参加红军的，也在江西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却在文革中被整的十分厉害，落到今天这个处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江西苏区各地留下了许多红军部队，面对国民党军队惨无人道的清剿，坚持和国民党进行了异常惨烈的三年游击战争，许多同志倒在了那块孕育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红土地上。三年后他们走出深山，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了全中国。这种在战争期间结下的战友生死情谊，是任何人都难以体会到的。此时，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代开国将领他们之间的战友情深。但是，很遗憾，现在我已经不记起那位老人是谁了。

11月，我们回到南昌，罗政委告诉我先回连队休息，但不是回部队报到，过几天还要随他去上海。根据福州军区的安排，对冤假错案平反后的老同志统一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检查身体。我回到师司令部和连队汇报并办理了外出手续领取差旅费后，就随罗政委去了上海。

我们一到上海就直接住了南京军区的延安饭店，罗政委住在高干楼层，我则住在另一栋一般干部住的小楼里。来迎接我们的延安饭店的一位领导一见到罗政委就对他说：“粟裕同志今天刚刚才走，他也是住在这个楼层。”罗政委一听直叫后悔说：“哎呀！要是早来一天就好了！”后来听罗政委说：和粟裕同志上一次见面是在文革前，他在福州空军任职时。是啊！经历了文革，特别是文革中他被无端地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60年代末被赶到武夷山参加学习班接受所谓的“审查”，70年代初，在未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情况下又被强迫离职“逐到”南昌“休养”，10多年了，未曾见过老领导一面，况且粟裕同志于5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心中有多少事情想聊聊啊！可惜的是，机会就这样地错过。后来他们好像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在延安饭店几天，罗政委先到华东医院做身体检查，检查前，医院搬出了他的病历档案，我惊讶地看到，厚厚的一叠病历档案纸张都已经发黄了，一问才得知，从上海解放罗政委就在这里看过病，所以医院里从1949年开始的病历档案全都保存在。在办理好入院手续后，罗政委住进了华东医院，我则每天去。其实，在住饭店短短的几天期间，罗政委也很忙碌，得知他来上海看病，空四军、东海舰队和上海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都来看望罗政委。

由于文革的冤屈得到了平反伸冤，罗政委的心情很好，况且年龄也不算大，他急切地盼望能出来参加工作。因此，住院期间他一边检查身体、治疗战争期间留下的老毛病，一边就开始给当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和政委的李志民写信，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记得在信中，他详细叙说了自己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具体情况、以及保护了不少被“批斗”领导同志的家属和孩子，还谈了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身体还很好（确实，我当时22岁，走路常常跟不上60岁的老人，经常要小跑），完全可以出来参加工作，希望能继续为党和军队的建设做些微薄的贡献。信写好都由我帮助誊清，罗韧哥哥来帮助他修改，我记得信先后誊清过五次才最后定稿寄出。过后一年多我退伍回乡，到82年来南昌探望二位老人时才从童健阿姨处了解到，罗政委的“求职信”寄出后不知何原因“杳无音讯”，上级始终没有让他出来工作。我想：也许因为是文革中参与整他的一些人当时都还在位，他们都不希望罗政委出来工作的原因所致吧！我只知道，为此，老人家郁闷、赌气了好几年。也确实“打击”了他想为党和军队建设再做奉献的一片真诚之心。

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期间，许多当年新四军、三野部队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得知罗政委已得到平反，并来到上海治病，都来纷纷看望罗政委。

文革中被批为“毒草”和“丑化解放军将领形象”的著名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来看望过罗政委。在他们的谈话中，我看到，在谈及文革所受的冤屈和迫害，对曾经所受到的苦难和不公正待遇，他们是那么地淡定和不屑时，深为他们那种对党、对国家的忠诚，为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埋怨、不怨恨，虽受迫害但依然对党充满着信任，对革命的事业充满着热情，依然谈笑风生所感动。记得他们在聊天中，罗政委还和吴强开玩笑说，这下补发工资你可成了富翁了。解放战争时期，罗政委在27军81师任政委，从山东战场一直打到上海，这支英雄的部队，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来许多传奇的故事，脍炙人口的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战上海》都是出自27军这支部队。《南征北战》就是根据吴强的小说《红日》改编的。而渡江战役中27军军长聂凤智在渡江成功后给总部领导拍发的一句口授电文：“我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也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最富有诗意的电文。

有一天，上海一个部队医院的院长（女同志）来看望罗政委，他们聊起时我才知道，她是罗政委抗日战争时任团政委时的团部卫生员，他们在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依然是记忆犹新，几十年了，当说到团长徐绪奎（刘别生）当时牺牲时的情景，他们都流下了眼泪。

罗政委在沪治病期间，空军政委余立金同志去世，有关部门通知罗政委赴京参加追悼大会，空四军还为他准备好了飞机。但由于当时医院正在治疗他战争时期留下的耳聋老毛病，不肯放罗政委出行。对此，他发脾气要求去，可医生始终未同意，为此他还生了好几天的闷气。

住院期间，罗政委还去看望原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中将的夫人左英同志。刘培善政委是文革第二年被叫去北京参加学习班的，可在京期间，说他是“想不通”上吊自杀于学习班驻地的锅炉房中，就像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自杀”于家门口一个水井中一样，至今都还是个无头案。

在华东医院治病期间，我曾被罗政委“骂”过两次，但不是为我。一次是我在医院得知福州军区一位副政委也住在这里，就和他提到，罗政委听到满脸怒气到：“别提他，墙头草哪边得势哪边倒的人！”；还有一次是我看到福州军区另一位副政委在走廊上，和他说起时，罗政委也和上次一样说到：“不要说他，软骨头一个”。体现出了他那种是非曲直分明，对政治立场不坚定、随波逐流的干部的厌恶。

在上海期间，在罗政委和老战友谈话中，每每谈及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一些领导、战友对他的栽赃、陷害或指责，他总说：“战争时期都在打仗，我脾气是不好了点，批评你们、骂你们，完全是为了工作，有时是对你们一些人在打仗时的领导无方和错误批评你们，可我没有一点恶意。但是有一些人却在文革中以此来整我，就有点不地道了。”

上海之行结束回南昌时，罗政委还去锦江饭店看望了来上海出差的老战友，曾任福建省省委书记、副省长、国家轻工部部长和广东省省长的梁灵光同志。

1979年1月和罗政委回到南昌后，我向当时干休所的沈副所长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后就回师部报到了，师军务科通知我暂时不要回连队去，要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送兵任务，担任江西省军区送兵团的通讯员，之后和送兵团团长（师三团副团长）一起先到了湖南衡阳军分区联系、查看送兵集结地点，而后返回南昌，接着春节前将江西省军区的800人送至衡阳集训。

1980年1月，我部队已经超期服役一年（80年前为2年兵役制），退伍回到家乡福州。

几个月的警卫员经历，不仅使我对罗政委的革命经历有了很多的了解，更使我对罗政委和童健阿姨二位老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们的率直、坚韧、刚强、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军队建设的一往情深，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正直、友善和一身正气，更使我和二位老人建立了长达近33年的感情。

1982年国庆节，我婚后第一年，我们夫妇去军区庐山疗养院看望同年当兵的战友，又作为婚后旅行看看庐山，回程经过南昌时，到老部队看战友，同时也去看望罗政委。这是离开南昌后第一次来看望罗政委和童健阿姨。两位老人很高兴，留我们吃饭，又问长问短，就像是他久别的孩子一样，是那么的亲切和感人。至今回忆起来，心中仍有一份温暖。

1985年福州军区撤销之前，二位老人每年都会到福州军区总院来检查身体，每次我们夫妇都会去看望他们，有时还带着我的孩子和父母亲一起去。85年二位老人来福州检查身体时，童健阿姨告诉我以后可能不会来福州了，福州军区撤销后，罗政委将改由南昌的94医院负责身体检查和治疗疾病，从那以后，几乎每年的春节假期我都会抽出时间去南昌探望二位老人。

2006年的年底，当时我正在河北唐山临近曹妃甸开发区的唐海县一个五星级酒店建设项目任建造总监。一天夜间约7点多，突然接到罗韧哥哥的长途电话，告知童健阿姨去世的消息，并说第二天上午就要召开追悼大会，由于唐山市没有民航机场，赶往南昌一定要到北京乘飞机，唐海县距离唐山市有45公里，夜间又没有车，而唐山市距离北京又有165公里之遥，北京机场最后一班飞往南昌的飞机是夜间9点多的，我根本无法赶到，只好嘱罗韧哥哥代我为老人献上一个花圈，表达我的哀思和悼念。没有参加童健阿姨的追悼大会，最后见上阿姨一面，成为了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2007年的春节，我去南昌看望罗政委时，还专门去公墓的童健阿姨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我的思念和哀悼。虽然童健阿姨已离我们而去，但她那慈祥的音容笑貌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今年3月份，罗政委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治疗，我每隔几天都会打电话到病房询问他的病情，在经历了几次危情之后老人家恢复的蛮好，10月份，他开始准备回南昌休息继续治疗，谁料突然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去世。一位非常值得尊敬和爱戴的老人，一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将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谨借此文，祝罗维道政委和童健阿姨在天之灵快乐、安息！我会永远记住您们的！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