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上海基地的组建

罗维道 口述  罗  愤整理    此文登于2009年8月1日上海《文汇报》

1950年2月6日晚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到台湾去的国民党空军偷袭了上海，对上海进行了轰炸，杨浦发电厂、自来水厂、部分民房都被炸了，上海沉浸在一片黑暗中，老百姓都笼罩在悲痛和紧张的情绪之中。当时上海已经有了防空司令部，但力量很薄弱，高射炮也没有多少，还都是从国民党部队手中夺过来的，有的甚至是日本军队遗留下来的，很破旧，对担负保卫上海这座大都市实在是勉为其难。陈毅市长决定，在上海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空军部队，加大对上海的空中保卫力量，才能保证上海不再挨炸，上海人民才能过上安定的日子。这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正在苏联访问，和斯大林商讨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大事。陈毅市长通过中央向主席和总理发了电报，汇报了2.6轰炸的情况和在上海组建空军基地的想法，毛主席马上就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红军能支持和帮助我们，斯大林当即就答应了。他派出了当时攻打德国柏林的一个英雄飞行师，带着40架飞机，其中有20架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和20架IL-11螺旋桨攻击机，来支援和帮助我们。

我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野9纵27军81师任政委，完成解放上海的任务后，就和部队一起到了浙江宁波，准备解放一江三岛和舟山群岛。一道命令把我调到了空军，让我到杭州笕桥机场去任预科总队的总队长兼政委，担任选拔和培养飞行员、地勤保障人员的任务。干了不到一年，2.6轰炸了，一个电话又把我调回了上海。一到上海，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就约我一起去见陈老总，因为他知道我是陈老总的老部下，和陈老总非常熟悉，所以连上楼和进办公室他都把我推到前面，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一见到陈老总，他第一句话就是：“苏联要派空军来了，帮助我们在上海组建空军基地。保证上海不再挨炸，我这个市长才能当得下去。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在场的还有副市长潘汉年、市委秘书长周林等人。回来后我们马上开始了筹建工作。空军上海基地的建制和任命也很快批了下来，副军建制，战斗英雄张慕汉任主任，我任政委。

为了迎接苏联空军的飞机，我们对上海的几个机场进行了考察，苏联顾问团的专家们也参加了，江湾机场、大场机场、龙华机场、虹桥机场等，比较下来苏联专家说虹桥机场周边的条件最好，有发展空间，地势平坦，周围没有大的江河，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就决定重建虹桥机场为空军所用。虹桥原来就有机场，始建于1921年3月10日，由北洋政府航空事务处（后扩编为航空署）选址后报北洋政府国务院批准建造的，1934年扩建过。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带着一名士兵乱闯虹桥机场，被卫兵击毙，日本即以此为借口于8月13日发动了侵占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战争，上海沦陷了，虹桥机场也落到日军手中，他们又强占了土地，把机场的面积扩大到2513余亩。当时国民党军为了阻止上海的解放，在上海外围修了许多军事设施，在虹桥机场内外就建了不少碉堡。到我们去考察时，看到有2条平行的碎石跑道，3条滑行道，7条推机道，要让当时比较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起降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建出一条长2500米（后实际为2070米）、宽75米（后实际为72米）的跑道，还有停机坪、滑行道、机库、塔台，办公室、宿舍等配套设施，改造的难度还是相当大的。陈毅市长亲自挂帅重建机场，还专门成立了虹桥机场修建委员会，有13人组成。参加施工的部队、民工合计有几万人，实行人海战术，白天黑夜轮着干，工地上真是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虹桥机场在快马加鞭地改造的同时，我也在为刚刚成立的空军上海基地找办公和宿舍的地点，房子。我们几个人当时办公和住宿都挤在龙华机场民航局航空指挥大楼里，每天早出晚归地在市区跑。基地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后来安在了建国西路，干部宿舍征用了原国民党民航局的房子，但还是不够。陈老总说，“罗维道你自己去找吧，让熊中节（时任上海市军管会总务处长）陪你去。”我们又在市区跑了几次，找到了几处。一处是巨鹿路上的原亚细亚石油公司法国职员的宿舍，共20栋小洋楼，最后给了我们15栋；还有江宁路254号，一栋花园洋房，原是英国石油公司经理的宿舍。陈毅市长立即同意了，盖着军管会大印的告示马上就贴到了两处的大门上，限期五天内必须搬出，不到三天，外国人就乖乖地搬走了。但是苏联顾问团的专家们住在哪里合适呢？他们可都是苏联的英雄飞行员，飞行教官。刘亚楼看中了华东医院，让我去向陈老总要，他先是不答应，要我再去找找别的房子，可我看来看去还是华东医院最好，又问他要，最后他同意把华东医院的北楼给了我们，暂时当苏联飞行员的宿舍，南楼还是华东医院。后来苏联飞行员也在衡山饭店住过，最后大柏树新华一村的小楼修好后，他们又全部住进了新华一村。为了解决我们基地干部、战士的医疗问题，我又去接管了教会办的济民医院，这就是现在淮海西路上的空军455医院。

斯大林的诺言很快就兑现了，20架米格15和20架IL-11战斗机用火车拉到了徐州，在徐州的九里山机场装配起来，试飞后直接飞到上海。可惜试飞时在徐州就摔掉了一架米格15。虹桥机场改建好后，米格15直接从徐州飞到上海降在虹桥机场，IL-11降到江湾机场。苏联顾问团的专家们这时也全部到达了上海。到上海后他们一边担负着保卫上海的重任，一边还要培养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我们从部队抽调来一些身体合格，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的年轻指战员，再从地方招募了一部份初、高中毕业生，先送到预科大队或航校，学习理论知识，然后就集中到虹桥和江湾来，让苏联老大哥带飞和带教，就这样帮我们培养了不少飞行员和地勤保障人员。记得当年苏联教官教出来的中国空军第一个飞行师长王洪殿，才20多岁，还没结婚，放单飞时飞得很好，可是后来在一次执行任务返航时，就摔在了虹桥机场内，机毁人亡，太可惜了。当时军委空军从北京派来一位副司令员参加了追悼会，王师长的未婚妻也来了。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和顾问团的专家们接触比较多，他们初来乍到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切后勤保障。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也为了增强我们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联欢会和舞会，有时还一起吃饭。我自认为我跳舞不行但酒量还是可以的，以前在湘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打了土豪以后，我们除了把土豪的财产分给穷苦农民，土豪家的酒总要喝点，所以酒量还行。没想到苏联人的酒量更大，喝起伏特加来我甘拜下风。几次把我灌醉后我得了急性腰子病，在华东医院住了半年多，那时国内没有治腰子病的链霉素，陈老总请潘汉年副市长托关系从香港帮我买来了链霉素，治好了腰子病，可是本来我的耳朵就被大炮震得不大好了，听力下降，这次又被链霉素给治得一个耳朵彻底聋了。

当时为了尽快地让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担负起保卫上海的责任，我们是一切工作为了飞行，连星期天也全天泡在机场里。孩子们在保育院也很少接他们回来，飞行第一。开始时空军的高级干部也都参加飞行训练，我也学了几十小时，苏联专家巴金斯基还带我飞过螺旋桨的YAK教练机，可是王洪殿师长牺牲后军委就下了通知不许我们飞了。陈毅市长在百忙中时刻关心着我们，经常过问空军的情况。从飞行到地勤，从训练到生活。有一天，陈老总叫我去，很严肃地对我说：“罗维道，你管什么？苏联专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短裤都破了，你马上找人去做！”估计是服务员看到后传出来的，没想到传到陈老总那里去了。我立即组织人买布做好后送了过去。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陈毅市长每天有千头万绪的工作要做，他已经帮我们解决了许多难题，可是却连飞行员的生活上的一点小事都惊动了他，还要让他操心，我实在是非常的内疚。

我1929年2月参加红军，1933年就认识了陈老总，虽然主力红军长征后，我们都留在江西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但我们不在同一个游击区。1937年陈老总亲自到我们湘赣边来传达中央的指示，要我们下山去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但由于我们与世隔绝太久，对外面的形势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谭余保主席把陈老总捆在大树下几天几夜，差点要杀他的头。陈老总临危不惧，苦口婆心地讲政策，分析形势，当时的我虽然没有权利决定该不该相信他，但我对他的一身正气十分佩服，对他的大智大勇非常崇拜。后来我就一直在陈老总的指挥下战斗，历经了八年抗战和四年解放战争，一直打进了大上海。陈老总平易近人的作风、幽默风趣的谈吐、博古通今的学问、对共产主义的忠诚，都是永远值得我学习和效仿的。解放初期在陈老总身边工作的这几年，是我这一辈子革命生涯中的黄金时期，是我直接得到陈老总当面教诲和帮助最多的时期，也是我工作最舒心、最顺利，最卓有成效的时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陈老总当年的音容风貌，他那爽朗的极富感染力的笑声，他对我们空军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都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六十年来，上海一贯的安定团结离不开陈老总当年以身作则定下的规矩，上海今天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陈老总当年精打细算打下的基础。我们的空军发展到今天这么强大、这么现代化，也离不开当年陈老总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上海的人民现在能安居乐业，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更离不开陈老总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领导和努力。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陈老总——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

                            2009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