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第5年，20岁的容国团从香港来到内地，落户在广州体育学院，两年之后，容国团代表中国人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

那是1959年在西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次夺冠，被周恩来总理认为是当年的第二件大喜事，而另外一件，就是建国十周年，于是，双喜临门，周恩来就把当年诞生的新中国第一个乒乓球品牌命名为“红双喜”。

逻辑上来说，没有容国团，可能就没有红双喜这个妇孺皆知的运动品牌。不过遗憾的是，红双喜一直存在直到今天，而容国团，却早早地在北京龙潭湖畔的老槐树下上吊自缢了，时年31岁（1937年—1968年），正是壮年。

事情要从1950年说起。

这一年，容国团13岁，由于家中贫困、父亲失业，他不得不辍学打工。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容国团来到香港东区的一家鱼行当了童工。

一年以后，在父亲原单位的照顾下，容国团转到香港进步组织工联会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容国团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同时他又是海员工会的会员，而海员工会隶属于香港进步组织工联会，因为这一层关系，容国团才能进到联会。）

工会办公的楼上有一个房间，里面放了一张乒乓球桌，专门供会员们在空闲的时间切磋球技，刚好，这间房子就在容国团办公室的隔壁，就这样，打小在广东老家被乒乓球吸引的他，阴差阳错，在香港再次遇上了乒乓球。

从1952年开始，容国团在这个空间不大的球室一练就是5年，到1957年的2月份，香港举办全港乒乓球锦标赛，20岁的容国团代表工会联合会参赛，一举夺得了冠军。一个天才的乒乓小将，就这样横空出世。

这一年的4月份，当时的世界乒乓球团体冠军、日本男子乒乓球队到香港访问。期间，球队的主力、男子单打冠军荻村伊智朗提出要跟香港的年轻人切磋球技，他没有点名道姓要跟谁（可能他也没把香港年轻球员的技术放在眼里），于是，代表香港乒乓球第一水平的容国团就被动成为了他要切磋的对手。

就是这场所有人都以为没有悬念的切磋，改变了容国团的人生轨迹，甚至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乒乓球的国际地位。

在第一场开局不利的情况下，容国团迅速调整心态，改变打法，以21:19逆风翻盘赢下首局；第二局，荣国团的压力就小了，打法也更自信，进攻防守游刃有余，厉战之下，以21:13赢下第二局。结果显而易见，容国团以2:0完胜当时的世界第一。

如果说两个月之前的香港锦标赛还只是容国团小试牛刀的话，那两个月之后的这场终极高手对决，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大杀四方”，直接引起了当时乒坛的地震。

打败荻村之后，欧洲和日本的球队开始跟容国团接触，他们都在争取这个年轻人为自己效力；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新闻媒体和广大民众对这个天才少年，显然没有多大的兴趣。

他大败荻村的轰动性新闻虽然震惊了国外，可香港媒体却鲜有报道；更加严重的是，一个月之后在马尼拉举办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直接被剥夺了参赛的资格，他的名字被香港乒总会做了手脚，以至于不能参赛。堂堂乒坛第一人，竟无比赛可打，闻所未闻！

困境之下，荣国团只有两条路可选：

1-接受欧洲或者日本的邀请，为他国效力；

2-到内地去，代表中国打球；

他选择了后者。

1957年的夏天，荣国团做了决定之后，就向广东体委提交了申请，到了11月份，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的大力支持下，荣国团顺利来到广东体育学院。

两年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率队参加联邦德国举办的世乒赛，容国团以黑马的身份杀进决赛圈，经过4局艰苦的鏖战，以3:1力克匈牙利老蒋西多，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得第一个世界性的冠军奖杯，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体育届获得的第一个冠军。这份荣誉，空前绝后！

再到1964年底，容国团临危受命，担任女乒教练，在女乒接连败给国外、信心严重受挫的情况下，容国团废寝忘食、整顿作风、改进技术、励精图治，一年之后，就将女乒从一个常败的队伍送上了世界第一的王座，夺得第28届南斯拉夫女子团体、单打、混合双打冠军。这份功劳，空前绝后！

可天才最终还是陨落了。

4年之后，容国团不堪忍受那场风波带来的精神折磨，在一颗槐树下自缢。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衣服整整齐齐、鞋子干干净净，只留下一行遗书：“我历史清白，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历史早已经证明，他从来都不是敌人，而始终朋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用自己的体育天赋，为乒乓外交贡献了最坚实的基础，助力新中国成功打开了外交新局面；他以个人的洪荒之力，带动乒乓成为国球，在艰苦的年代里，增加了人们对体育的执着，也奠定了此后几十年，国乒荣誉的基础。

这样的人，值得永远被铭记！稍显遗憾的是，大多数的人，对于他的了解，只是第一个获得冠军奖牌的人，寥寥数语，再无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