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明南宋讲学的风潮兴盛，首先我们来观摩两截讲学画面：

 　　公元1167年农历九月初八开始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朱熹来到潭州（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交流。在张栻的岳麓书院里，朱熹与张栻两位大师以“会讲”方式，当众辩论《中庸》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太师椅，听讲的学子你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的阵营。随着会讲热烈而睿智地展开，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位大师辩论到紧要处，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围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马喝光了。

 　　公元1175年农历六月初，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理学两大学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规模盛大、最重要的学术大辩论。在整整3天中，学术气氛相当紧张。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世界观问题。理学各派的弟子及闽、浙、赣学者多人齐聚鹅湖，上台辩论的虽然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是辩论会如风雷鼓荡，台前台后两派争论十分激昂，最后谁也没有把谁辩倒。五年之后，陆九渊回访朱熹和他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朱熹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精彩的讲学，让听者无不动容，后来这个演讲也被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个讲义……

 　　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李燔中进士后，甚至放弃自己的官职，跟随朱熹读书和教学。1190年李燔在岳州教授上任之前之后，两次拜会朱熹，朱熹勉励他坚定求知。李燔到任岳州后，严格教育学生，文武兼修，教育文艺和弓马，积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在他的影响教育和带动下，学生非常勤奋有为。例如赵葵、赵范等人都成为一代卓越的将帅，更多的学生成为儒师。

 　　1192年后的10几年里，他先后到朱熹开辟或恢复的“武夷精舍”、“岳麓书院”、“考亭书院”教学，朱熹一生有511位学生。许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请他们让李燔教习与启发，学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进步可畏，处事一丝不苟，忠直朴实’，就是自己学术的衣钵传人。朱熹写诗说：“吾道付沧州”，而李燔被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列为南方理学耆老、沧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领南康的学子，开辟“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竹梧书院”，继续传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说他从中进士以后的42年都是在教育与研究儒学中度过的。

 　　1205年李燔在中央政府任职，还收下魏了翁作为学生，这个魏了翁后来也成为一代儒学大师。4年后，福建兴建了不少书院，延平书院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学府，李燔为该学府制订学规，长期参与教学，平江人引为自豪的‘平江九子’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1216年前后，李燔在家乡南康传播理学。不久朱在、陈宓又当了“知南康军”，他应邀又回到白鹿洞书院主持书院活动，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与李燔的教育教学关系很大。当时学生曾达到上千人（这些学子应属于学士以上级别），“讲学之盛，他郡无比”。这个评价是《宋史》给出的，这是当时书院风潮中，教育界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永远值得我们自豪。

 　　南宋时期有书院442所，很有名的有265所（私塾级别的书院不算），与朱熹有关的有67所，而这些不少都留下了李燔教学的身影。

 　　李燔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首要责任，丝毫没有醉心于官场，一再教育学生，“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他自己穿着朴素的衣服，全心投入教化与传播真理。直到他实在推脱不了学生的推荐，才又担任了一段时间官职，在任上，为百姓造福不已。

 　　1225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7年不再为官，潜心教学与儒家思想研究，推荐了一些思想端正的好官员给中央政府。

 　　在现在南昌市进贤门和书院街上有三大书院遗址，这就是东湖书院、豫章书院、友教书院，这三大书院都仍然供奉着李燔等大贤，根据考证，李燔及学生饶鲁在东湖书院（1211年建）、豫章书院有过教学活动，应该是因为他的盛名，应邀讲学或者讲堂指导。李燔还拜谒了太师祖罗从彦的南昌西山故居----退思楼，写下这样的感怀教育的诗歌：“…半窗明月半空字，一枕清风一枕瑟…闲来独倚栏杆外，满耳松声韶护音。”

 　　散文作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传递”。李燔用一生实践来传递这种精神与知识。由于李燔文章的散落，在《朱子语类》、《宋元学案》中，没有收录他的完整著作。我搜寻到他的部分文章片段和诗歌，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诗歌很超脱很吸引人，他有一篇《题竹斋指南诗》就很见水准，诗歌如下：

 　　元量清标酷似僧，诗情书意两相承。於今自有高人处，不尚空窗尚巽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