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官本位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学生那样，不求功名，放弃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书院精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温总理非常推崇这几个精神）。在他们影响带动下，很多学子“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李燔没有许诺世俗的利益，依靠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砺，探究学问。朱熹曾经勉励李燔，要“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实现远大理想需要勇敢，而肩负重任更可贵的是要坚定啊），他于是自号“宏斋先生”。

 　　李燔反对汲汲名利，寄心于下层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又说：“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朴素的本色。不追求就无所得,让困难磨灭自己的骄气和奢心,不至于因环境和饮食改变自己的气质与体质”。史臣李心传对宋理宗谈起当时高士累召不起的人，认为李燔是国内第一。大儒蔡念成也一再称赞他‘心事如秋月’。所以李燔对贫贱患难不以为然，不为官位心动，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即便是做京官也没有替换下来。1190年中进士后的42年里面，前后只接受了7年的官职，真德秀、魏了翁等很多人推荐他当‘隆兴府通判’、参议官、大理司直等官职，他都割舍不下教学，均予以推辞，低头去从事教学去了，最后曹彦约向中央推荐李燔代替自己当潭州通判，李燔推辞再三，只得去长沙赴任。长沙帅真德秀大部分问题都来请教于他。他在长沙呆了几个月，又回书院去了。其实当官的大门对他始终都是敞开的。

 　　根据台湾吴万居先生研究，朱熹逝世后，沧州考亭书院主要由李燔主持，学子逐步分布为42个书院继续散播理学，其中以李燔在白鹿洞讲学最成功，影响最兴盛、广泛和持久。

 　　《宋史》高度评价李燔说：“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黄、李”。史臣李心传赞誉李燔：“当今海内一人而已”。

造福百姓

　　李燔曾经担任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大帅李珏等人交相推荐他。万安的‘洞寇’作乱，领导者想剿灭他们。李燔说：他们难道不是百姓吗？他们都是些官逼民反的人。让我去安抚他们。李燔在万安驻扎兵力，守住险要地方，调换和处置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安排人去说服贼寇，‘洞寇’立刻顺服。

 　　南昌很多田地比较低矮，河堤毁坏，赣江容易发洪水，李燔请求修缮赣江河堤，从此田地成为沃壤。

 　　1209年，江西当时的财政管理者因为国家发行‘第十四界会子’（纸币），日益贬值，于是依据百姓收入和财产水平，摊派购买会子的任务，经常检查，严厉推行，反而导致‘会子’不能卖出。李燔据理力争无法说服管理者。最后写文札去辩明，要求做好根本的农业增收，使物产增加，会子的价值就会升值，而不是强行摊派。于是这项摊派弊政被废除了，主管者向李燔致谢。

 　　李燔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了解民情，很有政绩。他接受朱熹思想，推行救济性的‘社仓’制度，后来又发现设置的‘社仓’，只借贷给有田的人家，而佃农没有得到实惠，于是改进社仓粮食的发放，让所有农民都能得到好处。

 　　梁庚尧在《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写道：南宋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东、湖南、湖北、淮南、广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而各社仓的倡办人，如李燔、诸葛千能、张洽、赵师夏等都是朱熹的门人……

坚定正直

　　根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朱熹与学生时刻挂念国家强盛，探求世间真理。1196年，权臣韩侂胄、沈继明、施康年污蔑和禁止朱熹及门徒活动，要求杀害朱熹，他们加紧迫害理学党人，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政治黑云翻滚，一些学生被迫与朱熹划清界限。这个施康年说：“朱熹在浙东，那么浙东就伪学兴盛，在湖南则湖南伪学学生兴盛……学生用各种方式纪念朱熹……”，朱熹逝世，他们下令禁止为朱熹送葬。可是黄干、李燔、蔡沈顶住压力，出面主持朱熹葬礼，参加会葬者上千人。

 　　朱熹去世后，李燔联合同门，在白鹿洞依旧讲学。嘉定九年（1216年）黄干经过南康探访同门诸友。黄干后来感慨地写道：“先生去世后，门徒失去了敬畏，讲学几乎断绝。惟独在南康，李燔和余宋杰、胡泳、蔡念成（德安人，前3人为永修籍），带领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几十个人继续传播老师的学问。相比之下这算是最兴盛的了”。

 　　根据《白鹿书院志书》和《同治南康府志》记载，1218年李燔、胡泳等人会同‘知南康军’陈宓一起，在白鹿洞讲学，相互勉励，唱和老师朱熹谱写的歌曲，建立纪念碑和‘流芳桥’，不久重新兴起白鹿洞书院，尤其是李燔所做学术贡献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