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 林 希 翎 对 谈 录

　　涂 光 群

　　2003年10月——2004年3月，在北京

　　2004年1月30日下午近5时，林希翎从她新租住的北京普通市民的院子来。我已答应她，整理她这次来北京的口述故事(注1)。所以她不请自来，谈得很好。

　　我：你这次回来，我对你有一点新感受。我国历代出了不少烈女，她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久前——2003年9月29日，我到机场接你，你在我家住了半个月。你虽说在国外居住20多年，但生活习俗谈吐与我们没有两样，依然是个北京平民，这一下子缩短了你和我、我老伴之间的距离，我们无话不谈。你对我讲了早年你在监狱里的故事。我觉得你很像中国的烈女，你就是今日的烈女。

　　这引发了2004年1月30日晚上，林希翎讲述自己的话。其后我们又有多次对谈。

　　烈 女 的 故 事

　　林：“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这是中国的一条古训。在国外，有回一个人问我：“林女士你为什么爱中国爱得那样痴迷?可中国到现在还不给你改正‘右派’”。我对他说：“这与我是否改正了右派无关。这里边不存在个人恩怨。就像我爱生我养我的母亲，这爱是无条件的，也是无限的。你听到过中国有句话吗，‘痴心女子薄情郎’。在往昔的中国，或许是女子受的压迫比男人更深重，确实有不少女子坚守自己的信念，到了痴迷程度。我深深敬佩的同乡秋瑾烈士就是其中一位。过去有，离我们很近的不也有吗!‘人民大学’出去的校友张志新烈士，不就是这样的!试问那时刀子架在脖子上，坚持真理不屈服，像张志新的有几个?”

　　吴 玉 章 校 长 的 嘱 咐

　　林：说起张志新，我又想起我的母校。我向你讲讲“人民大学”的往事吧。我非常感谢 “人民大学” 四年的教育，那对我来说主要方面还是正面的效果。后来我经受了血和火的考验。国外20多年，我之所以没出卖灵魂，做有损国格、人格的事，保持了中华儿女的尊严，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大”四年，受的教育扎实、有益，打下了基础。吴玉章校长最后一次给我谈话是1957年6月20日，也就是这天，<人民日报>点了我“右派分子”的名。上午，“人民大学”批斗了我，下午我跑到一向关心爱护我的吴老那儿去。吴老的秘书讲他病重在床，但吴老听说是我来，立刻叫我进去。那天老人同我谈了两三个小时，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对我说：“我是个很平常的人，在党内，没多少本事。只是个讲真话的人。在延安，同志内部争吵时，争不下来，都会说去找‘吴老’评评理。他们讲我是公正的，不讲假话。我一生只有这一条。我希望你能做到这一条，在任何情况下讲真话。有什么事给党讲清楚，要相信党。” 他马上叫秘书给胡锡奎副校长打电话，对我不搞大会批判，内部交代处理。他的话起了作用，从此学校没有对我再开过批斗会。他知道我不屈服。那年月，我比现在更气盛，更会“顶牛”，越批斗我越强。有人辩不过我，就给我动手脚，我必然要反抗。所以有人讲我坐牢是幸亏毛主席把我“保”起来了，要不然，“文革”中像我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被

　　(注1：1994年，林希翎第一次从海外归来，我写了<中国最后一个右派>(记法籍华人作家林希翎)在北京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1994年第10期发表。2000年，林第二次归国，我写了林希翎作为爱国的海外民主人士，在维护祖国尊严，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等等方面所做的事情及她的遭遇。该文题目，编者取名<中国最后一个‘右派’传奇>，在<深圳周刊>2000年10月2日出版的一期发表。如今(2003年9有29日至今_2004年3月)林希翎第三次回国，笔者与其对谈，将展现林希翎其人的特性及过去不为人知的某些方面，还有她近些时在北京的情形。)

　　打死。不准批斗我，吴老虽说暂时保护了我，但后来处置我的人并不听他的，甚至还对他搞封锁。一年后，我被开除学籍，什么待遇全没有了，先在一个教研室刻蜡板，后又在学校里建筑工地当小工，每月能挣到的生活费不到10元，连伙食费都不够。而毛主席讲的是右派学生领袖要留在学校当 “反面教员”。开学，吴老讲话总结反右斗争，念了一些人的名字，没念我。好些人递条子，以为吴老忘了，其实他从根本上就不同意划我右派，不愿讲假话。吴老还派他外孙、工业经济系的同学蓝其邦来看我，当时我不在，他给我写了张字条。就是这张字条，那些整我的人从我的抽屉里抄捡出来，硬说他同我是“一丘之貉”，将他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学籍，送回老家，导致他老婆离婚。这是吴老唯一的亲外孙。吴老正因为是亲属更不便过问。他们害得他至今下落不明。三个党中央委员吴老、谢(觉哉)老、胡耀邦都受我牵连。后两个人的秘书，也被打成右派。谢老的秘书吉世霖给我写过一封短信，是谢老叫他写的，是对我寄给谢老一封信的回复(谢老对我可好了!我犯哮喘病时，谢老请名医施今墨给我看病)。可这封信也被抄捡我的人抄去，作为一份“与右派勾结”的“罪证”送交吉世霖的单位，吉因此被划右，开除党籍，赶回老家当农民，老母上吊自杀，老婆离婚。谢老气得一个时期不要秘书。胡耀邦秘书曹治雄因与我谈恋爱，给我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而被开除党籍，划右，下放劳动。

　　监 狱 里 的 故 事

　　林：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策划在1958年7月21日半夜三更，把我秘密抓进牢房，我就没有屈服过。我自己心里清楚，我既不反共产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反社会主义。我发表意见不过是响应毛主席关于要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号召，期盼共产党真正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建设民主、法制社会，这样社会主义才有希望。古人有句话“自欺欺人”，自欺方能欺人。我不能够昧着良心，自己欺骗自己，说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无论如何做不到。因为我不屈服，同他们辩论，“态度不好”，常常激怒了他们，在1959年对我判决以后，竟还是把我关在看守所里，严加看管，长达7年。因为我的“态度”，他们可以任意折磨我。关单人牢房;有时为了惩罚我，还给我带上脚镣手铐。我用绝食抗议，就给我每天两次强制灌鼻进食。就这样，也未见任何“改造”效果。即便关禁闭，我照样自说自写，有时还将自己的即兴诗歌写在纸上，还有被单、墙壁上。大约60年代中期才将我转入监狱。监狱里比较放松，待遇也好得多，我还是不认“罪”。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申诉，向毛主席写信，找监狱里边信得过的人给我带出去。管牢房的人很怕我的“反动思想”在犯人和工作人员中间扩散，所以还是长期关禁闭、住小号。偶尔出小号参加集体劳改，则还有被监狱安排的认为表现较好的“劳改积极分子”来日夜相伴，专门监视我。有一次派来一监管我的女犯人，据说是个刑事犯，气度不俗，看样子比我大几岁，她与我睡铺紧挨着，劳动在一起。监狱里是不允许犯人交流思想的，更不用说感情的亲近。但人耐不住寂寞，总有话要说。渐渐的我们熟起来，憋不住互相讲了自己的身世、案情。她叫李洁，原是中央国家机关一名人事干部，丈夫是一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1957年下半年，她带领几名干部去南方出差，回来节省了1200元钱。休息天她在家，一位好友来访，告诉她，她同院住的一家人本来好好地，但丈夫被打成右派，送北大荒劳改。妻子患病在家，还要带三个上学的孩子，生活陷入困境。于是李洁想起那1200元省下来的差旅费，还在自己手上，二话不说立刻拿出来交给这位好友，还嘱咐她，不要向这家人讲钱是她给的。李洁原以为会计不会马上要她去报账，她可以想办法找朋友们筹借钱归还这笔公款。没料到星期一上班，会计就要她去报账。但这短少的1200元钱，她却一时拿不出来，又没有已开销的发票。她没法解释，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这事到了机关首长那儿，他吃了一惊，觉得像李洁这样各方面优秀的干部做出这样的事难以置信，但又不能包庇她。那时贪污100元即要判刑一年，李洁无可挽回地作为刑事犯判刑12年。她和爱人本是美好婚姻，两人有一对宝贝儿子，那位中央领导人喜欢得不得了。但这时李洁只好忍受内心的伤痛坚持提出与丈夫离婚，决不牵连夫君。美好的爱情、家庭，个人前程，被她自己瞬间摧毁了。但想到救助了一个需要救助的遭难的家庭，她绝不后悔。听了我讲自己经历，她也挺同情我，我们两人一下子成了狱中知己，这时她才悄悄告知我她本是被派来监督我的。我俩好景不长，被一个同监的杀人犯告密，引起狱吏怀疑。我们相互知心以后，李洁老想为我做点事。夏天，李洁找了监狱工厂一个信得过的技术员将我新写的一篇研究司法改革的论文亲自送到了北戴河。我老往上面送材料，上边不知哪个部门传话到了监狱，要他们查查是谁给我送了信。他们怀疑送信的事李洁参与了，却查不出证据。但还是将我和李洁隔离、单独监禁起来。我跟李洁最后一次照面是1969年，林彪“一号通令”下来后，我被送往浙江，她去了东北。从此再也不知道她的消息。她是我在监狱囚犯中遇见的一个最高尚善良的人，我常常怀念她。

　　1965年来了一位姓张的监狱长，原是王震部下。曾经对处置彭德怀将军想不通，王震嘱他不要再讲。他很重视上级交给他改造我这个顽固分子的任务。我那时身体己经很不好，他安排我去监狱医院治病，并请协和医院的医师来会诊，取来最好的药，还派一小护士专门护理我。张对我说，你安心治病，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顽抗。毛主席说过“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你顽抗能有好下场?只要你好好改造，可以提前释放你。我说：感谢你对我这个病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你的意思我也能明白，所谓“好好改造”，不就是要我认“罪”、服“罪”，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吗!但我不是，我的舅舅是30年代牺牲的革命烈士。我13岁参加革命部队，进了“人民大学”，我努力学习，校长吴玉章老人和副校长聂真，都了解我，教我怎样做人做学问。我以他们为榜样。他们一直不赞成划我右派。我哪一条能沾右派、反革命的边?我的罪是什么呢，无非讲了些对某些问题提出怀疑的真话，例如胡风问题，我是学法律的，从法律判断，定胡风为反革命缺少足够证据，我为什么不可以提出我的看法呢?这就叫犯罪吗?北京市某领导扣我一顶“天字第一号大右派”帽子，他真会吓唬人。我常常想，我的行为其实再普通平常不过，应该是三岁小孩也在做、也能做的。你读过<皇帝的新衣>这篇童话吗?有个皇帝老爷，想捉弄他的大臣们取乐，看他们是否诚实，有一回他驾车出游，什么也没穿。他问左右侍候他的大臣们，你们看朕今天着的新装好看吗?大臣们为了奉承他，一个个都说：皇上今天的新衣太漂亮、太漂亮了，剪裁好，颜色、样式也棒，简直天下无匹!这时有个挤进去看热闹的小孩说：来看啊，快来看啊，那老头没穿衣服，光屁股哟!大臣们都怕得罪皇上，只好讲假话。惟独天真无邪的小孩说出了真话。我从小受住家附近的基督教会影响，有时去那儿听听讲道，知道有个耶稣基督为了拯救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叫人不要撒谎。他说一个人撒了谎以为别人不知道，但上帝是知道的，他如不向上帝忏悔，心里就不安、有愧了。因此童年我接受的教育就是做人不要撒谎。我不过讲了自己想讲的真话，却招来这样“天字第一号”大祸。我请你明察，我这案子是冤案。所以，你们要我认罪，等于要我无罪说自己有罪，自己侮辱自己，自己毁损自己清白的人格，而屈服于你们强力的逼迫、威吓和引诱，向你们求饶，乞求宽恕。这不是人而是狗，可惜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狗。你读过<革命烈士诗抄>吗?叶挺将军是怎么说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但我深深知道：人的身躯怎么能从狗洞子爬出!”张监狱长，这就是我对你要我“好好改造，可以提前释放”的回答。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像太阳不可能从西边出来一样!我无罪可认。告诉你，从我入狱之日就开始了同罗部长较劲。他曾说把我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只有交给他，他有办法对我实行强制改造。我下了决心，要用我青春和生命，来战胜罗部长的暴力万能论!我在说这些话时，整个病室里鸦雀无声，连护士小云也在侧耳倾听。张监狱长把脸沉下来半天没有说话。离去时他苦恼地嘀咕了一句：“要是真的不能改变你，我将来只好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我领会他的好心，我心里也难受。但我还是不依不饶地大声回应他：“你注定要失败!我不光不接受，我还想改造你们监狱呢!”

　　我病好后他们又将我关单人监房。这里有面墙光线较好，我在上面写下屈原的诗：“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我存心要张监长来了，让他看见。那天，他来查监了，他认真仔细地看，末了，他对我说：这诗我要抄下来。我说你抄就抄吧，反正我不怕你检举揭发，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我国古代爱国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他连说好诗好诗，我抄下来是为了学习。后来我又将自己的诗写在墙上，这首诗我现在还背得上几句：“赤子为黎民，丹心似火烧。风华虽正茂，命运偏薄幸。日乃如度年，夜长更难熬。生命诚可贵，青春价更高，爱情尤醉人，自由宝中宝。若为真理故，四者皆可抛!”这诗，张监长也看了。那个时期我开始学写诗词，练到可以出口成章的程度，写了大量诗词。现都还在我的档案中。张监狱长曾调取我的档案，细细研究了我的案情，也读了这些诗词，使他也慢慢同情我。但他也无能为力。这个张监长是我碰见的一个好干部。1979年我来北京见过他。他讲“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挨批斗，并也进了监狱，和我一样尝受了铁窗风味;连他老婆也参加揭发他，说他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大右派林希翎的诗词拿回家看到半夜三更。他还告诉我，护士小云，因同情我，冒险给我送去请郭老(沫若)转呈毛主席的信，哪晓得郭将信退回公安部门，她立即被关押，一年后还将她开除团籍和公职。她已有两个幼小孩子，没有事做，生活困难。可她的申诉，有关部门就是不予解决，说是“林希翎的右派、反革命没有改正、平反，她的问题就不能够平反。”

　　是的，监狱里的工作人员，确有些明白事理的人，有个高个儿李队长(女干部)也是。我因找他们说理，经常绝食。有回他们将我关禁闭，并派6个人，一天三班，两人一班将我看管。那个李队长是参加带班的，她看见另一女看守上厕所去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包还冒热气的饺子，给!她说，傻瓜快吃吧。别人说你是“大毒草”，我不这样看。你是革命分子，又年轻，要为革命爱惜自己身体，往后可不要再绝食了。我已是四个孩子妈妈了，我的丈夫是军队里的高干。我与你素不相识;不是为你，是为党保存一颗革命火种……你必须好好活着!

　　1973年，北京市领导人吴德有一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突然问他林希翎在哪里?好不好?吴德说：我不知道，要了解一下。吴德经过一番了解，回答毛主席：她关在浙江监狱里。毛主席很生气，说：她还很年轻，很能干，关她做什么，立即释放，分配工作(毛主席这几句话是从吴德到中央公安部长到地方党委书记一级一级传下去，最后传给当年负责安排我工作的武义县委书记，由他原原本本说给我的，他还叮嘱我要保密)。这才将我从监狱中释放。这时离判我15年徒刑期满，只差两个月。我从来没有被释放的精神准备，我已决心坐穿牢底，让罗部长最终失算。监狱长们曾一再对我讲：你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放谁也不会放你，还得留你给监狱看大门呢。所以放我，他们毫无精神准备。

　　“我 为 什 么 希 望‘ 改 正’”

　　林： 1978年通知我摘掉右派帽子。可1979年下半年又通知我1957年的右派问题及反革命判刑问题不予改正。1983年我出国，数年后入籍法国。如果我真是右派、反革命，倒也不在乎。可是共产党给我的教育使我成了个反帝爱国的人，尽管身在国外，心却牵挂祖国，总想尽自己所能，为她做点事。但我被共产党定为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反革命”……这让我处境一直尴尬。每次回国也是这样，特别到了底层，有的人仍对我另眼相看，甚至遭欺侮也没处说。我就像跟着唐僧取经的孙悟空头上被戴上了“紧箍咒”，那滋味不好受。个人处境是小事。但一想到曾有那样多人对我的改正问题比我个人更加关心，尽心竭力，对我的未来寄予希望;还有那样一些受我株连，而至今我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问题也基本上悬着，或得不到彻底解决的人。想到这一切，我的心绪就“剪不断，理还乱”了。

　　你是知道的，在1979年，我1957年的问题，当年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曾亲自做过三次批示，说“改正有利”。第一次他批复我的去信是1979年4月，他写了这样几句亲切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的生活”。但是肯定57年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比他更具权威，我曾给他上万言书，直陈我的看法和我57年的冤情。我又因去人民大学党委要求平反我的冤案，指出57年铸成我的错案有错误的是他们而不是我，这引来自认为他们整我还是正确的人极大不快。正像“人大”副校长张腾霄讲的：“胡耀邦，他的批示对你有害。老实告诉你，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找了他就麻烦了。”他的意思是说，我的行为和“态度”反而激化了矛盾。这可能是事实。而在中央组织部也有一位当年掌握实权的副部长杨士杰对胡的批示顶着不办。对我“不予改正”，就是这样一些错综复杂因素造成的。我的改正，可能成为象征新时期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实例。但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却还是成了不予改正的青年右派惟一代表。历史就这样走着曲折的道路。

　　但是后边还有些事情可能不为人所知。在我出国(我是等待了数年后于1983年6月25日获准去香港探亲，随后到法国的)一年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于1984年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法国，他找到曹克强大使，一定要他“找到林希翎”，他们通过<欧洲时报>找到了我。习和曹跟我见了面，习说：哎呀林希翎呀，想不到你是这样一个胖胖的女子。耀邦为你的事情不便出面，叫我来办。是我亲自批要你出来的(我这才知道，我申请出境去香港探亲三年不批，直至我直接致信中央党政领导，最后才有结果。原来是当年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秉承耀邦同志之命做的这个事)。在大使馆，他和我、曹大使三人共进午餐。他风趣地讲，幸亏我认识你晚了。早了，恐怕也会为你的事情倒霉的。他说，你这个事情现在希望你在外边言行自己掌握……我和耀邦批你出来希望今后做两件事情：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有利于中国和法国文化交流，在这些方面能够起到作用。我记住了他的话。当年我还不会讲法国话，还未扎下根来，那时中法交流的事还来不及做。但1985年我去台湾看父亲，我之所以关心、了解两岸和平统一的事情，内心对这个事情有所准备，是一个重要因素。习仲勋还对我说：你要多做些于祖国有利的事，将来你还可以成为共产党员，我可以介绍你入党。我说：不敢!我是个自由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们受不了的!去年(指1983年)在香港，我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许家屯社长说过：不管在哪里，我愿意做于祖国有利的事;但我愿做个平等商量讨论的朋友。你要我留在香港办报，还说要出钱支助，这我们不成了上下级关系吗?那就于你们不方便了。我有了不同意见怎么办?我是个喜欢思想言论自由的人，希望见谅。

　　话是这样说，也是我的真话。但我毕竟非常受感动。不仅仅是习仲勋，还有许多人也是关心我的，他们从未抛弃我，相反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的心性，也略知我的缺点、毛病;但相信也希望我在国外还能为祖国做些事。而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些事，正是我内心的要求。这一共同点，又使我相信、也期盼我头上的“紧箍咒”——我的右派改正问题将迟早会解决，理性和实事求是终将占上风。当然不论“紧箍咒”戴不戴在头上，我的孙猴儿脾性是不会改变的。我明知我头上的紧箍咒现在还摘不下来，也明知我是逃不出如来佛手掌心的，但我仍会伴唐僧去西天取经的。这是我在猴年对你说的猴话。有什么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我：见 证 “改 正” 的 难 度

　　一、为什么林希翎1957年的右派问题在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连作了三次批示“改正有利”后，仍然被定为“不属错划，不予改正”的右派呢?2004年3月6日下午我去北京红霞公寓拜访了当年受耀邦同志委托，亲自为林希翎右派问题的改正做了工作的原党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知情人、84岁高龄的王仲方老同志。以下是王仲方的谈话(注2)：

　　耀邦那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当中宣部办公厅主任，戴云为副主任。1979年初春的一天，他说林希翎写信给他，请求改正她的右派问题。他要我和戴云去找林希翎谈谈。耀邦说，林的问题“以改正为好”。耀邦又说：这个林希翎，那时是“人大”法律系表现比较活跃的学生。我曾介绍她去中国青年报社作为记者到西北去做些社会调查和访问。这样她回来就写她的见闻，还好发表言论，引起各方注意。如果当初我不要她去当记者，可能影响不会这样大。你们去找有关单位，在改正时，把林也改正为好。

　　我与戴云同林希翎谈话，并联系了人民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写了个报告给耀邦，觉得林希翎的问题应该平反，耀邦说我认为以改正为好。可是“人大”党委对改正没有很快答复，据说是卡在北京市委。这时已是1979年8月，耀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一部分人上书要求给林希翎平反的信上，第三次批了“拟以改正为有利”。我们向北京市委写信表示林希翎的问题应该改正。信拿给耀邦看了，

　　(注2：那天下午与我同去的有林希翎，<纵横>杂志主编许水涛。王仲方同志谈话全稿，已经王老本人过目修订。本文中面世的，就是他的这个定稿。)

　　他说可以，不应该再拖延改正。可是到了1980年4月21日，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在中组部开了一个由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北京市委、法院五个单位几十个人的一个会，上午的会，我们中宣部的戴云去了，我没有去。戴云告诉我，上午这会，认为给林希翎改正是不对的;还讲有些人积极为她活动改正更是不对的，说有人借胡耀邦名义，这样做法有损胡威信。戴云在会上没有反驳。下午我去发言。我不理解为什么开这样的会，你们讲的“有些人积极为林希翎活动改正”，其实就是我和戴云两个人，我们根本不认识林希翎，是耀邦委托我们做这件事。我详细说明耀邦为林希翎的改正做了三次批示，态度很明确。你们明知耀邦有批示，还开这样的会，对耀邦有什么影响?我讲完，他们没有人再说。杨说，这个五个单位的会是耀邦同意开的。我去问耀邦，耀邦说，我知道。杨士杰说不应给林希翎平反。耀邦说，你们去讨论吧。我将下午会议我发言的经过给耀邦说了一遍。耀邦说：你表示这个态度也是对的。不要再去跟他们争了。耀邦的意思我同戴云也讲清楚了，我们没有再过问了。

　　我(插话)：列席中组部召开的五部门会议的还有个见证人、“人大”副校长张腾霄，他曾对热心为林希翎改正奔走的原“人大”老红军干部李逸三说：“1978年复查右派，校部、党委分工我负责，林案我是主张右派改正，十五年冤案平反。但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召开五部门会议，决定：林案不改正，不平反。我在会上还提了胡总书记耀邦批示‘改正’有利的事，杨说：‘你们不要管’”。

　　王：回溯当年，耀邦说过：林希翎那时是个年轻的学生，中央鼓励大家发表意见，她作为青年报的记者到下面了解情况，也发表意见，即使不对，也不应划为右派。对她没有改正，耀邦一直是关心的。直到他临去世前20多天，他从广西回来。我去看他，谈话中提到林在法国，出去以后，台湾把她当“反共义士”，在大会上她讲她不反共，台湾人很狼狈。她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对党和国家是关心的。耀邦说，他知道。林一直想回来。耀邦讲回来干什么，不要回来，就在外边好好的做些事情就行了。耀邦还说他访问法国时，林希翎通过使馆去找他，想见面。使馆同志不赞成，就没有见。林希翎这些年跟我有联系，我很同情她。在改正的高潮，耀邦提出林的改正问题也是对的。是什么原因不让改正，我们就很难理解。

　　我：现在林希翎仍不忘平反，你觉得怎样?

　　王：这么多年过去了，林希翎在法国已经定居，仍然不忘平反，是她仍然热爱祖国，想为祖国做点贡献。这样的好心是难得的。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关注。这次努力能够改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还不能解决，也不要着急。就像耀邦生前说的，继续在外边好好做点有益的事也好。如果是这样，我说不改正比改正还好，反倒突出了，有这个人没有改正。这不是她的责任。应该着急的是管这个事情的部门。这对我们党有什么好处?

　　二、1994年林希翎第一次回国，一些关心她的人为她的改正做了努力，但没有解决。

　　1994年林希翎第一次回国，她在北京待了不足两月，随即去了外地。她并不怎么关心自己“改正”的事，她说：关心也没用，解决不了。可是关心她这事，表示支持，甚至为之奔走的人大有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有两个最先关心她平反改正的人，一个是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王文(曾在党中央办公厅、毛主席身边工作，当过叶剑英秘书)，另一个是上文我讲过的原党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法律专家王仲方(那次来京林希翎曾去看望他们，而今王文已作古)，佛教界的巨赞法师，文艺界的丁玲(曾热心为林希翎递送给胡耀邦的信)艾青、聂绀弩、陈沂等人，不必细说。这次林回京，首先是她母校人民大学原来的领导同志，如曾经是“人大”副校长、 离休前是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的聂真，校长吴玉章的秘书王宗伯，还有个我称之为“奇人”的老红军、与徐向前元帅同乡又有交情的原“人大”校党委常委、监委书记、党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人事处长，时任国务院老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组长，年近九旬的李逸三老人，原“人大”法律系代主任徐一志，上世纪70年代末“人大”副校长、党委成员张腾霄(我们1995年1月12日访问他时，他说林希翎1957年的言论是学术问题，而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他们都赞成往上送材料来促进林希翎问题的解决。

　　聂真和吴玉章校长一样，原本就不赞成划林希翎为右派。林每次回国找他，他都亲自热情接待。他心目中从没把她当作右派，他夫人王前生前待她也极好。1994年这次回国，部长级的聂真将林希翎接到自己家里住。李逸三老人听说我这个<传记文学>主编是林希翎的熟人，大老远从西郊的“人大”乘公共汽车踮踮地跑到我家来，希望我同他一起为林希翎的平反改正做点事。我被这位老红军、几乎年年被国务院参事室评选为优秀党员的退休参事的精神所感动。他对我说：这十多年他一直惦着为他的学生林希翎平反的事并为之尽力。他说，这不仅仅是林个人的事，他更关心、惦着的是新时期恢复的党的实事求是、公正待人、处事的政策能否在每个遭受了冤枉的人身上落实，这是事关党的威信能否在人民中重新建立的大问题。我自然不能不接受他的建议，去拜访聂真、张腾霄、王宗伯、徐一志等同志，还包括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龚子荣同志。与李逸三老人一同商量起草上送的文稿，为他多跑跑腿。有时我正准备往老人那边去，他却惦惦地跑到我家来了。没人陪伴的老人来回奔波、辛劳，常令我非常不安。1995年1月27日我们起草了给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信(署名者李逸三、徐一志、涂光群)，2月25日，起草了<建议改正林希翎的右派冤案>的文稿(署名者是李逸三、王宗伯、涂光群)，并将信和材料送呈中央组织部。我们还同北京市委联系过，他们说，平反林的错案不归他们管，应找中组部。过了些时日，中组部的材料转到了中央统战部的知识分子局。一天上午我接到统战部知识分子局一位负责人的电话，他对林希翎问题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林希翎问题的材料看过了。但是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解决。我们党做工作是有阶段性的，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中共十三大，已经划了句号。当时不改正的青年右派代表人物属谁，也是拨拉来拨拉去的，最后定的是林希翎。当年中央定的，现在任何一个人要更改它，是难的。

　　由此我知道这个问题难度有点儿大。但李逸三老人还是知难而进。1996年老人亲自整理了足够的材料，包括关于林希翎案件的详细调查材料、林希翎简历、关于改正林希翎的右派冤案并撤消十五年徒刑判决的建议书等等，然后上书江泽民主席。但没有结果。

　　三、2000年8月，林希翎第二次回国的一个场景.因为她刚去了台湾，接触了台湾新当政和在野的一些政界人物，她来北京,有些进言想对祖国掌管两岸政策的领导人说一说，至少是能够通过某种媒介，将她要说的话传递上去。她托我为她联络。果然有位在北京某高校工作，与汪道涵老人关系密切的中年学者欣然表示愿意见她。8月11日夜晚，他在北京西郊一家餐馆，设便宴招待她，邀我作陪。这天晚上，气氛融洽、愉快。一见到林希翎，这位学者便对从未谋面的林希翎讲：汪老托我向你致意问好!他这句话对刚从海外归来的林希翎是多么温馨!连我的心,也是暖融融的。这句话对我印象太深了。这天晚上，是以林希翎的谈话为主.，然而主客之间完全是自己人的无话不说的交流恳谈。事实上主人没将她当作外人。虽然林希翎57年的右派改正问题仍有难度。因之在与学者互道再见时,林希翎愉快地说：那几位没改正的上了年纪的右派早已仙逝,但纪念他们时称他们为“爱国民主人士”，我在国外17年,也该算个海外爱国民主人士吧。在海外,我将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我应做的事.

　　“活 得 更 好 些”的 新 希 望

　　20多年在海外，林希翎作为一个爱祖国的华裔自由作家，确实为中国和平统一和中法文化交流——加深法国对中国的了解、友谊，做了不少事情。近年，她是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顾问，应邀参加了在德国、澳洲、俄罗斯等地世界华人华侨促统会举办的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大会，写文章，发表演讲，反对台独，主张两岸同胞多了解、多交流，促进中国统一。每当中国领导人访法，中国驻法大使馆总要邀她出席领导人会见华侨华人的盛会，她觉得荣幸的是曾和当地侨领一起受过朱镕基总理、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等中国政要的接见、合影，她至今珍藏着这些照片。有时还得着与领导人个别交流、寒暄的机会。如2001年10月胡锦涛同志访法在中国使馆会见华人华侨时，曾当面向她致意，希望她“活得更好些” 。这自然跟大使馆的官员对她有一定了解和较客观评价分不开。当然林的行事总带着她独特的个人色彩。如那年包括法国在内的北约国家打科索沃战争，美国飞机竟轰炸了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她很愤怒，带头上街游行，高喊反帝口号，并说如需要，她可以放弃法籍，像当年中国抗美援朝那样，去支援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不仅如此，她还坚持要儿子辞去在法国一家军工企业的工作，弄得儿子失业。我对她说，你总是有点过激。儿子的失业，你当承担责任。她默然。总之，她还是她自己。

　　这回返国，她是2003年9月在莫斯科开完“和统会”后，应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的邀请前来北京参加国庆聚会的。住在我家时，曾有几天早晨我带她出去散步，在新建的皇城根公园，她称赞北京变化之大和速度之快。去早市，她称羡北京冬天的蔬菜品种既多，又新鲜，价钱还便宜。她说在法国好点的蔬菜价钱很高，要去超市买，贫民买不起。又向我诉说去年闹“非典”时，华人受歧视。她感冒，医院见她是黄皮肤，不问她的国籍，竟不由分说地拒绝她住院。她感到屈辱又气愤。她只好闭门不出，自己吃药治病。心里盼望祖国更强大，你是华人，洋人才不敢欺负你，这需要时间。而早市卖的服装、鞋帽，她也欣赏，乐呵呵地见便宜便买。我暗笑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活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但我不含讥讽的意思，倒生出几分庄严感，觉得这是久思故国的异乡游子回了家，见了家乡风物，情不自禁地喜悦。无怪她总说自己有一天要“叶落归根”。

　　世情变了，潮流也在变。这次她回来，她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副校长冯俊等先生，亲自会见并宴请她，讲了很亲切的话，说对她未解决的问题一定认真对待，向上反映。她发烧病倒，打电话到学校，校办派两个年轻人及时送她去协和医院就诊。春节还派人到她住处送慰问品。而<人大校友>2003年出刊的第1期，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人大建校不长的半个世纪内，这所大学里走出了三位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者：林希翎、张志新和王小波。三人在共和国历史上的反右、文革和改革开放时期发出了弥足珍贵的异样之声，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显然，这是观念的变化更新。

　　社会上一些民间学术群体及个人，也对林希翎重返北京，表示热烈欢迎。2003年11月8日，“天地生人学术论坛”，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会议室，请林希翎作“天人关系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共性与差异”的首场学术讲演。前来听讲的人不少。12月6日，这个民间学术论坛又有一些学者，请林在同一场所作“促进中法文化学术交流”的讲演并座谈。这次到会的人更多，发言踊跃。

　　2003年12月24日(猴年春节前夕)，林希翎应世界华人华商社团的邀请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晚会，晚会气氛和睦、吉祥、团结、热烈。林说她是生平头一回走进人民大会堂，情绪激动。她忆起19岁的自己，第一次到达北京天安门广场，至今整整半个世纪了，所以，她感慨不已。在这个晚会上她还题了词：“战争与仇恨将导致世界末日。怨怨相报何时了?和平和爱心能创造人间天堂。祝愿明天更美好!”

　　关于林希翎的“改正”问题，众说纷纭。在一位朋友邀请林希翎餐聚的场合我也在场，我听见传媒界一年轻女士说：林阿姨，我觉得你作为惟一不改正的活着的右派，很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