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玉生在等一场关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的大讨论。在他的想象中，它与1978年三中全会掀起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非常相似。

　　对于民间非营利部门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中国想得还不够清楚。“我一直期待中央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跟支持，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对于非营利机构的思想境界和能力水平，他也一直心存忧虑。“看看我们目前这4000多家基金会，运作得怎么样?有多大比例在正常运作?有多大比例是在混事儿?”

　　他对这场大讨论的等待由来已久。

　　上世纪80年代，商玉生成为中国较早专注于第三部门研究的知识分子，他曾伴随改革开放脉搏走在前沿，尝试在研究和实践中寻求第三部门所需的各种突破。徐永光1989年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时便与商玉生结识，他说，“商玉生的目标非常坚定，要推动民间公益，或者说公民社会的发展。”

　　如今，商玉生已77岁，疾病伴身，行动多有不便，很少现身行业活动。面对当下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状态，他坚持认为，中国需要这场大讨论。

低调的核心人物

　　“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去照。”1990年8月末，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在承德召开，到商玉生发言时，他引用这句来自日本同行的话，向中国同行介绍第三部门的功能和定位。对于中国来说，要让诗一般的浪漫表达变成现实，官民双方都需要足够的耐力、魄力和想象力。

　　1992年年初，已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不得不再度出面，他视察南方数地，沿途发表一系列讲话，让“姓资姓社”之争得以平息，为改革开放再作推进。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大批供职于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在这一年下海创业，如潘石屹、郭凡生、冯仑等人，在商业领域被称为“92派”。

　　比“92派”的出现更早，思想解放的80年代，大批知识分子挣脱枷锁，试图将刚刚从灾难中重生的国家拉上发展的正轨。在公益领域，朱传一、商玉生、徐永光、杨团等人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专业研究与实践，他们相信，民间力量可以参与塑造一个更好的中国。与后进公益人明显不同的是，“立足行业，以推动第三部门发展为首要目标”成为这一代公益人的共同特征。

　　商玉生翻出一本黄旧的“白皮书”—《第一次民间基金会经验交流与研讨会资料汇编》，其中清晰记录着当时他们对第三部门的认知与思考。

　　承德会议上，参会代表们对民间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面临的困难、问题都有所讨论，也提出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需要改革。如今看来，无论理论专业程度抑或规模，这次行业大会都极为初级，但却是中国第三部门渴望成长的首次仪式性表达。1993年，商玉生又在北京香山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基金会工作交流会，即“香山会议”。

　　在这两次行业会议的铺垫下，一些较为活跃的基金会组成代表团，在1994、1995年先后两次走出国门，赴美交流学习。商玉生参加了第二次访美，并在回国后主持编写了《美国基金会研究》，对美国第三部门的基本情况作了大致介绍。

　　“从90年代开始，商玉生就是推动民间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核心人物。”徐永光说。但这个核心人物的表现形式有些特殊。

　　商玉生保存着一些与同行的合照，在与众人的合影中，他常常站在后排或靠边的位置，有时还会被前排的年轻人遮住半张脸。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主任吕朝与商玉生相识超过十年，他所熟悉的商玉生性格平和温厚，总是谦让。“所有的成绩他都是讲别人，讲朱传一老师，讲永光，讲杨团，实际上他做了大量的主持、协调工作，很多幕后工作都是他来组织的。”

　　1998年，中国基金会与NPO信息网(简称“NPO信息网”)上线。2000年，商玉生从中科院系统退休，任NPO信息网董事长。此后，无论是2005年首届中华慈善大会的举办，还是第三部门自我能力建设、自律、联合等重要理念的倡导和推动，在第三部门发展过程中，NPO信息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起到了引领作用。

　　这个平台创立之初，曾有多人参与其中，核心人物是商玉生和徐永光二人。《中国慈善家》两年采访商玉生三次，每忆及此处，他都会说，“徐永光注册了这个网络平台??”徐永光告诉《中国慈善家》，网站确是自己注册，“但这个模式是商老师开始运作的。”

　　与曾经主持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工作的徐永光不同，商玉生没有大机构作背景支撑，因此，其核心影响力在表现上是隐性的。徐永光认为，商玉生的温厚对于行业来说非常必要，“他是行业的黏合剂，是行业稳定的核心，非常稳健可靠。任何人跟他合作，包括国际机构在内，都会给他高度的信任跟支持。”

知识分子的选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最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尊重和认识”，商玉生为之兴奋。

　　当时，他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清楚地看到整个中国科研界问题重重，机制弊端丛生：科研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统管，层层分拨，最后下发到课题组。这种机制因缺少竞争，使得科研工作整体出现严重低水平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行各业的改革相继启动。效仿国际流行的“基金制”方式，中科院提出，推动科研经费拨款方式变革，改由科研人员申报课题。

　　1981年，中科院下属“科学基金局”宣告成立，筹备运作了5年。1986年，经国务院发文批准，中科院、国家科委和教育部三部门抽调干部组成了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成为其中一员。自此，他与物理学了断情缘，成为中国公益行业的活跃分子。如今，他家中书盈四壁，无一本与物理学有关。他说，自己是半路出家，一去不回头。

　　这是商玉生人生中第二次重大选择，是他对自己上一次错误选择的纠偏。

　　商玉生1939年出生在东北，从小各门成绩优秀，对文史哲兴趣浓厚。他报考大学的1958年，错误的政治导向已一发不可收拾，党中央号召全党全民“向科学技术进军”，全国自此进入“战天斗地”的“大跃进”时代。在一片“科技报国”的声浪中，作为优秀人才，他被保送北京大学物理系。然而，这一错就错了28年。

　　原本六年制的本科硕士连读，因中途取消学位制，商玉生以本科学历毕业。大学六年中，种种令人费解的政治运动让商玉生产生了消极思想，虽然他是校团委副书记和班干部，却不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怀疑我自己，是不是我错了;有时候也怀疑上边。至少(思想上)跟上边的政策不相符合。”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四清、文革接连而至，运动越来越多，越搞越大，商玉生能做的便是埋头钻研专业，以此避开种种无意义的运动。

　　他常根据研究过程的具体现象进行变通，偶有新发现和新突破，但他亦自认，“在物理学理论研究上没天分，很难有大的突破”，反倒是“擅长实际应用”。他曾想过，如果不是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他可能会下海，在人造金刚石产品化方面发挥作用。

　　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商玉生针对各国非营利组织做了大量研究。1988年，他又参与创立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

　　60岁时，商玉生从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这一次，他选择了“下海”，迎接他的，是亟待挣脱重重束缚的民间非营利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