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北京马克西姆西餐厅，外国模特们裸露长腿与肩膊，在这个封闭已久的国家上演了一场时装秀。在中国美术馆，购票参观“中国首次油画人体艺术大展”的市民们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同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界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这一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1.3%。

　　文化放宽、经济向好、政治气氛也更为轻松，中国在改革的春风中改变着固有面貌。在这个春天，商玉生尝试注册一家私人基金会，却遭遇打击，至今耿耿于心。

　　这个基金会与著名画家吴作人有关。商玉生是吴作人的女婿。吴作人曾留学比利时，接触过西方国家的一些艺术基金会，上世纪80年代初，吴作人任全国人大常委时，便一直酝酿成立基金会促进中外美术交流。

　　其时，科学基金局已成立，商玉生对国外非营利部门也有所了解。著名画家潘玉良在法国成立基金会找吴作人帮忙时，商玉生为其执笔起草了基金会章程。

　　1988年9月，中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内容仅14条。今天看来，那些粗糙简单的条文几乎将民间组织绑死。按规定，民间基金会登记管理受三重管理体制约束，除了要挂靠民政部，还要找主管单位作“娘家”。此外，因基金会被视为类金融机构，注册需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这一年，吴作人基金会的成立得到民盟中央、民政部等领导部门的支持，商玉生备好资料，到中国人民银行非金融机构司提交申请。

　　接待他的是位女处长。对方告知他，“不能批准”，她手中压着几百个申请，除非有国家领导人发话。“这就说明，当时主管基金会审批机构的基本态度就是不让你成立。”

　　女处长反问商玉生，“吴作人有钱，捐给国家不就完了么?捐给什么基金会呢?”

　　商玉生撞上了文化与制度的双重壁垒。“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中国人脑海里扎根几千年，第三部门参与国家建设，在中国无此传统，让商玉生大感意外的是，“作为中国直接管理基金会的官员，已经是处长了，居然对成立民间基金会说出那么一句话来，我简直都不愿意跟她交流了，还有什么话说呢?”

　　他曾愤懑落笔，著文《永远的痛》，因内容过于刺激，从未公开发表。

　　商玉生与吴作人想到可以去香港注册。“在香港，只要100港币就可以注册下来。”

　　刚巧，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画展，吴作人参加，商玉生陪同前往。他们在那里召开了基金会筹备会议，聘请香港律师，捐赠了吴作人几十幅画作，筹到近千万港币，准备成立“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有限公司”。第一届理事会与筹资会定在翌年6月4、5两日，因后来北京局势突变，会议未能召开。

　　商玉生在中国人民银行遇冷不久，新华社内参发文一篇，指出“吴作人要用自己的钱成立基金会促进美术发展，是值得支持的事。”内参递交中央高层，中国人民银行如坐针毡。那位女处长找到商玉生，“你干嘛告我们?”“我说没有呀，记者们就反映反映情况，怎么敢告您?”女处长说，“赶紧办手续吧!”很快，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获批成立。

　　“你说可悲不可悲?不是按照真正的法制、规定来，就是跟你走人情走关系，需要哪位副总理或者哪位领导发一句话，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情况。”

推动部门联合

　　行业联合一贯被视为政府分内之事，1994年，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但民间机构则认为，行业联合必须由自己来做。

　　这一年，包括商玉生在内，杨团、徐永光等人联合十多家民间基金会，共同成立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以此平台搞活动、出简报，但这一组织一直未获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并很快引起了行业管理者的强烈不适，遭责令解散。“有关部门说你们再组织活动是非法的。”商玉生回忆说，该组织险些被定义为非法组织而遭“取缔”。

　　“中国的非营利机构对行业联合事实上向往多年了，一直为之而奋斗，做了很多努力都没有实现。”商玉生说。

　　1986年，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后，地方各省市科研机构群起效仿，纷纷成立基金会，并常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流学习。1988年，商玉生推动成立“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作为科学管理学会的下属二级学会，商玉生任副秘书长。1992年，科学基金研究会发展壮大，科技部同意作为业务主管部门，该学会得以注册成为一级学会。该学会有一个意义与中文不符的英文名“China Association of Science Foundations”，直译应为“中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但当时“联合”一词过于敏感，未能获批，遂以“学会”之名蒙混过关。这是商玉生最早搭建的科研领域基金会联合平台。

　　中华基金会联合会(筹)解散后，民间公益人仍不死心。1995年，朱传一、商玉生等人访美，参观了美国各类基金会，也包括行业联合组织“基金会中心”。第二年，朱传一、徐永光等人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国基金会中心，回国后尝试参照此模式进行民政注册。这一年，民政部对全国社团进行清理整顿，此后，民间机构发展一度停滞不前，进入低谷。

　　在这种大环境下，基金会中心若要进行民政注册已无可能。

　　徐永光提出打擦边球，以网站形式搭建平台。他注册了四个适用于联合会的网站域名，分别为China NPO、China NGO、NPO、NGO。1998年，NPO信息网上线运行。2000年，商玉生从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职位上退休，进入NPO信息网工作。为方便与机构之间交流合作，进行业务对接，网站必须具备法人身份，他们只能进行工商注册，自此，NPO信息网改名恩玖，商玉生任理事长。

　　恩玖虽是工商注册，以企业标准缴税，但却完全以公益组织方式开展具体工作，在公益界，一般都视其为非营利机构。它有两套章程，一套是工商注册的企业章程，另一套是按非营利组织标准打造的“自律”章程，内容包括：非营利、不分红;支持型;推动中国非营利部门建设。2010年，恩玖成功进行民政注册。“实际上工商注册之后那些年，是我们做起来最舒服的几年。上面没人压着我们，下面就是我们董事会，徐永光、朱传一老师、杨团、何道峰等等这些人，都是董事会决策，所以那时候工作也都是开创性的，业内需要的。”商玉生回忆。

　　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基金会业务主管部门角色，自此，基金会三重管理体制告别历史舞台。随着对非营利部门了解的不断加深，进入新千年之前，行业管理者认识到问题的复杂，决定出台一部新的法律法规，取代《基金会管理办法》。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五年中，从条例起草到正式施行，全国只有零星几家民间基金会成功注册。

　　在条例起草阶段，民政部相关领导委托商玉生召集、主持一场通告会，商玉生结合会上意见和自己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份修改意见，指出民间基金会注册程序、资金使用规则等方面不够合理，同时也提出应“鼓励部门联合”。

　　但是，“鼓励部门联合”这个条款后来被拿掉了。商玉生曾找到法制办询问原因，被告知是“部门意见”。“我就知道是民政部反对，不愿意搞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