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他又是一个幸运儿。1987年，依依不舍离开湖南师大的校门，回到了故乡宁乡师范任教，那年他才22岁，青春飞扬。他很快乐，很激情，三尺讲台，是他年轻时追逐的梦。他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当名优秀园丁。为此，几乎倾注了自己所有精力。为上好每一堂课，常常是查资料、备课到天亮，也记不清有多少个无眠之夜。他和蔼可亲。学生感觉他既是师长，也是兄长，大家其乐融融。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深知，他现在教的学生，很可能是当老师，也可能转行干别的，但无论在哪个岗位，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人毕竟是大大不同的。于是，组织了一个“摇篮文学社”。学校当然认为是件大好事，遗憾的是苦于囊中羞涩，挤不出经费支持他们。他就带着几个学生到每间办公室去收废报纸和旧书籍，换来一点点钱，用于油印文学刊物，他亲手刻钢板，还利用休息日跑长沙自费买回一堆堆文学杂志。有的学生想投稿，他甚至亲自誊抄和修改，然后自贴邮费寄出。信封上写的是他的联系名字，为什么呢?

　　他想：发表了，大家都会晓得，万一退稿也就不至于退到作者手里，他是生怕伤害了学生的积极性啊。因为谢老师，他们爱上了文学，因为爱上了文学，让他们受益一生。

　　那时，他的工资每月只58元，既要用来补贴家用，还得省吃俭用积攒一些钱，资助最贫困的学生。有时，从大山深处赶来学校看望孩子们的家长没地方住，他就主动让出床位，自己跑到熟人家去借住。他总不能忘记，当年杨老师，戴老师，还有许许多多的好人，曾经是怎样救他于危难。现在他有能力了，也要像当年老师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这是一定的。

　　22年后的2010年，当年他在宁乡师范的学生听到他生病的消息后，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探望他。其实，他在宁乡任教的日子很短很短，就那么一年。虽然时间可以带走所有的记忆，但有一种精神将会永存。岁月可能淡化所有的往事，但学生们绝不会忘记这个只教过他们一年，却教会了他们好多好多的好老师。就那么一年，却早已成为他们绵长的记忆。今天，他们仿佛在昨日一般向他倾述，把当年“欺瞒”老师一件又一件顽皮捣蛋的事娓娓道来……

　　假如不是为照顾恋人关系，宁乡师范是绝不会同意让这样一个优秀的老师调离学校的，而他也绝不会丢下已经割舍不下的学生。1988年，他被调到长沙市第20中学。一样的作风，一样的责任，一样的岗位。一晃7年，这时他已是学校语文教研组的组长了。这样的组长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以往一般是要论资排辈的，除非你真正才华横溢，而且得到广泛认同和信任。谢石山果然不负众望，把20中的语文教学搞得生动活泼，大有起色，在全市中学界还小有了名气呢。

　　1995年，长沙晚报急需调进一名熟悉教育线的记者，在市教育局推荐的几位人选中，报社独独看中了谢石山。这时有一个人就坚决不干了，我们好不容易进一个人才，你现在喊挖走就挖走呀?不行!校长杨汉民甚至很有些生气。

　　“请放人”这个说服的思想工作，可谓是做得费尽周折才被应允。谁知，当把他找来谈话时，他一开口就问：可不可以让我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这期末扫尾的工作别人不好接手，我走也走得不安啊。

　　听了这话，当场的这两位头头最受感动。当时作为长沙晚报总编辑，左润明内心太感动了，他伸出大拇指，说：这样负责任，顾全大局，又讲感情的年轻人正是晚报所需要的。作为校长，杨汉民默默地、久久地审视着眼前这位再熟悉再普通不过的年轻老师，他真想反悔，不该同意!

　　带着大山给他的那份宽厚与淳朴，他来到了长沙晚报。2002年，他任《东方新报》副总编辑。报社有一位编辑，家属远在乡下，家庭条件十分困难。谢石山得知后，多方奔走呼号，甚至还自掏腰包为之到处张罗、求助，最终为他俩解决了两地分居之累。事后，夫妻俩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登门酬谢，他笑着迎进门，又婉言送出门。

　　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父母仍住在沩山之下，他一弟一妹都在长沙，一个卖包子为生，一个在保险公司打工。也曾有多家广告公司主动提出要为谢总的亲属换个好的“行当”，被他一一谢绝。他说：朋友是朋友，原则是原则。

　　都道生死之交最难忘，这对于报社同事李勇来说，应该是今生今世刻在心底的记忆。那是2006年初冬，他俩一道去远在金沙江的向家坝电站工地采访。谁知一不留神，李勇一下子溜进了江中，不会游泳，加上江水刺骨的寒冷，眼见就要被江水吞没。危急关头，谢石山不顾一切跳下江去，死死地拉着他的手，直到岸上的人扔下救生圈和绳索……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比海更高远的是天，比天更博大的是男人的责任和情怀。

　　他的宽广，是不可以轻易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