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我与姜翠敏回大连时，去看望了徐叔。他的帕金森症状已很严重，行动不便，更加瘦弱，对于我们的到来有些木然。徐婶在他的耳边大声告诉他我们的到来，他似乎有所感觉，脸上现出些许喜悦，但无法说出只言片语。徐婶告诉我们他已多次住院，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常常连亲人也认不出来。见此境况，我们心情很是沉重。徐婶说，他多次念叨起我们，让我不胜唏嘘。 今年8月份，我们一家三口回了趟大连，我是去参加毕业三十周年活动，第二天就匆匆赶回上海。姜翠敏和厚博去看望了徐叔。回来后，姜翠敏说到徐叔已卧床不起，鼻饲进食，多次肺部感染住院，恐怕有不测。不想9月6日接到先是二哥后是张洪虎的电话，徐叔已过世，不禁悲从心生，往事浮现眼前。 家父与徐叔是莫逆之交，也是君子之交。两家又是邻居，两位母亲又都是善良，贤惠，因而两家友谊深厚。两人在50年代哈尔滨铁路卫校工作时就结下友谊。从我记事时起，徐叔就常来我家。尤其是文革期间，单位工作瘫痪，形势混乱，徐叔几乎每天都来我家，与家父关上里间房门，边下象棋，边谈话。那时我年幼，不知他们在谈论什么，只记得从外面玩够回来，推开房门，唯见满屋烟气。再后来，家父与徐叔均被关进牛棚。69年底我们家走“五七道路”被下放到庄河光明山公社安家落户，随后徐叔一家下放同一县的另一公社，两家相距40-50公里，交通不便，因而也只有一两次来往，一次好像是二哥去了徐叔家，回来说，徐睿已像个小泥孩。一次是徐叔随父亲来我家。后来，又将下放的知识分子安排回城工作，父亲回到铁路卫校，而徐叔被安排到瓦房店铁路中学任教。徐叔的安排显然不合理，我隐约知道，徐叔为此多次去找有关部门。我曾去过一次瓦房店，并住宿徐叔家。徐叔来大连的次数较多，差不多都是住在我家。几乎每次父亲与徐叔都畅谈到深夜。随着年龄增长，我有时也参加进来，但主要还是倾听他们的谈话。这些谈话开阔了我的视野，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年后，徐叔的申述有了结果，安排工作到大连铁路中学，仍不能回铁路卫校。但没过几年就退休回家。退休后，徐叔仍时常来找家父聊天，两人有时在我家见面，有时在早锻炼的公园里聚谈，似乎谁也离不开谁。在这几十年的交往中，不仅两位长辈友谊深厚，而且晚辈们感觉有如亲兄妹，甚至孙辈的大健、辰辰、小全、小丽、春林也相处融洽。家父曾高兴的说，我们两家是真正的世交，长辈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孙辈，十分难得。确实，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这份纯真的友情不多见，我们后辈应当珍惜，不断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