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叔（二）

       徐叔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徐叔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徐叔酷爱读书。父亲曾说起过，徐叔一生的追求是“一本书，一间房”，与世无争。但如此简朴的追求也成奢望，文革中仍受到冲击，被打成白专的典型，是“一本书主义”。我儿童时就知道他有很多书，家中柜子里和箱子里都是书，主要是数学方面的书。徐叔在数学上造诣很深，华罗庚的《数论导引》只有从事数论研究的人才会去读，数论又是数学中最抽象和最难的分支，而我在徐叔那里见到了这本书。他认为数论是数学中的体操，可锻炼人的思维能力。我曾就学习数学中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他总是当下就可解决，足见他的数学功底。

徐叔同时对文史也很热爱，常向父亲推荐一些历史书籍。文革后期，他从瓦房店来大连常宿我家，与父亲长谈，我则伺坐在侧。从谈话中我对徐叔的博学强记印象极深，尤其中国近代历史他所知甚多，一些轶闻随手拈来。一次见到我，得知我参加了致公党后，他即告诉我，致公党源自洪门。另有一段历史轶事：抗战时海外华侨领袖致公党北美负责人司徒美堂曾以70高龄穿山越岭，部分路途步行，从香港辗转到重庆，在国共之间劝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关心司徒美堂年高腿脚不灵便，特意派人用轿子将其抬上香山见面，这是中共历史上的唯一一次“抬轿子”。所以后来我去北京香山开会，特意去了毛泽东当年住的双清别墅看一看，当年他们两人就在这里见的面。徐叔的历史知识的丰富，不仅怡情，而且使其更深刻的认识社会，所以他对社会的分析总是入木三分。

徐叔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言必有据，逻辑严密，这可能来自于他的数学天赋。几乎每次他谈出一个观点，必给出所根据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对于徐叔思考问题之深刻和客观，父亲多次对我说及，称赞不已。在文革前期，大字报遍地，父亲与徐叔常在一起看大字报，父亲说徐叔的见地十分深刻。我曾听过父亲与徐叔谈论时局，徐叔言及，都是一言中的，冷峻而深刻。这无疑得益于他对历史人文知识的掌握和数学的严谨逻辑推理能力。粉碎四人帮之前，一次在我家他与父亲谈论某些政策时，他一针见血的说，这不过是上面的统治术而已。过后回头看看，他说得很有道理。

徐叔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自省，既能客观看待周围，更能客观的看待自己，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纯正品格。我上研究生后，对科学研究逐渐了解，曾对父亲说，徐叔生不逢时，如在现在，以其才华，做数学研究定能有了不起的成绩。后来，徐叔来我家时父亲将此话告诉他，徐叔却说不见得，因为自己的创造性不足。他说这不是谦虚，从一件事上可看出我的创造性不足，比如那一道用天平分辨假币的趣味数学题，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那关键的一步，那一步需要创造性。他所说的题目是，已知12枚硬币中有1个假币，或偏轻或偏重，要求使用一个天平，只称三次将假币挑出来。解题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换币。实际上，我们讨论这道题的时候是在7、8年前的事情，他仍然记得很清楚，并以此对自己做深刻的剖析。对于这件事，我不认为是徐叔的谦虚，而是他的思考问题客观而深刻的体现，他追求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使对自己也能客观的加以分析。一次，徐叔从我这里借去一本苏联人编的物理习题集，过些日子还书来时说，很难，好多题做不出来，物理比较难学。实际上，他对物理了解得不多，自然有些问题做不出来，如果假以时日，让他系统的学习相关知识，解这些问题应当不存在困难。徐叔的聪颖是大家公认的，但他还是能很坦诚的说出自己的不足，更显现了他的可贵。

       徐叔不仅学富五车，品德高尚，同时也对人情世故看的很透。一次，大约在67-68年间，我只有9-10岁样子，父亲对我说，粮本上还有一点苞米面，你去给领来。我带上粮本和面袋子，到了粮站，办好手续，粮站的服务员一下子称了30多斤苞米面给我。我也没多想，以为就应当是这些，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粮食扛回家。一进门，父母和哥哥们都大吃一惊，怎么扛回来这么多粮食，而粮本上的记录是3斤多，显然是称粮食的服务员搞错了。父亲就要哥哥去给退回去。正巧徐叔在场，他静静的说，实际上不还回去，粮站也查不出来，只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徐叔退休后，国内开始发行股票，他也饶有兴趣的参与其中。对此，他说“我也爱财”。我不认为他这是玩笑的话，而是真心话。财，大凡正常人都会“爱”，只是度的把握和生财之道如何。这几件事使我深感，徐叔身上体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品格，他们清高，但并不迂腐，他们对时政有着深刻剖析，对人情世故有着冷静的洞悉，但无论荣华富贵还是贫困受辱，已然淡定；他们不随波逐流，不去钻营，不趋炎逐势，不是不知道如此可获得的利益和荣耀，而是坚守自己的操守。这在当今尤为难得。

       数学是徐叔的最大的爱好，完全自学成才，很有造诣。从他那里我知道有一本苏联人吉米多维奇编的数学习题集，有些难度。我下决心要做一遍（大约1万道题），但这本习题集的题实在是太难，因而多次向徐叔请教。有一次，春节期间我特意到瓦房店徐叔家请教。对于我的请教，徐叔总是耐心的解答，并引申开来，开阔我的思路，使我受益很大。我对数学的兴趣，与徐叔的指引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实际上，我父亲学习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等也是受益于徐叔。在哈尔滨时，父亲就在徐叔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学习，两人经常一起讨论问题，他们的友谊也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

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我从没听到过徐叔虚词表扬别人，总是做出客观的评价，但在我青少年时，有几次徐叔给与我积极的评价，对我是一种难忘的鼓励。当我还在上一、二年级的时候，一次曾在徐叔家看到一本书，自己坐在那里连蒙带猜的读起来，过后徐叔对父亲说，小明比周围别的孩子聪明。我不知他是根据什么这样说。71年冬天，我读完7年级，进8年级要全公社考试选拔，那时父亲参加县里的5.7干校不在家。考完后一天，父亲回家，同时也将徐叔带来，这是我们两家下放农村后他第一次来我家。父亲问起我的考试情况，分析了情况后估计平均分在60多分，父亲很是不满意，自己也觉得很沮丧和懊恼。这时徐叔缓缓的说，小明考成这样，其他人不知要差到那里。后来发榜，我是班里的第一名，全公社平均60分以上的才10几个。后来，平均20几分的都进了。我时常惊奇徐叔如何能有如此准确的判断，要知道这之前他几乎不了解我的学习情况。他一定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因而能一言中的。

我时常庆幸自己的成长和学习工作中有许多良师益友，其中徐叔对我影响是较大的。他的品格、好学精神、思维方法，都值得我们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