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节了，父亲离开——已经是第六个年头。2002年的那个秋天，那个枯叶飘零的季节，父亲走完了不太长，却辛劳而顽强的一生，在家人的声嘶力竭地呼唤中永别了我们。还记得那个深秋的天空，灰蒙蒙的，整个世界变了颜色。秋雨纷飞，泪水纵横，宛如后山上针样的松树叶，在秋风中，一根根、一行行散落，铺了一地。每年的清明或父亲的祭日，每一个祭拜的日子，我都会想起父亲。对父亲那份深深的眷念，像是刻在了我的骨头里，无论在家乡的小城，还是在省会长沙，都刻骨铭心，越想越强烈。
　　父亲的病来得很突然，以至于一家人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七年前的“五一”假期，几个同事约我一起在衡山观光。衡山是佛教胜地，其名远扬。我虽不信佛，但既来到衡山，我还是在衡山脚下，在祝融峰顶，同众多虔诚的信徒一样，鞠躬作揖，替自己和家人许下愿望，这当中就包括祈求上苍保佑一家人的健康平安。然而，命运有时就是样开玩笑。祈福的当晚姐姐发来传呼，说父亲胃痛要我回去陪父亲做检查。老家离城里并不算远，父亲到城里却不多。除了每年春节给在城里的伯父拜年，父亲难得到几趟城里。父亲的身体一直都很好，最冷的冬天也不穿袜子，很少患感冒，更从未见吃药打针。这次要到城里看病，我心里有一丝不祥之感。回到家里，我第一次细细的看父亲，父亲依旧穿着那件二哥穿旧了的兰色中山装，头上明显多了些斑斑白发，向来深邃的眼睛带着忧郁，古铜色的脸庞露出疲惫。父亲从未这般疲倦过，哪怕是从十多里的镇上挑百来斤的重担回家，父亲都没有这么精神不振的。这让我十分心酸，只叫了一声“爸爸”眼泪差点掉了下来。父亲的病要照胃镜。父亲躺在病床上，我拽着父亲的手，这也许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这样紧紧地拽着父亲的手。父亲手上的厚茧，厚得让我难以想象，又粗又硬的，像儿时做游戏时用来做盾牌的樟树皮。一米多长的软管从父亲的喉咙缓缓插入，从父亲手心的汗中我感觉到了父亲内心的痛，我低声哭泣，扭头擦泪。反来复去，各种检查做了很久。最后，医生告诉我和哥哥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结果——父亲的病已是晚期，余下的时间最多半年。对这个结果，我和哥哥姐姐都十分错愕，不知道该怎么办，像是天突然塌了下来，也不知道该不该告诉母亲。我们再三追问医生，检查结果会不会出错。医生说，99%可以确定。后来，为了那1%的怀疑，我同姐夫陪父亲来到长沙的附二医院复查，1%的希望最终没有出现。
　　父亲就这样病了。病得这么突然，这么重，挽回的机会都不给，我认定这是上苍的不公。父亲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风里来雨里去几十年，好不容易将我们兄妹四人抚养成人、供我们上学、先后帮助二个哥哥和姐姐成家，凑钱帮我在城里买房……不谈享福，甚至还未来得及好好歇息一下，就这样被病魔击倒。为了不增加父亲的心理负担，我们瞒着父亲，说只是一般的胃病，养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好。父亲是个老实人，没读过什么书，从未骗过别人，也深信自己的儿女不会骗他。跟人聊天，他告诉人家自己“得的是一般的胃病，过些日子就会好”，人家也会友善地回应说“胃病急不得，要慢慢养”。父亲天天在盼望早一点好起来，他有太多的事要去做，他什么都放不下。在城里养病的日子，下雨时他会说“雨下这么大，屋后的水沟好久没修了”，天晴时他又说“田里的稗子等着要扯”“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等等，总是拗着要回农村。为了早点好起来，只要听见别人说哪种药吃了对胃病有好处，一生都舍不得花钱的父亲会急着要我们去买。为了不让父亲起疑心，我们也常常尽量满足父亲的要求，中药、西药和草药等只要能买得到的基本上都买了。农忙的季节，父亲的病情稍稍稳定了些，他以为自己恢复了。一天，避着我们去镇上挑回一担西瓜来，说是给我们口渴时吃。自那以后，父亲的病情越来越差。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父亲的话也更少了，常常一个人躺在床上默不作声。有人来看他，他话也不多，说得最多的是“你太看得起了，这大老远的来看我”，说完眼角处会有一些别人难以察觉到的眼泪。后来，父亲还是怀疑自己的病来，偶而会跟母亲说，“还是要去医院看看，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对父亲这样的要求，我们心里难受至极，眼看着自己的父亲这样耗尽生命，却无能无力。当初，我们就问过医生，由于是晚期，手术治疗风险很大，成功率极低，并建议保守治疗。当初，在我们拿不定主意时，父亲坚决反对动手术，可能当时是担心花钱的原故。父亲提出要去住院时，距父亲的病被确诊已有一年多，早已跨过了医生判定的期限，事后证明，医生的话是正确的，保守加保密延长了父亲的生命。越到后来，父亲想去住院治疗的心愿就更加强烈，我们做儿女的心也更加难受。后来，母亲说：“还是告诉他吧。”也只好告诉父亲了，我们不能再继续瞒下去，不然，就是罪孽深重。
　　后来，住在城里的三伯父回来看父亲，哽咽着将病情全部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静静的听着，一言不发。三伯父说：“你不要怪他们啊，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所以没有那么早告诉你，是怕你担心啊。医生说了，这种病，如果自己不清楚反倒会好些……”父亲一边听伯父说话，一边流着眼泪。最后，父亲说：“我不是怪他们，而是我没想到啊……我其他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还有一些心愿不未了……”父亲的声音很低沉，伯父凑上前去问父亲是什么心愿，父亲停了停，慢慢地告诉伯父：“老二还欠着帐，女仔还没买房，我还没看见绍国娶亲没有看见他‘当官’啊……”这是父亲最后的心愿，跟三伯父说过这次话以后，就再也没说过稍长的话语，不再主动吃药，不再提去医院，甚至也很少跟母亲说话了。父亲一定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是，他选择了沉默。从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二OO二年十月十七日（农历九月十二）去世只有三天时间。
　　每每想起父亲最后的心愿，我都会泪流满面。父亲是个顾大局的人，为了大家庭的团结，父亲总是迁就忍让。甚至对兄弟邻里的一些无理要求，他都会主动让步，此后还会跟母亲说，“都是一个屋里，吵起来不好听”。父亲性格耿直，讲话讲理，为此还得罪过自己的亲弟兄。母亲曾经告诉我，有一次为了引水灌溉，父亲讲了一个伯父的直话，挨了伯父的一耳光，回家后没有说，后来在一次醉酒后才告诉母亲。为了子女的幸福，父亲一直忙碌奔波而勤俭节约。为了为我们准备学费，从我记事起，每年的春节，父亲都要做种苗生意。正月初五、六开始到邻市的种苗场买进梨、桃、柑、橙等水果种苗，每次都会买一大担回家。然后，徒步挑往普利桥、芦洪市以及花桥等附近（最近的有六公里）的圩场叫卖。父亲常常是早出晚归，每天凌晨六点吃一碗前晚的炒剩饭，中午则在圩场买二个面包充饥，如果回家早会再吃一些母亲留着的饭菜，晚了便是二餐作一餐。母亲常常叮嘱父亲，饿了要记得在街上吃盒饭或者米粉，可是父亲总啥不得，反过来还时常反问母亲：“我一担种苗一共才赚得几块钱到？”每年都这样，年复一年，直到得病的那一年，父亲告诉母亲，“今年卖种苗赚了六百多”。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心里只有儿女，没有自己；只有爱，没有恨。四兄妹中，父亲是最喜欢我的，虽然平时没有表露出来，但从他一言一行中都可以感觉到。不仅因为四姊妹中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学校，而且还进了政府机关工作，我是父亲的骄傲。在父亲朴素的世界里，以为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都是可以做官的，以为只要能管住几个人，便是官。以至于，每次回家，父亲都免不了要告诫我好好努力，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当个“官”。二00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在父亲去世半个月后，通过公开竞争，我当上了民政局的办公室主任。那天夜里，我梦见父亲在天堂里笑。梦醒后，我却泪湿枕巾——父亲对我如此期望，我却只能在梦里与他分享。
　　父亲的每一个祭日，无论在家乡小城，还是省会长沙；无论是父亲坟前，还是上班路上，我都会想起父亲最后的心愿，并将此作为对自己的最好的激励和最重的鞭策，一直努力，不断奋进。而且，每每实现一个愿望，我都会来到父亲的坟前，烧一把冥钱，斟三杯米酒，磕三个响头，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天上人间，我都会永远是他的骄傲。
　　怀念父亲，怀念他给了我生命；怀念父亲，怀念他教会了我做人；怀念父亲，是为告慰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