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银波 按：1970年在北京就义时55岁的王佩英，以台湾静宜大学在大陆前身静宜女子中学（河南开封）第一届优秀毕业生之资，于2011年12月3日静宜大学55周年校庆之际，成为静宜大学55年来唯一授予的“杰出荣誉校友”。王佩英何以如此备受赞誉？本文或可解答。 她在这个国家活了不到55岁，曾两度抛家为国：1949年前，为资助、掩护地下党，她舍尽家产，吃尽苦头，出生入死；文革时，因同情刘少奇、坚持异见，她舍弃儿女，毅然殉道，杀身成仁。她“被精神病”，被关牛棚，被劳教、游斗、毒打、捆绑，被十万人公审、杀害，是和遇罗克同一批就义的“现行反革命”。在就义41年后的今天，她被法院终审判决无罪，关于其生平事迹的纪录片与书籍激起社会强烈反响，传媒纷纷报道，各界撰文著诗，民间立碑公祭，影响日趋深远。她有一个让人如雷贯耳的名字——王佩英。 1915年3月14日，王佩英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双龙巷，14岁即已举目无亲。1932年，王佩英成为静宜女子中学第一届学生。1950年，王佩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工作于郑州邮局、郑州铁路局、铁道部工厂设计事务所托儿所，1959年被调到专业设计院总务科单身宿舍当清洁工。1960年11月，其夫张以成因患肝腹水去世，留下六子一女尚待抚养。 1962年，王佩英认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他应退出领导岗位以结束这场全国性的灾难，并支持刘少奇的政策。1965年，王佩英到天安门、灵镜胡同等地散发传单。7月，她正式写出书面退党申请，被文革前铁道部基层组织强制性地送进北京安定医院，后被转到回龙观分院。 1968年6月6日，主治医师吴志长写了对王佩英的诊断意见：“目前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王佩英被从精神病院押送回专业设计院，关押在宿舍楼第100栋的牛棚，被劳教。9月9日、9月30日、10月4日，她三次在食堂喊口号，支持刘少奇，反对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此时刘少奇已被彻底打倒。10月21日，王佩英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1969年的下半年，迫害升级，王佩英被拉到北京的各个区和农村的大队去游街批斗，屡遭毒打、捆绑。王佩英对其观点，始终没有妥协，每一次都反抗。 1970年1月27日，包括北京市中小学生在内的十万人被组织起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公审”王佩英等20人。王佩英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她用全身的力气，想把头扬起来，又被按下去。她的咽喉被一根比较细的绳子勒住，下巴因石头塞得太多而致脱臼，被卸去。绳子陷进肉里，远处的“革命群众”看不到。公审后，王佩英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被发现已经给勒死了。尸骨在何处，至今也是个迷。这天傍晚，王佩英的七个孩子才知道，母亲走了。第三子张大中当时头脑一片空白，整整三天，不吃不喝，停止思考。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此时的公安部长兼北京市文革委员会主任是谢富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是刘传新。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死。1976年10月，文革结束。1977年1月27日（王佩英遇难七周年祭日），刘传新被免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职务，5月18日上吊自杀。 1978年，张大中等子女开始为恢复母亲名誉奔走，反复上访。1979年7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向中共北京市委送交《关于王佩英案复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认定王佩英的罪行是其在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负刑事责任”。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5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王佩英没有被评为烈士（当时刘少奇并没有被平反），北京市公安局补偿3000元，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补偿4000元，共计7000元分给张大中等七个子女每人1000元。张大中凭借母亲用生命换来的1000元，开始了创业历程，逐渐有了大型连锁店、大中投资公司。创业30年为国家纳税超过10亿元，为数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2008年1月18日，《南方周末》记者张春蔚发出深度报道《60岁张大中：退出中国家电江湖 告别店小二》，首次向公众提及“母亲因反革命罪被枪毙，兄妹7个相依为命”，“依靠母亲的抚恤金，张大中结婚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张大中也于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首次撰文《母亲》。 2009年，张大中联系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媒体人郭宇宽。在其策划下，张可心（王佩英女儿）、胡杰、郭宇宽开始广泛寻访当年王佩英身边的同事、难友、知情者，寻访内容被拍摄成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被写成《王佩英评传》。 2010年3月27日，张大中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包括刘少奇女儿刘亭亭、黄炎培之子黄方毅、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内的500余人参加了会议。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纪念会上首次播映。同时，大中投资公司筹备成立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张可心担任负责人），向社会各界长期免费赠送纪录片、纪念会光碟及《王佩英评传》，并对王佩英母校开封八中（原静宜女子中学）实施多项资助。多家图书馆收藏王佩英书碟，数万人踊跃索取、观阅、评议、反思，王佩英日渐成为民族记忆。 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刊发郭宇宽文章《寻找王佩英》，其后，《纽约时报》、《凤凰周刊》、《法治周末》、《杂文报》等报刊陆续报道王佩英，网上亦建有王佩英的网站、纪念馆、专题等，评论文章甚多。 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刑事判决书：“一、撤消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80）中刑监字第295号刑事再审判决书和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二、被告人王佩英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这个判决，一是由“不负刑事责任”改判为“无罪”，二是撤消了“精神病”的判词。收到判决书时，北京高院院长池强向王佩英后人致歉。6月14日，张大中写下公开信《答谢》，“告慰英灵于泉壤，昭彰正义于神州”，和北京高院判决书一起，公开发表于《炎黄春秋》7月号杂志。 8月8日，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塔园文革博物馆（原汕头市副市长彭启安推动创建），王佩英纪念碑揭幕，500余人参加仪式。该纪念碑立于刘少奇塑像旁。9月29日，王佩英生前单位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现名为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做出了《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王佩英是一位好同志，是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好党员。” 10月19日，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在第六届北京独立电影展放映参展。10月25日，200余人在文革博物馆公祭王佩英，王佩英六子张大圃、女儿张可心，及彭启安、塔园义工、胡杰夫妇、杨银波、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工作人员全程参与。11月3日，拍摄制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胡杰在香港大学放映该片，并为学生讲解。至于能够真实地反映文革、警示后人的四川建川博物馆和广东塔园文革博物馆，张大中向前者捐资百万，向后者捐资42万。 12月3日，台湾静宜大学55周年校庆之际，王佩英获得静宜大学55年来唯一的“杰出荣誉校友”称号。校方颁奖词是：“表彰王佩英一辈子坚持理想、坚贞不屈、为教育、真理、正义与社会服务的精神，其奋斗历程、卓越成就，值得静宜师生树立良好榜样，作为学习楷模。”大中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梁筱萍代表王佩英领奖。此事被《自由时报》、《中华日报》、《民众日报》、中央社、城市广播网等媒体报道。 王佩英的孩子们，如今健在者有四人：张大中、张大江、张大圃、张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