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谜一样”的余上沅

　　湖北日报记者王晶 刘畅

　　曾经是如此的光芒

　　一

　　余上沅是谁?面对名人故里寻访系列中的余上沅，我感到陌生。在搜索引擎里键入“余上沅”，搜出506项，其中作为人名的“余上沅”是和这样一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张道藩、赵太侔、闻一多、曹禺、宋之的、沈西苓、梁实秋、沈从文、罗隆基、徐志摩，和余上沅联系最紧密的一项工作是“国剧运动”。

　　打电话到武汉某大学中文系请教：在上世纪20、30年代与诸多名人有关、与一场文学革命有关的余上沅究竟是何许人物。对方一听我们寻访的人物是余上沅，竟回答说：“我们系里没有叫余上沅的。”

　　历史的烟尘淹没历史中的人物时，只有杰出者闪耀的光芒会进入后来者的眼睛，引导他们看到曾经燃烧的轨迹。在赵景深先生所著的《文坛忆旧》中我看到了余上沅的光芒：“在现代话剧方面有功绩且有发电机一般的推动力量的是余上沅先生。”同时我从《中华民国人名鉴》中获知余先生是“湖北省江陵县(今荆州市沙市区)人，美国大学毕业。历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及光华大学戏剧学校教授，上海新月书店经理、国立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等。”

　　32年前的仲春时节和今年的也许没什么不同，一样的草长莺飞。只是余先生在32年前的春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我在32年后的春天来到了他的故乡，寻找他的踪迹。

　　二

　　余上沅生于1897年，自幼喜欢看戏。他家境清寒，7岁在同屋刘寿林开办的私塾附读，12岁辍学到布店当学徒，15岁时他考入武昌文华书院。“五四”运动时期，他结识了陈独秀，并由陈独秀介绍给了胡适。1920年，余上沅入北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毕业后到清华学堂任教。1923年他得到清华学堂半公费补助留学美国。从1921年到1924年，余上沅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并对戏剧产生了很大兴趣。在赴美前夕，他公开发表了“我爱文学而尤其爱戏剧”的宣言，全然不顾当时社会上瞧不起“戏子”的传统偏见。

　　余上沅赴美留学的另一半费用是由父亲的朋友资助的，条件是余上沅必须学政治。而余上沅和熊佛西等到美国后，先在匹茨堡卡内基大学戏剧系攻读，后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专攻西洋戏剧文学和剧场艺术。不肯学政治的余上沅失去了资助，他不得不于1925年提前回国，同行的有赵太侔、闻一多。

　　回国后的余上沅和赵太侔、闻一多一起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办了戏剧系，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学校里开设戏剧系，也是余上沅为中国戏剧教育事业努力终生的开始。吴祖光先生在回忆他的姑父余上沅时说：“他的一生也证明他实践了自己的宣言。但是他没有走戏剧艺术家的道路，而走的是戏剧教育家的道路;他决不缺少作为一个戏剧艺术家的素质和才能，但是他看得更高更深更远，他着眼于更宽广的戏剧事业。只有富于牺牲精神的人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

　　躬耕于戏剧教育园地的余上沅于1935年在南京筹建了国立戏剧学校，并担任校长。学校最初为两年制，结合教学经常举行演出。余上沅除授课外，还担任导演。第一届学生于1937年毕业，毕业大戏即是余上沅导演的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剧校迁徙，沿途进行抗日宣传演出。1940年剧校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学制为3年，这是我国第一所戏剧专业的大专院校。余上沅主持国立剧专14年，力主兼包并容，支持左翼戏剧家在校开展革命戏剧活动。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余上沅以“忠恕勤俭”、“三省吾身”自励，不惜变卖书籍衣物，坚持戏剧教育。14年间剧专毕业学生数百人，当今中国戏剧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在剧专任职或学习，曹禺曾任剧专教务长，张骏祥、焦菊隐、洪深、马彦祥、吴祖光、应云卫、陈鲤庭、吴晓铃、金韵之、杨林彬、黄佐临等，都曾在这里执教;凌子风、谢晋、刘厚生等，曾在这里深造。

　　解放后，余上沅在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业余仍关心戏剧活动，曾为学生剧团导演过《阿 Q正传》等戏。作为上海第一届文代会的特邀代表，余上沅1950年到北京参观学习，此时他再次见到了周总理(抗战时期曾在重庆见过面)，总理面嘱：“你应归队搞戏剧。”1959年余上沅调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授，开设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又到研究室，主要从事戏剧理论名著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曾为余先生复旦同事的贾植芳先生30年后仍记得余先生书房深夜的长明灯，他说那是余先生“闪亮的心”。

　　1955年，余上沅受“潘、杨冤案”的无辜株连，曾身陷囹圄。杨帆(石蕴华)曾是余先生的学生，并曾在剧校任职。后在“文革”中余上沅再次受到冲击，1970年4月30日，他因癌症得不到治疗，体力枯竭而去，终年74岁。

　　三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者之一(吴祖光语)，余上沅还在戏剧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话剧本是西方的产物，余先生是最早把西方戏剧介绍并移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上世纪20年代，他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国剧运动”，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余上沅在《国剧运动》论文集的序言中说：“中国人对于戏剧，根本上就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这是他为中国话剧下的注解，也就是我们说的话剧民族化。

　　对于源远流长的传统戏曲，余先生也是充满了热爱并对其理解深刻。他在《旧剧评价》一文中，对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分别作了“一个重写实，一个重写意”的精到而细致的分析，并把重写意的中国戏剧理解为“最纯粹的艺术”。在《中国戏剧的途径》一文中，他对象征的中国戏剧和写实的西方戏剧热情地寄予“不期而遇”，“联合势力”的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的期望。他说：“并不是希望大家站在平等线上走。绝对的象征和绝对的写实是得不到共同之点的。好在平行线是理想的，把所谓之平行线引伸到极长极长的时候，其终点还是两相会合。写实与象征也是一样，彼此多少有点互倾的趋向，这个趋向是叫他们不期而遇的动机。等到时机成熟了，宇宙、人生、艺术、戏剧，一切的一切，都得了最终的调和，那么古往今来的那个大梦也就实现了。”

　　传统的戏剧观对戏剧本体的理解一直是以戏剧文学为中心的，因而彪炳史册的多是剧作家，他们以戏剧文学上的成就而著称于世。余上沅先生一生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戏剧著作，这里面有剧本，但更大量的是戏剧理论方面的译著。正是由于余上沅等人所作的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国剧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相当自觉和主动，没有了话剧刚舶来时的仓促紊乱和饥不择食。他们既从事戏剧教育，又创办戏剧杂志，注重戏剧宣传;他们不仅广泛深入地探讨戏剧理论，而且不懈地组织剧社，躬身戏剧实践。整个国剧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戏剧观念的一次觉醒。

　　在一页页发黄的书本里寻访着余上沅的踪迹，觉得还有两件事应该被提起。一是1935年余先生陪同梅兰芳先生出访苏联和欧洲，他们一起拜访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肖伯纳等，访问了莎翁故居，观看了多场名剧。还有一件是1948年，余上沅代表我国出席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戏剧家协会年会，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参加国际戏剧组织。

　　四

　　身为中国话剧先驱的余上沅因种种原因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受到了显然的冷遇。一颗中国话剧的启明星，在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就沉入了孤寂之中。我们试图在余上沅的家乡找到一些他的踪迹，但少小离家的余先生之于故乡似乎就只有地方志上不足千字的介绍。我们也找了很多相关部门和人士，但大家都不“认识”余先生。余先生的夫人陈衡粹(陈衡哲之妹)曾说过余先生幼时家住沙市九十铺，经当地人指点，我们来到了原来的九十铺，现在的沙市区红门路一带，车水马龙间根本没有了当时一个布店学徒的家。

　　此次寻访余上沅先生要特别感谢曾为余先生学生的骆文先生，他一直关注着我们的采访，并数次为我们提供帮助。余先生一生的贡献虽然卓著，他本人却如同流星一般滑过中国戏剧界的天空，光芒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但他燃烧时所释放的能量延续至今。2002/04/25

　　文化名人故里寻访记7

　　荆楚在线(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