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余上沅故居

　　2月29日《湖北日报》登了一则消息《沙市发现余上沅故居》。消息是以前的同事童彬写的，文中提到发现故居的李南杰先生，是一位清癯老者，曾在《荆州府志》首发式上有一面之雅。

　　余上沅是谁?即使专业人士恐怕也未必耳熟能详。但若说他是现今中央戏剧学院的创始人，谢冰心、梁实秋、熊佛西、落华生等人的同学、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的专栏撰稿人、上海《新月书店》的经理兼编辑。也许会吸引不少眼球。

　　2002年《湖北日报》曾有个系列报道《湖北文化名人寻访记》，其中有一集是寻访余氏故居，记者无功而返。语焉不详地说是在红门路一带。

　　余夫人陈衡粹回忆：“上沅家住沙市九十铺(埠)(今胜利街高家巷斜对面)，与清末拔贡刘寿龄老先生同屋。刘先生既行医又设塾，上沅从七岁起就在刘老先生私塾附读。”

　　经过多年寻访，李南杰先生最近才访到了一位居住在胜利街242号第三进、已年过八十、卧病在床的老人李永芳。李毫不含糊地说：“我在这个屋里住了一辈子，过去刘寿龄老先生就住我的隔壁正房里，姓余的可能住在第四重(进)。”此前他还寻访过沙市名老中医、现已96岁的刘云鹏老人，刘老也说：“刘寿龄老先生往日就住在新长巷斜对面的一栋老屋里。”胜利街242号老屋正处在新长巷和高家巷之间的斜对面。因为余上沅与刘老先生同屋是无疑问的，找到了刘老先生的老屋，也就是找到了余上沅的老屋。所以现在完全可以肯定，胜利街242号就是余上沅的故居。

　　沙市胜利街(原名九十埠)座落在始筑于东晋的“寸金堤”沙市下段的堤基上，是昔日“沙市巷陌三千家”的主要街区。从“九十铺”这一地名就推测当时何等繁华。杜甫、陆游、袁宏道、杨守敬、张大千和其长兄张善孖等历代名人都曾经在“九十埠”及其小巷旅居和游历过。近代地方名流李宝常(书法家)、朱畅久(生平不详)、黄兴阶(不详)、向笙阶(古琴演奏专家，收藏家，本博客有介绍)的住宅都坐落在“九十埠”街上。

　　位于胜利街242号的余上沅故居，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中期老屋，门面宽达12米，一道两开，纵深五进。整栋房屋为两层砖木结构，共有门面两间(一间是“沈恒园”衣铺)，大小房间58间，堂屋(客厅)4间，天井5个(其中两个有亮亭遮雨)。每一进之间都有封火墙隔开，并有兼墙门相通。在第四进兼墙门后，还建有约16平方米的小型戏台一座。戏台两侧有石雕栏杆出台阶通道。戏台顶部原有亮亭遮盖。戏台前为向下错落约2米的第五进两层凹形楼宇。楼下是可观看演出的堂屋和厢房，楼上是可看演出的厢式回廊。整栋建筑虽不豪华，但营造精到，其木雕装饰、石雕构件、花格窗、

　　天花板壁、祭祀神龛都十分古朴雅致。这种在住宅内建有连体戏台的民居实属罕见。

　　余上沅(1897-1970)，沙市人(现为湖北荆州市的一个区)。1897年(光绪22年)农历十月初四出生，取名“上沅”，出自屈原《九章之二"涉江》

　　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兮,唉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

　　他是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1923年赴美留学，攻读戏剧文学。1925年夏回国，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戏剧系，成立中国戏剧社，与徐志摩等筹办新月书店。1926年秋，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新月书店在上海成立，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对书店经营，颇有建树。1928年9月，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秘书，发起小剧院运动，曾演出丁西林的《一只马蜂》，他本人创作的《兵变》、《茶花女》等，白杨(杨君莉)就是参加演出而成名的。1925年，他随梅兰芳应邀去苏联拜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还游历了英、法、德、意等国，拜访了萧伯纳。1935年8月回上海，回国后，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去南京筹建国立戏剧学校，任校长。1935年，余上沅在南京筹建了国立戏剧学校(后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戏剧专业的大专院校(即现在中戏的前身)，余上沅主持国立剧专14年，剧专毕业学生数百人，当今中国戏剧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曾在剧专任职或学习，如曹禺、张骏祥、焦菊隐、洪深、马彦祥、吴祖光、应云卫、陈鲤庭、吴晓铃、金韵之、杨林彬、黄佐临等。

　　1949年他后受聘于上海沪江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因潘汉年、杨帆(杨为余的学生，时任上海市公安局长)错案受株连被拘留审查。1956年获释回复旦大学继续任教。文革中又遭迫害，下放劳动，1970年患癌症在上海病逝，终年74岁。 1978年上海戏剧学院为他平反，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著有《余上沅戏剧论文集》，译有美国乔治"贝克《戏剧技巧》，福斯特的《光明列车》(短篇小说集)、捷"加贝克的《长生诀》(剧本)等。他是最早把西文戏剧介绍并移植到中国的重要人物。20世纪20年代，他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提倡“国剧运动”，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

　　梁实秋回忆：“上沅长我五岁，对我在私行上屡次不吝规劝，所以我对他自有一番敬仰，一直以兄长事之。”“上沅一生耿直，自律很严。我举一桩小事为例：在北碚时，剧校预备买船回南京，临行前我从寓处走过去送别，只见他指挥员工打扫清洁他们租来的校舍，擦玻璃、抹地板，忙得一团糟，或谓即将离去，何苦乃尔，上沅说：‘不然，惟因我们要离去，所以要打扫，给后来的人一个方便。’这是很难得一见的美德。”

　　“有一位职员犯有重大过失，上沅予以申斥，其人不服，始而厉声抗辩，终乃拍桌大骂，秽语尽出。上沅泰然处之，端坐不语，俟其发泄完毕悻悻而去，上沅始徐徐语左右曰：‘我不能和他对骂，对骂就不成体统了。’其人终于悔悟道歉。”

　　“上沅之最不可及处是他的敬业精神。今年八月三日有一家香港报纸刊载一篇‘导演家里失火时’，这导演就是余上沅。这一段轶事我也曾听衡粹说过，这家报纸记载非虚，引录如下：

　　大约在一九四七年冬，他们家附近失火，大有蔓延到门前之势，她(衡粹)急忙打发人到剧专叫他，三番两次去人叫，总不见他回来，他只派一个人来帮忙。她们急忙把家里东西往院子里搬，过了一两小时，火扑灭了，她们又忙着往家里搬东西。深夜，这位戏剧家从容自在回来了。夫人当然很不高兴的问他：‘火烧眉毛你都不回来，太不象话!’他理直气壮的答道：‘我在排戏，我是导演，最后一幕没排完，怎么能回来?’又说：‘搬东西救火人人能做，可是排演别人代替不了啊!’夫人听了，哭笑不得。”

　　“所以也难怪余上沅在南京主持戏剧专科学校十年时，教职员送他一副对联：

　　戏剧树典型端赖十年教训

　　桃李满天下只余两袖清风”

　　1924年余上沅在留学美国期间，从报上看到故乡沙市发生兵变的消息后，用七天时间写成独幕话剧《兵变》。他曾说：“我的家乡(沙市)发生兵变了!放下报纸，思念父母，思念乡间一切亲友，更想到兵变的危险，杀人、放火、奸、掳，种种可怕可恨的景象，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放下书本，打算把这些景象，用文学记载下来。朝于斯、夕于斯，五天不知肉味，三次根本推翻，连改带誊，足足费了七天功夫，才完成了《兵变》这篇独幕剧(有一次公演，因避免误会，曾被人改名《玉兰姊妹》)。”此事充分反映了余上沅的家国情怀。上世纪50年代，余上沅执教于上海复旦大学期间，曾有回乡寻根的打算，因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长期被拘留审查、下放劳动，终至赍志而没，一直未能实现还乡夙望。

　　历史上，沙市曾是“琵琶多于饭甑”的“戏迷城”。这里诞生余上沅，是荆沙的荣耀。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艺术研究院曾派人来到沙市，调查搜集有关余上沅的资料，建议筹建“余上沅纪念馆”，但上世纪末沙市急剧衰落，百业萧条，人们已无暇顾及这一位中国现代戏剧的拓荒者。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只有九十铺那幢风雨飘摇的老屋，依然在沉默中回忆那寂寞的逝者。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