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一些名记者谈起自己之所以选择新闻这个职业，往往说是出于兴趣，或是命运的安排。但我看到写您的文章说，做记者是您与生俱来的情结。

　　范敬宜：是的，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当时上海是全国报业最发达的城市，报纸多，家里除了订有《申报》、《大公报》、《文汇报》之外，还有各种小报。我就什么都看，对办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办了一份手抄复写的《静园新闻》，版式模仿《申报》和《大公报》，报道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然后偷偷把它塞进邻居的门缝里。大家很奇怪：“这是谁干的呢？”有一位姓王的邻居，在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下班回来，有时在弄堂口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王先生到我家大兴问罪之师，最后撂下一句话：“这样的孩子不好好管教，将来非闯大祸不可。”——这句话后来真应验了。

　　记者：是不是因为对新闻工作天生的热爱，所以您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读的是中文系，但常在新闻系听课。

　　范敬宜：对，我对新闻系的课更感兴趣，选修或旁听过黄嘉德的《新闻学概论》、梁士纯的《宣传与公众舆论》、刘克林的《新闻写作》以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史》等课程，对我影响很深。新闻系办的校报《约翰新闻》还聘我当副刊编辑。1951年从圣约翰毕业，我被分配到华东师大当助教，可是我却向往做新闻工作，不愿意留在上海。那时候上海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去外地，填志愿时往往第一志愿是上海，第二志愿是上海，第三志愿还是上海。有的干脆是第一志愿黄浦区，第二志愿卢湾区，第三志愿静安区。当时我才20岁，对新闻工作充满了憧憬，对我一生命运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当助教的机会，瞒过家里直奔东北，进了《东北日报》。

　　记者：从江南到东北，这种跨越不只是地理和生活习惯上的，更多的是生活道路的改变。

　　范敬宜：很奇怪，我好像从来没感觉过不习惯，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一下子就融合到那个集体里去了。刚去时，我没有当记者、编辑，而是当“检查员”，专门检查稿件的各种差错。因为当时新闻界的口号是“为办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而斗争”，“为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而斗争”。我对自己的工作很安心，很喜欢。

　　报社对我也是很器重的。当时报社的干部一部分是老区去的，一部分是延安去的，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解放以后经过短期培训的新闻干部，大学生比较少，所以我很受重视。但是，也有些同志对我另眼相看，特别是对由圣约翰这样美国人办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学生有一种特殊的看法。我刚进报社，有人第一句话就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又问：“哪个帝国主义办的？”我只好说：“美帝国主义办的。”在部分同志心目中，我自然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总的来说，开始几年还是很顺利的。1955年我的级别已经是16级了，相当于处级。现在看来，人的一生一帆风顺不见得是件好事。

　　记者：那您后来怎么成了“右派”？

　　范敬宜：1954年我开始在文艺部做编辑工作，办副刊。到了1957年“反右”，首当其冲的就是副刊，而且我一直管杂文，那时的杂文大多成了“毒草”，“毒草”的“炮制者”自然成了“右派”，成了“右派”就要受处分。除了撤销职务，降薪6级，开除团籍，还送到辽阳的一个“兽医科学研究所”（原来的种马场）去劳动改造。那正是“大跃进”的时候，劳动强度特别大，特别艰苦，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早上三点起来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刚睡一会儿又起来，一边干活一边糊里糊涂闭着眼睛。这还不算是最苦的，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就连饭也吃不饱了，报社的“右派”全部调回到社办农场，全身浮肿，那种磨难不是常人能想象的。我记得那时候只希望昏过去，或者能够发一场高烧、得一场重病，好休息一下。但就是不病。

　　记者：听说您原来身体很差，上海名医说您最多活到20岁。那么您是怎么挺过来的？

　　范敬宜：人到了极限，要么就垮了，要么就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经过那一场“脱胎换骨”的磨练，身体反而逐渐强壮起来，现在我的身体还比较好。

　　记者：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

　　范敬宜：从1958年一直延续到1962年。我是1960年摘的“帽子”。其实“帽子”摘不摘都差不多。

　　记者：听说那叫“摘帽右派”，摘了帽，实际上还是右派。

　　范敬宜：是这样。1962年重新回到《辽宁日报》工作。当然不能再当编辑了，只能做一些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不允许写稿，不允许用真名发表作品，回到我的起点——做文字检查，还当过一段“农民版”的编辑。不过，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但是，好景不常，到1966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我这样的“牛鬼蛇神”自然在劫难逃，所谓“新帐旧账一起算”。不断地“触及灵魂”，“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一直折腾到1969年冬天，干脆扫地出门，全家被赶到农村去“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