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段岁月，讲讲您是怎样走过来的？

　　范敬宜：那时全国大批干部下放，名为响应毛主席“重新学习”的号召，是大势所趋。但是辽宁省更“左”，也更“彻底”，搞了个“插队落户”，就是全家统统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样下放的干部有上万人。像我这种身份的人，当然必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全家就到了辽宁省西部的贫困山区建昌县，又到了个最贫困的公社，叫二道湾子公社，这个公社最穷的是大北沟大队下面的东下坎生产队。你瞧，又是湾又是沟又是坎，荒僻艰苦可想而知。开始住的是一个门窗不全的破屋子，在山梁上。我去时正好是12月，一个小土炕全家挤在一起。那么冷的天，风呼呼地刮，只好把一床棉被挂在门上算一个门，用报纸糊窗户。炕边还放着一口大黑棺材。所以我现在对生活特别满足，那时一个像样的窗都没有，现在有多少窗子？那时一个门都没有，现在有多少扇门？想想那个年月，对生活就没有任何奢求了。

　　记者：这样艰苦的生活简直不敢想象，后来呢？

　　范敬宜：后来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原来生产队把我们安置在那间破屋里，是对我们的“考验”，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外来的下放户，担心占了他们的口粮和收入，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们吓走。他们想这个地方肯定没人受得了，受不了就得走，没想到我们能呆下来。这些都是后来他们说的实话。

　　记者：那您真能忍受得了吗？

　　范敬宜：真能。有了1958年到1962年的经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我当时感觉很好，起码不批你，不给你写大字报，精神觉得比在机关里面要好得多，所以我很安心。去了那里，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干活去了，跟着农民一起干，干着干着，农民就跟你亲近了。农民是很淳朴的，他不看你什么身份，政治上的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他看的是你这个人能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吃这个苦。干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觉得过意不去。有一个社员新盖了三间房子，本来是准备给他弟弟结婚用的，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委屈你了。现在看你真心实意地跟大家在一起，我那三间房子就让你住，我弟弟结婚的话就跟家人住在一起，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就什么时候把房子退给我，房金分文不要。”我一下子觉得好像是掉到海里又站到岩石上来了，我觉得这房子好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农民跟我特别好。农民是最朴实，最讲情义，最实事求是的。

　　记者：但是和文化生活隔绝了。

　　范敬宜：当然谈不到文化生活，连收音机也没有，报纸也没有，完全和外部世界隔绝了。我天天在生产队干活，连挑粪挑尿都干，差不多半年时间没有到过公社的集市。那时不是学大寨吗，改天换地、斗天斗地，豪情满怀。到春节我还写了副春联贴在门上：“胸怀朝阳下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连农民看了都发笑：都到这份儿上了，还说这话!

　　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另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一天，我正在生产队里起猪粪，听到公社的广播说：“大北沟的下放户范敬宜马上到公社来一趟”，我听了，心想这还能有好事吗？不是批斗就是训话。因为这对“五类分子”来说，是家常便饭。

　　记者：《经济日报》现任总编辑冯并说，当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想过要叛逃。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范敬宜：我当然很紧张，但我还是去了。到了公社，副书记和我谈话，他态度挺好，说全国都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经济犯罪。公社有一个供销社主任贪污了很多东西拿回自己家里，后来被揭发出来，为了教育群众准备办一个展览会，但当地的人文化程度都比较低，没有人能办。听说大北沟有一个《辽宁日报》下放的右派，当过编辑，就想找来试试。他问：“展览要有图片，你会画画吗？还要有说明词、解说词，你能不能干？”我说：“我能。”他们说：“那好，但是你在公社机关里面干不合适，太显眼，你就到公社的铁匠炉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干去吧。”

　　我那时特别高兴，有一种被重用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公社所在地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用柴油机发两小时电。我在大北沟半年都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世界上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现在有了电灯，晚上可以看看书报，觉得特别幸福。和我一起干的，还又一位姓李的中学教师，他能画连环画。后来展览办成了，在当地一下子就轰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太贫困，文化很落后。都说这展览字写得那么好，说明词也好，图也画得好。一下子我就成了当地的“名人”。

　　记者：这是下放后干的第一次和文化有关的事，一定很高兴吧？

　　范敬宜：对。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我命运的转机。展览期间，县委一位管农业的副书记，叫张化成，到这个公社来视察工作，公社说我们现在办一个展览，请你去看一看。他一看前言，很大的一块，都是很工整的小楷。他问：“这是谁写的？”公社领导回答说是一个右派写的，原来是《辽宁日报》的。又问：“这说明词谁写的？”回答说也是这个右派。张书记说：“我倒想见见这个人。”公社书记说：“那可不行，你看了太抬举他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们派个人假装去找我，让我休息一下，到外面的集市上逛一逛。公社办公室就在路边，那个人领着我好像逛集市，张书记在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看，就跟相亲似的。据说当时张书记说：“这个人看来面相不恶，我得想办法以后用用他。”

　　记者：当时人们想象中的右派都是青面獠牙？

　　范敬宜：可能吧。1971年有一天，突然县委叫我到县里去报到。干什么呢？那时候全国搞教育革命，建昌县所在的朝阳地区要办教育革命的展览。整个地区有六个县，每个县都是由自己来出展品，而且要评比，看哪个县办得更好，县委的那位张书记就想到我，把我找去，问我能不能干，我说能干。但是还是不能呆在县里，得到城边上的一个中学，中学里边有一个堆杂物的房子，也是人家去不了的地方，让我在里边干。我和县文化馆的两位同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做出来，之后就拿到地区去展览，评比结果是对我们县评价很高。当时在县里这样的小地方就传得神了，把我叫“大秀才”、“笔杆子”。以后农业学大寨，县里成立农业学大寨指挥部，要办简报，张书记又想起我，叫我到指挥部办简报。最后，几经曲折，进了县委机关。在当时，像我这样身份的人进县委机关，是绝无仅有的。

　　记者：您是不是从那时开始接触农业了？

　　范敬宜：那一段时间对我非常重要，我原来对农业基本上是外行。在报社我是搞副刊的，现在是实实在在搞农村工作，一开始写出来的调查报告文绉绉的，像新闻通讯。张书记就手把手地教我，耐心地给我修改，慢慢地我开始上路了。对农业也熟悉起来，而且很有兴趣。在五、六年中，我把全县的三百多个大队跑遍了，公社的、大队的书记全都认识我。农民到底希望什么，到底想什么，农村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都是一片莺歌燕舞，但实际上农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农村的了解、采访和调查跟新闻记者不一样，我常年跟农民在一起生活，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是什么我非常清楚。县委有许多重要报告、讲话出自我手。这些报告、讲话比较实在、生动，能够反映真实情况，所以很受好评。每次起草重要报告，都要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通过。有一次我念完稿子，县委书记马汉卿流泪了，他叹口气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当时我的档案中这样写的），明明是‘煽阳风，点阳火’嘛！”我从事新闻工作，真正的基础是那时打下的。那几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东西，除了写文件、报告，我还给省报、地区报写新闻稿，当然不能署自己的名字。即使这样，只要能够发表，也特别满足了。

　　记者：可是，很多人就在禁锢中把才气、精力都消磨掉了。

　　范敬宜：是这样。我幸运的是建昌县的领导一直用我，不断地让我写东西，一点没有另眼相看，所以实际上写作不但没有荒废，反而有长进了。有时一篇一万来字的讲话稿一个晚上就写完了。我就是这么磨炼出来的。

　　记者：这种练笔的方式对后来的报社工作有帮助吗？

　　范敬宜：当然有，至少让我了解了实际，了解了群众，同时文风也有了很大改变。我1978年秋天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工作的时候，不少熟悉我的老同志都说我的文章和过去“判若两人”，过去文笔很花哨，现在不同了。

　　记者：听说您是1978年春天在建昌入党的，那时还没有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政策，是这样吗？

　　范敬宜：确实是这样。当时建昌县委冒了很大的风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记者：那种情势下，入党对您还那么重要吗？

　　范敬宜：当然非常重要。即使在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也没有动摇过加入共产党的信念。1960年冬天，刚宣布完我摘帽的第二天，我就跑到《辽宁日报》党委表示入党的愿望。这当然太可笑了，可是我郑重其事地向党委书记说：“我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会用20年时间实现这个愿望。”

　　记者：这在当时恐怕真是不太现实吧？

　　范敬宜：是的。但是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包括“文革”后下放到了农村，我都坚持每年写份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的决心。不过这完全是幻想，因为接照当时的政策，“右派”绝对不容许入党。到了县里以后，县委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根本无从着手。他们请示了地委、省委，后来又通过某些途径向中组部了解情况，回答都是：“没有政策，没有先例。”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领导说：“没有先例，我们就自己创吧！”

　　记者：这需要很大的胆量。

　　范敬宜：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县委书记马汉卿和副书记张化成。马汉卿是老雇农出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实事求是，敢于担担子。张化成更是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他很有经验，认为首先要做好基层的工作。1978年春节期间，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听取公社党委书记们对吸收范敬宜入党的意见。所有的公社书记都说这是应该的，没有意见。回来以后又在县里各个部门征求意见，都说没有意见。这个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提出质疑，就不好办了。到了1978年的4月份，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县委决定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我入党的问题。他们把我的档案拿来，厚厚一摞，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我一直提心吊胆的。据说，当时马汉卿最后拍板说：“我看了他所有的档案，我认为他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我们吸收这样的人入党不违反党章，如果将来认为我们吸收他入党是错误的话，我首先戴高帽、挂牌子去游街。”这时有人说：“范敬宜一入党，咱们这个小地方就留不住他了。”马汉卿说：“范敬宜的前途大着呢，我们就当为国家培养了一个人才。”这个话我一直都记着。

　　记者：这是您命运的重大转折。

　　范敬宜：我的一生如果没有遇到这些好人，就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1984年9月调到北京，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招待会，踏上铺红地毯的楼梯，每走一级台阶，我就想一个有恩于我的人，马汉卿、张化成、任仲夷、赵阜，还有我在农村的生产队长、房东……

　　记者：下放十年您的心态一直这么充实平静吗？有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范敬宜：应该说不严重。心里有个目标很重要。1975年的秋天，我跟着县里各级干部到大寨去参观，我们坐着大客车从建昌到昔阳，回来的路上经过北京，车没有路证，不能进北京。当时我挺想见见我的老同学，一个在新华社，一个在人民日报。那时天都快黑了，我说我进一趟城，他们说你必须第二天早晨8点钟赶回来，不然车就走了。我急急忙忙地，背了一大袋子大寨梯田上的石头，像朝圣一样去了人民日报社。当时报社还在王府井，我去了以后，门卫说今天礼拜天不上班。我在农村根本没有“礼拜天”的概念。我站在门口，天已经黑了，那时不像现在，到了晚上街上唯一有灯光的地方就是报栏。我就站在报栏前面，把当天的《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记得那一天有一篇刘伯承的文章，叫《回忆长征》，我就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半夜。十二点多的时候，望着人民日报社院里灯火辉煌的办公楼和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在这种情景下，要说没有一点苍凉的心情，那是假话，但我很快就把心态调整过来了。颇具戏剧性的是，11年以后我竟然进了这座大楼，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这里要插一句，那时人民日报社已经搬走）；又过了8年，当了《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样的变化，是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