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敬宜，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中文系。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农村部副主任、主任、编委等职务。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84年调中央文化部任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曾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 

我的新闻生涯从1951年开始，但是真正做新闻工作是在1978年 

　　[主持人]:您是怎么样走上新闻岗位的？
　　
　 [范敬宜]:我走上新闻岗位有某种传奇色彩的。我从小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天生的情结，因为我从小多病，不能正常的上学，在家里边看书看报纸，那时候上海的报纸比较多，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大公报等等，我都看。所以对新闻有特别浓厚的兴趣。我十来岁的时候，在我住的弄堂里自己办了一张手抄小报，排版什么的都是按照申报排的，把左右邻居家里边的隐私都弄上去，而且偷偷地塞给他们。开始他们也不知道，觉得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发现了，有一个邻居到我家来，大兴问罪之师，后来扔下一句话“你们好好管教这个孩子，否则将来会闯大祸的。”这个话真是给他说准了，后来真是闯大祸了。 

　　到1957年有一场反“右”风暴，我被卷进去了，那时我才26岁。一下子成了“右派”，从此就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下去劳动改造。《东北日报》后来变成《辽宁日报》了。那时在农村劳动改造了3年，后来回到报社工作，那时候不能做新闻的采访、新闻的编辑，只能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校对、检查等。时间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我们这样的干脆被扫地出门，全家都到农村去。我在辽宁西部朝阳市建昌县的农村足足呆了十年。一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以后，才回到《辽宁日报》工作。我中断了十多年的新闻工作。那时候我几乎一无所有。 

　　我的新闻工作从1978年才重新开始的。我后来所做的都是在1978年，主要是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份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以我的新闻生涯虽然是从1951年就开始做，但是真正做新闻工作是在1978年。1978年时我是49岁，将近50岁了。我刚开始回去的时候，连助理编辑都不是，因为以前全部都除名了。我差不多用了三四年的时间，一步一步把时间抢回来。 

　　[主持人]:怎么个抢法？ 

　　[范敬宜]:逆境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个悲剧，20年丧失掉。但是这一段时间对我的新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假如没有这20年生活在逆境当中，这20年一直在普通的老百姓、农民以及基层干部中间，我的新闻工作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成就。主要就是通过将近20年的时间在底层，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老百姓生活状况怎么样，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做些什么，我们的政策在基层他们是怎么贯彻执行的，这给我后来做新闻工作，一直到做新闻领导工作，帮助太大了。如果这20年是非常顺利过来的话，我觉得绝对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我说的成就不是职务，从1978年职务从一无所有一直到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这个看起来带有戏剧性，我觉得这并不重要，职务并不能说明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人生的道路上，这20年对我是刻骨铭心的。我一直讲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也越近。在做新闻工作中，主要是怎么判断是非，拿什么尺度来判断是非。假如我一直在报社的办公室里，不接触广大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就不可能有这个是非判断能力，只能是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去报道，不会去判断这样一个政策到底在老百姓中间会是什么样的反映，在执行中间会有什么问题，不会思考这些。新闻的采访、写作以及做报社领导工作中间，能在一些是非问题上，头脑还算比较清醒，主要得益于我已经习惯用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的目光来审视。有时候虽然是不幸，但是最后祸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福了。　

 
　 [主持人]:您认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范敬宜]:这几年我给同学们上课时也好，或者是到外面讲课也好，我一直强调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到浙江省讲了一次课，题目就叫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新闻工作者现在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关头，现在整个媒体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在我的生命生涯中间，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新闻工作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新闻的理念首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闻管理的方法有很大的变化，新闻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以及新的手段的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以前那一代人没有经历过。当然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我刚才看了网友们写的帖子，觉得目前的新闻问题不少，我也觉得问题不少，但是我走了50多年，我觉得当前是建国以来，新闻工作天地最广阔的时候。那个进步、那个变化，以前我们都是不敢想象的，不仅仅是讲技术上、设施上的变化。我承认现在问题很多，但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在这样情况下，做新闻工作者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什么，要坚持过去的一些什么？中国《战国策》上有一句话，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它的意思就是人家对我好的，有恩于我的，我是不能忘的。人家有负于我的，那是不可不忘的。我常常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事情是有不可不变者，有不可变者。什么不可不变的？现在整个科学技术发展，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对新闻工作提出的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不变的，要顺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但是有没有不可变的呢？我觉得不可变的，主要的就是社会责任。无论新闻情况有怎么样的变化，以前谁敢想象党报走向市场，几十年前这都成反革命的语言了。党报怎么能进入市场？今天在说走向市场，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也有不可变的，新闻工作者对国家、对民主、对社会应该负起责任。负责任主要就看有没有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起正面的作用还是起负面的作用。 

正确的舆论监督，正确的批评，我认为同样是正面的 

　　[范敬宜]:网友提出怎么看正面报道，怎么看负面报道，我觉得把这个报道变成正面报道或者负面报道，这个说法不太科学。比如批评性的、监督性的报道，我觉得不应该是负面的，而是它帮助我们改进工作。所谓负面报道是起到破坏作用。正确的舆论监督，正确的批评，我认为同样是正面的。有的网友说，现在正面报道占99％，负面报道只有1％，这样的说法不科学。现在报纸上，不说小报，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也不是这个比重，现在打开主流媒体，包括党报在内，现在对社会问题提出批评意见的、监督的相当不少，我们不能隔断历史来看。现在报纸上所谓负面报道的份量要放到30年前，总编辑早该撤职改造了，根本不可能。一个是我们的数量并不是像网友说的只占那么一点，这个比重逐渐在扩大。另外，正面和负面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分歧。不是说批评了、监督了就是负面的。

　　现在来看，是不是一个报纸办得好不好，批评的东西越多，正面的东西越少，那才是办得好，我认为不能这么来说。我接触的年轻人比较多，我想网友里很多是年轻人。现在年轻的同志对于报纸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报道，在看法上有很大的变化。两年前我接触到清华大学，往往就说为什么人民日报批评的报道那么少？比如说民工工资问题，这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不报？艾滋病为什么不报？社会良心到哪里去了？提过这样的问题。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前两天有一个同学说，我看报纸上，一方面枯燥无味的八股新闻还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有太多的绝望性新闻。什么叫绝望性新闻？拿出一个报纸，从头到尾，全部是事故的、杀人的、绑架的、演员的隐私，孩子们因为家长批评了他跳楼的……他说看完以后觉得这个社会没有希望了。假如报纸整天给人的信号是这样的，那人们就会对这个社会缺乏信心。这种绝望性新闻我给中央领导同志都反映过，现在一些青年觉得报纸的绝望性新闻太多，一翻到处都是。这同样也是不正常的。我对于我们报纸上的一些报道比较教条、比较枯燥、比较刻板，对这些我也深恶痛绝。我做新闻工作这么多年来，就是50年代的时候，因为说了我们的报纸太刻板，就成为“右派”了。当时提出经济的宣传怎么能够生活化，这在当时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你讲可读性什么的，都是不行的。 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对一些新闻的不满意，我非常理解。我也有很多不满意，而且不是从今天不满意，从50年前就不满意了。但是这个东西要从历史来看，这种东西是怎么形成的？既有我们自己的，还有外来的，包括苏联的影响，包括后来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的，而且我们正在改。中央提出“三个贴近”，有人觉得好象这个事是天经地义的。他们不了解，提出“三个贴近”在几十年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首先你“三个贴近”，你把党性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把党的政策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很多问题是几十年形成的，我们要改的话需要一步一步地。　

　　 [主持人]:网友“不系之舟”问：新闻工作者的最基本的素质是什么？

　　[范敬宜]:　最基本的素质，第一就是责任。如果没有社会责任，你就会走入误区。你强调正面，可能会走入误区，强调负面，也有可能走入误区。作为新闻工作者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局观念，眼光四射，能站在一个大局的高度来观察和处理现在需要报道的东西。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做媒体的领导，我做了三个，第一个是《辽宁日报》，第二个是《经济日报》，第三个是《人民日报》。我觉得新闻工作者最需要的素质是哪一个？在《辽宁日报》时，我认为总编辑的责任就是亲自动手。要求下面记者做的，我自己首先做到。我一直讲一句话，也是老领导讲的。总编总编，总是在编，总编不编算什么总编。所以我自己要求编辑记者做的，我自己必须先做到。我要写短而好的新闻，大家说短而好是矛盾的，你写出一篇来看看，那我就自己去采访、自己写，写出短而好的。这一点我感觉到很自豪，亲自动手，人家满意，自己也很满意。 

　　第二个阶段，我到了《经济日报》。那时候感觉到靠你一个总编辑在那里单枪匹马的，写得再好也不行，要靠大家的点子。总编辑一个人的点子能出几个，一个编委会七、八个人能出几个点子，最主要的是把全体编辑记者发动起来，大家来出点子。《经济日报》有一段时间好的报道此起彼伏的，点子也非常多。有人给我起一个名字叫“点子总编”，我也觉得挺自豪的，尽了总编辑的责任。　　可是到了《人民日报》以后，不管是亲自动手也好还是出点子也好，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大局的观念，不了解现在整个的形势，不了解我们现在的任务，你所看到的、接触到的东西，提不到一个高度来认识。所以这个阶段我对大局的意识大大增强了。现在我也觉得，一个记者每天都采访大量的事情，他有大局意识和没有大局意识，完全不一样。没有大局意识，他看见这件事情觉得是小事情，根本想不到曝光。有大局意识，能把这个事情放在当前形势这个天平上来衡量。有些人觉得没有东西可写，主要是他脑子里缺少全局。写作技巧什么的也很重要，但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大局意识。 

有通讯员说“以后需要什么吱声”，我听了后特别难受

　　[主持人]:网友“不系之舟”又问：您怎样看待有偿新闻？

　　[范敬宜]:这个问题很复杂了。这是人的思想演变的一个过程，有偿新闻是经过历史演变的。我记得在《辽宁日报》时，有一个记者下乡，让人家花了钱雇了一辆大车去采访，回来以后开全编辑部大会批判，而且是给处分的。记者怎么能叫下面的人花钱雇车呢？这是60年代的时候。1978年我从农村回来，看到一些通讯员来送稿，见了编辑，编辑送他下楼，通讯员说以后需要什么吱声。我在那儿听了以后就特别难受，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怎么能庸俗到这个地步？真正开始有偿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中间，各个地方来送稿，那时候送什么？送毛主席的像章。这是以前没有的，逐步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我听到“你需要什么就说话”，我觉得简直是堕落了。如果有外边的通讯员跟我这么说，他稿子写得再好我也不能用！

　　[主持人]:您刚才说是您听到的，您有没有遇到类似通讯员跟您打招呼或者带一些礼品过来的情况？ 

　　[范敬宜]:当然有。我觉得侵蚀思想就在这里，在不知不觉中间。我记得有几家报纸的老总，有一次参加新闻发布会。包括王晨那时候还在《光明日报》当副总编，还有《中国日报》的老总。他们回去以后打电话给我，说袋子里还装100块钱，怎么办？我说那没有问题，就退回去。说要是退回去，大家都得联合起来，别我退了，他不退也不好。我们三个人都说那个袋子里有钱的，说送回去。这是1990年的事情，那个时候觉得很气愤。

　　丰子恺写过一篇文章叫《渐》，他说人生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渐字。人从一个小孩，渐渐变成青年，最后变为老年，光阴都过去了。原来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渐渐放松了。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也是渐渐适应的过程。我很坦率地说，那时候拿钱来，我也不敢收。但是现在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不收，否则就得撕破脸。有些是自己比较熟悉的人，他不是送钱了，送东西了，送个文房四宝什么的，但是驳不了面子。要是真正给钱，我绝对不能。但是那些小来小去的或者是文房四宝这类东西，其实对我来说也没有用处。可怕就是渐渐的观念上的单薄。现在人家一讲起来就说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怎么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原来新华社对外部的主任，她曾经到《纽约时报》考察，她遇到这么一个事。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新闻采访回来，主编问你在人家那里吃饭没有？他说吃了。他当场就把稿子撕掉了。自己拿出钱来，你现在回到那儿去，把饭费交了，然后你再重新写一篇给我。记者去了以后，把钱退给人家了，又重新写一篇文章。

　　[范敬宜]:西方国家也是这么一种观念，他们非常严格。社会上一方面要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不收还不行。一方面，给了你，实际上在背后骂我们，骂得很难听的。所以不要跟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在目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但要有制度，而且要有一种教养。现在可怕的就是一些人都习以为常了。 

　　[主持人]:还有很多网友非常关心下面这个问题：当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任务和良心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范敬宜]:一般情况下不存在背离良心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的宣传报道和实际情况发生矛盾时怎么办？特别是上面要这么报，但是发现实际情况不一样。遇到这种情况，我认为上面有一些部署跟实际情况有矛盾，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完全应该而且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情况我有过好几次，我觉得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打击。比较典型的，1995年时，中央开完中央全会，讲到加快发展。当时上面就布置要求每天把全国每个省回去以后贯彻的情况连续突出报道，我们报道一两个以后，再去看看下面省报，出现了大量的“大口号”、“大手笔”、“ 大文章”、“大动作”、“大突破”、“大变化”，很多报道里都出来。本来要求每天有一个省或者直辖市贯彻的情况，回去以后，各个省都是“大口号”。我干了两三天以后，觉得这种情况不好。

　　[范敬宜]:当初“大跃进”比武打擂都是这么搞起来的，这个情况假如这么下去可能就会形成风气。后来我跟我们社长说，这个问题要向上面反映。正好中宣部开会，讲到现在这么“大”，如果天天都这么报，就会形成刮风。当时丁关根同志觉得挺重要，他又向中央反映，后来中央发一个通报，要求各个地方，不折不扣地落实中央全会精神，不要另起炉灶，搞什么新思路、大手笔等等。而且我还写了一篇东西，我说大手笔需要有硬措施。如果没有硬措施容易形成刮风、跟风。我们提出来了，上面也接受了，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当然也有危险的时候，那就是我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冒了一点险，当时也没有觉得多危险，但实际上是挺危险的。

　　[主持人]:在报道社会阴暗面的时候，比如报道某些企业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这个企业本身已经受到保护主义了，那记者在报道过程当中，自身可能就会遭受多重阻力，地方政府甚至干预到新闻宣传系统了，那他的良心和工作任务可能会发生冲突，那他还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继续报下去吗？

　　[范敬宜]:一方面要有勇气，另一方面也要讲究方法，讲究策略。我一直讲，一件事有100种处理的办法，一句话有100种说法。我们处理像这类的事情，不仅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旗帜鲜明，不怕杀头，我想不怕杀头的人也比较少。有很多方法、策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我在《经济日报》时尝试过，我说一个。景德镇在1988年的时候，有一个300年的纪念活动。北京的记者差不多都请到了，《经济日报》的记者也去了，叫张小国。去了以后，人家招待得非常好，所有的记者，包括他在内，回来都发了一个豆腐干的文章，说纪念景德镇300年。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说，总觉得自己的良心过不大去，我光说它好的一面。这次会上有很多专家对景德镇提出看法，因为它现在保守落后阻碍了它再往前走。实际上现在日本的瓷器比景德镇要好得多。都是从背后说它落后了，但是当面还是说它怎么怎么好。他说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一方面人家这么接待了我，招待得很好，假如回来写一篇说它反面的意见，人家会说这个记者太坏了。但是如果我不如实反映，觉得良心上受到谴责。你说怎么办？我说一句话有一百种的写法，就看你怎么写，你既能把问题写出来，同时又被人家欣然接受。 

　　[范敬宜]:我觉得批评报道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最高的境界，就是你达到被批评者能够欣然接受。这个是很难做到的。第二种，批评以后就炸了。这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的报道能不能做到，尽管他还有意见，但是他说不出什么来。我说咱们能不能来做一次尝试，你这么尖锐的批评，他至少说不出什么来，心里不舒服，但觉得有道理，回过头来还能回味。于是他开始写，标题就叫《景德镇放下你的包袱》，我说不行。放下包袱，首先给人家定性是背上了这个包袱，里边还是“必须”、“指出”、“强调”这一类比较硬的词。最后他写了一个《景德镇，请你听我说》，这个标题就让人家觉得平等。他说当我离开景德镇的时候，眼望着满城灯火的景德镇，回想几天的采访过程，内心有一种振奋，看到几百年当中经历的风雨。但是在这同时，我也听到了一些跟喜庆的气氛不太协调的声音，而他们都是出于好心。但是我怕这些好的意见你们不一定能有机会听得到。比如一位日本的专家怎么说的，中国的专家怎么说的。我真的不想让这些东西来干扰了你们，我很担心我这篇文章会给你们带来一种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作为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说出来。最后就说《景德镇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写了以后，开始还是有点不高兴，但是没有提出什么。事过十年，景德镇回顾这一篇文章，又专门搞了一个活动，又把张小国请了去，他又写了一个《再谈景德镇，请你听我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而且交了朋友。当初没有接受，心里上有抵触，但是事过十年以后，又搞了活动。经过当年的批评，说这几年里有哪些改进。所以批评的东西不一定都是急颜厉色。还有就是语气，本来是人家能够接受的，你非常生硬的、讽刺的、挖苦的，结果人家接受不了，形成一种对抗。当然事情不像我说的都那么简单，有些东西不是仅仅注意方式方法就能解决的。但是我们要多体谅做实际工作的人的一些难处，而且要能够说明他的由来。

　　[主持人]:有网友提到：您认为不同年代出生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有不同吗？当不同的新闻工作者对一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退步？您对上面的问题您怎么看？ 

　　[范敬宜]:我认为人和人不一样。我对新一代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充满了信心，我觉得现在这一代比我们那一代强的地方有好多，包括我的学生，觉得他们的知识面的宽度和看问题的尖锐，都是我们同年龄时所没有的。比如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年轻的学生，知识相当丰富。我有一个助教，他把诗经从头背到尾。还有一个学生，他看过很多古典的著作，很深的东西。有一个学生把《资治通鉴》从头看完。就是我在评论课上讲到《资治通鉴》的评论写得好，我没想到他用一个假期时间看完了。

　　[主持人]:您和您的学生在交流时会出现思想火花上的交锋和不同观点吗？

　　[范敬宜]:有的。有一次在课堂上我让学生自己报题目，有的学生报的都是身边的事。后来有一个男同学提出来：“现在重大的问题这么多，你们就老出身边的琐事，为什么不提艾滋病的问题、民工的问题？”那时候中央对民工问题还没有这么强调,他又问：“比如三峡到底怎么回事，像这类问题为什么不出？”我听完以后很高兴，开始一下子不能接受，太冲了，后来我跟个同学非常好。他毕业以后，有我的课，他特意回来听了一次课。这种勇气都比我们强，那时候我们都像小绵羊似的。　

　　[主持人]:这位网友又问：新闻工作者责任产生的基础是什么？　

　　[范敬宜]:从我来说，因为我长期在基层，我看到我们的新闻媒体在社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很多记者自己写的东西，他并不知道社会影响是多大，有些好的东西也不知道在群众中产生多大的作用，写了坏的东西也不知道在群众中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我长期在基层、在群众当中，所以我亲眼看到有一些好的报道对人影响多么大，一些不正确的报道会造成多大的祸害。我都经历过，比如“大跃进”的时候，造成整个农村砸锅卖铁，虚夸成风。再比如说《人民日报》一版大标题——《水稻母产一万三千斤》，在报社里觉察不到这种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但是我在下面看到，那都是要死人的。
　
　　但我们也看到，像《焦裕禄》这样的报道，在基层中间所产生的正面影响。责任感从哪里来？我认为是从社会实践当中来，没有什么天生的、自然而然产生的。我刚做新闻工作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只是想出一个报道得到大家的赞赏。你只有知道了你报道的利和害，你才能够有更强的责任心。

新闻记者就得经得起波折，经得起磕磕碰碰

　　[主持人]:还有网友问：在实践中，如果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遭到了扼杀，如何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范敬宜]:那太多了。新闻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挫折，那才奇怪呢。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弱点就是脆弱。他不像我们那一代人，当然不是说回到我们那个时代。甚至刚刚开始工作的新闻工作者，遇到一篇稿子没有用或者要重写，或者要改，就觉得非常难受。我觉得这在新闻工作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写的新闻发头条时是1979年，年过半百的时候才在省报里发了一个头条。在《经济日报》时，我本来有一篇文章要放头条，结果因为有一篇中央的文章要发，我的就放下面了。所以我就发了一个头条。那时候还有一条，就是总编辑不能抢头条，有好的，首先得让记者上头条。新闻记者就得经得起这种波折，经得起磕磕碰碰。

　　[主持人]:在您的新闻生涯中这么多磕磕碰碰当中，最重的一次是什么？ 

　　 [范敬宜]:那就是反“右”。

　　 [主持人]:当时心情沮丧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样爬起来的？

　　[范敬宜]:应该说我心态比较好。因为那个时候党的威望是无比高的。所以党说你错了，那肯定是党对，我确实是错了。党说你的那些思想，不管是新闻思想也好，其他思想也好，都是和党、和社会主义相悖的。那首先我得把自己当成对立面来审视自己，不能说党是错的。所以真心诚意地改造自己。就这一点，年轻人是没有体会的。我曾经问过王蒙，我说你写的“右派”都是哭天喊地的，我说我从来没有过。我老是在审视自己，在改造自己。但是你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了解那个时代，就不了解这样一场风波，这样一场斗争，这样一场灾难，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产生。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把自己作为对立面，你肯定是错的，你错在什么地方。我到下面去寻求解答。如果不了解那个时代，你对过去产生的运动，你都不能理解。只有在当时对领袖、对党无限信任的时候，才能形成这么一场运动。

如何看待新闻从业人员的学历问题？

　　[主持人]:网友“事实如此”问：新闻工作者首先是为党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者首先应该扮好喉舌角色还是扮好正义角色？

　　[范敬宜]:党和人民是不矛盾的，党是为了群众。是扮好喉舌角色还是正义角色？正义和喉舌也是不矛盾的。我认为现在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喉舌”这个词是很难听的。喉舌难听在什么地方呢？是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因为西方人的喉舌没有同样的词可以翻译，西方人把喉舌翻译成organ（器官），它是没有思想的。“新闻工作是耳目喉舌”不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孙中山提，梁启超也提。喉舌耳目都是过去传统的说法。喉舌就是为人民说话的。对领导机关来说是做好耳目的作用，有很多东西可以反映下来。对群众来说是起到喉舌的作用，为老百姓说话。现在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才提喉舌，但是在外国词里没有喉舌的说法。所以西方翻译成器官。 

　　[主持人]:网友“潮头站立”问：您怎么看新闻从业人员的学历问题？学新闻出身的是不是一定要研究生才行呢？

　　[范敬宜]: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正常，不应该这样提

倡。假如我在现在的话，我可能助理编辑的资格都不够。我因为从小多病，正规小学只念过一年级，后来就抗战，抗战以后，逃难颠沛，然后就有病了，有肺结核、肾脏病、心脏病，什么都有。医生说我最多能活到20岁。初中没念，高中也没念。等到1945年时我都15岁了，我妈妈想老不上学怎么办，他看到无锡有个佛学专修学校招生，她就报了个名，看他现在的学问怎么样。回来就开玩笑说，你明天去考，她也没想到我能考上。结果去了以后考取了。考取以后我就在那儿读了，然后就毕业了，毕业时我才18岁，工作太早。那时候当老师，学生的年龄有得也挺大。他们说你去教书也太早了点。说你中文学完了，再去学点英文吧，然后就去了圣约翰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时，文科到了复旦，理科到了同济。结果我去考时，他们说你用不着从一年级读起，从三年级读起。像这样的学历，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这样的学历谁还能要？根本进不了报社。另外现在有一些考试的办法，出题什么的，往往不能充分反映这个人真实的水平，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所以有时候真是很有才华的人，不一定能进得了媒体或者主流媒体，我认为这是很可惜的，这很容易埋没真正有才能的人。要讲学历。但是也不要唯学历，否则会埋没很多人才。过去看新闻界的一些泰斗人物，有几个是大学或者是研究生毕业。对这个问题，我始终觉得是需要考虑的。 

我能承诺，我写的是真实的！ 

　　[主持人]:网友“温柔班主任”提出：范先生，我们可以相信您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吗？

　　[范敬宜]:至少我能承诺我写的是真实的，有一些假新闻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是上当受骗的，有的是自觉的写了虚假的。我可以承诺，我写的东西里，现在来看还没有遇到谁来说哪个地方失实。因为我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那是在1955年的时候，辽宁搞了一次文艺会演。那时候有一些典型单位，原来计划里，每一个参加单位要报道的都是事先采访过的。当时瓦房店纺织厂，领导看了以后非常好，说《辽宁日报》写报道没有？当时计划里没有，但是要到现场再去才忙，时间来不及。我们的领导就商量叫我破个例去采访领队，那就是间接采访没有直接目击。这个领队挺会说话，说歌咏活动开展得怎么好，车间里到处有歌声。因为当时很赶，我也不懂劳动纪律的问题，就写了一篇《车间处处闻歌声》。那年报社评先进工作者，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正在这个时候来了一封举报信，说《车间处处闻歌声》是空的，记者根本没有到现场，而且说车间里面劳动纪律非常严明的，怎么能在车间里唱歌呢。马上把我的先进工作者撤掉。所以我记了一辈子，要采访哪个具体单位时必须到现场，不到现场就听电话什么的，这里边的弊端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