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的老前辈、长期在出版系统领导岗位上辛勤工作的王益同志不幸离我们而去了。我自1949年认识王益同志以来至今已经有近60年的时间了。王益同志一生勤俭工作，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忠于事业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益同志的不幸去世，是我国出版事业的重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出版界最受我尊敬的领导人之一。

    最初见到王益同志时，是在上海解放不久，他刚进城时。那时我在华东新华书店下属人民出版供应社门市部当营业员。一天我正在门市部整理书籍时，一位身穿上海市军管会黄军装，约三十岁左右年轻同志站在我身旁，和蔼地问我累不累，还问我过去是否在书店工作过。那时我刚进书店不久，还不认识王益同志。回答了他的问话后我继续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我们上海新华书店的最高领导王益同志。以后王益同志经常给书店职工作工作和时事报告。他报告时语言生动、分析精辟，往往使全场同志都精神集中地听他报告。

    后来，王益同志调到北京担任新华书店总店的领导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一直到1953年我被总店选举去前苏联学习图书发行专业时，又见到王益同志几次。出国前，总店领导王益和华应申同志找我谈话，询问我出国当日的准备情况，又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和善地希望我努力学习，不辜负祖国和书店对我的期望，以便学成回来后参加国家的建设。王益同志对我的勉励，从始至终，成为我在学习时的强大动力。

    王益同志对年轻后辈，始终十分关心和爱护。他出差去外地时，经常在工作之余，找年轻的同志聊天，问问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往往使同志们深受感动。我在国外学习时，每逢王益同志出国访问途经莫斯科时，他总把我和出版系统几个同志找去，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当了解到我们的语言已初步过关，可以跟上学校的学习进度时，他又很关心地要我们注意身体。他很羡慕国外培养书店人才的途径和做法，特别是在很多高等院校内部设有发行专业；他还专门要我陪他去我学校拜访教图书发行专业的教师，详细地向他们讨教培养书店人才的要求。他不止一次和我讲，我们中国也要在高等院校中设置发行专业，以培养高素质的书店人才。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思路，1984年时与武汉大学共同努力，在该校办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几千名该专业的本科生，毕业后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和出版部门工作。

    王益同志还经常教导我们，有老经验是好事，但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改革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起，他就率领我们亲自试验书店的各项改革，为我们今天的深化改革打下了一个基础。他几十年的发行经历，使全国新华书店的多数同志们都熟悉他，知道他的名字。

    王益同志精通发行业务，他搞发行工作是从上世纪30年代在生活书店当实习生开始的，因此几十年的发行经历，使他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大部分都是切合实际的。除了发行外，他还长期担任出版行业的行政管理工作，并且在出版社也工作过，印刷方面他也比较熟悉，陆续出版过不少印刷方面的著作。他经常要求自己对工作要“不倦地追求”。故对王益同志来讲，出版系统的三个主要环节，他都比较熟悉。

    现在王益同志离开我们了，但他的一生为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