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峰巍然不动
　　　　　　　　　　　　　　　　　　　　　　　　　樊　夏

　　　　　　　　　　　　　　　　　　　　　　　　榕树下的歌者
　　岭上闪烁着霜花，照亮了院场。院场上那株高大蓬勃如伞的榕树下，有个身躯伟岸的年轻人，身着一套深绿色的旧中山装，领口敞开着，一边漫步一边低声哼着歌：“在那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歌声浑厚而深沉，恰如其人，引我缓缓地走近他。
　　又一日清晨，这歌者又在院场无人空旷处唱起轻快、激越的《马赛曲》。可那株老榕树上一群灰色鹭鸶在“叽呱、叽呱、地叫着，互斗着。他厌烦了，曲未完，转身回屋。他发现了我站在不远处，便微笑一下，点点头，说了一句广东口音浓重的话，我没听清楚。然后他回屋去了。我们就此相识。人们喊他“阿雷”。
　　这是1939年春天。当时他叫雷宁，在江西赣州的“赣县抗敌后援会”组织科工作。而我则初来“宣慰工作团”，住在一个院落的东屋。有时，雷宁偶尔到东屋来与“宣慰团” 团员们闲聊一阵，不时听到他发出爽朗的笑声。
　　不久，他调到专署编刊物去了，从此难得见到他。
　　1940年春天，我因发痔疮，到郊区一所医院住院动手术治疗。半个月后出院，听到“雷宁被捕了。”我暗下一惊。我怀念他，我憎恨捕人者，我沉默了。
“宣慰团” 团员们悄悄离去。我感到孤单。我努力寻找党组织关系，但联系不上。我也悄悄转移到大余的矿山去了。
　　1942年春，我在桂林郊区一个阅报栏前，巧遇雷宁（即后来的薛汕），从彼此惊疑，到渐渐互相了解，放下了警惕心。经过这一个过程后，我们结下可信赖的友情。他通过老朋友介绍我到广东钦州教书。

　　　　　　　　　　　　　　　　　　　　　　　“儿女情长”
　　薛汕是条硬汉，他“儿女情长”，但并不“英雄气短”。这从他昔日在上海写的《贫穷的一夜》中可以看出。那时正是解放前夕的黑暗日子。有一夜他身上只剩下够两个幼女一顿晚餐的钱。他把这钱交给临时照顾孩子的人，自已却空着肚子上街了。在一个并无深交的友人家，只求多呆一些时刻，而难于启齿。他说：“这习性不是什么面子，而是想到：我的能力只能够这样？为什么要丧失自信？不能，不能……”他喝着朋友家的牛奶咖啡，吸着烟，挨到深夜。他对友人说：“我不让我的辛劳为孩子们知道，她们不必和我分忧。”他文中写道：“为了爱的缘故，让我伸出即使瘦骨嶙峋的翅膀，仍要庇护我的两个孩子，让她们成长。”
　　当他为孩子们而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是“沉思，不说话，昂着头倔强地负荷着孩子‘渡过生命的苦海’”呢。
　　正是这种“爱的缘故”，他一生不仅关心和庇护自已的孩子，而对亲友们的孩子也一样关心与爱护。他为失学失业的孩子操心；他关心家乡优秀子弟的读书，推荐他们上大学。去年，他还为我的孙女上大学而操心呢。

　　　　　　　　　　　　　　　　　　　　　　痛失慈母与“心之墓碑”
　　薛汕原姓黄，出生于民国初年。当时家乡潮洲处于地方军阀战乱和匪患，水火灾害的不安环境中。他有“生不逢时”之感。他的父亲是个安份守已的老实人，以编竹器谋生，养活一家七、八口人，艰难而劳累。母亲张婵娟，出生于有教养的书画家之门，慈爱善良，含辛茹苦，忍气挣扎。有时出门拾破烂或做点小买卖，以补贴家用。薛汕后来回忆说：“（母亲）再穷，也要我读书。”因而他自幼受慈母“教示”，立志有所作为。他的父母　　再怎么窘迫，也总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把他当“命仔”看待。
　　当日寇侵占潮汕时，他的老父亲黄嘉潜率子女逃亡到江西赣州，以为这“命仔”已出头，可以有个“新归宿”了。千辛万苦，老父亲竟寻不着儿子。万分焦虑之中，得到个坏消息，儿子被捕了。老人和他大女儿（薛汕之姐）冒着风雨，颤抖着身躯，奔走终日，呼号无门。他们踯躅街头时，幸遇两个青年接待他们，百般劝慰，筹措路费，劝老人还乡。（这是地下党组织的帮助。）
　　我见过薛汕老父与他大姐那高高身材奔走街头的形象。也见过他的老母张婵娟于广西的一座小城。而且这位慈祥老母把我当她的亲儿子一般看待。她到这小城是服侍媳妇临产的。她关怀儿子的工作与家庭生活，是儿子接她到广西的。但我不久即去钦州教书，离开这位老母亲，没能关心她、照顾她，真是遗憾终生啊！
　　1944年国民党败兵在湘桂一带大溃退时，不幸这位可敬可爱的老母亲与她的女儿逃难时失散了。从此音讯杳然，闻之令人哀伤不已。而失去慈母的薛汕其悲痛之情，更可想见了。
　　薛汕在《祭誓》一文中说：“见到人家清明节去郊区扫墓，不由得又想起了母亲。”“母亲的坟墓在哪里呢？”“我从什么地方找到她的荒冢？”“有哪个好心人啊，来替无家可归的路尸筑起一个墓？”他激愤而沉痛的提出几个问号，谁能回答呢？
　　“为了母亲的缘故，把母亲埋葬于我的心里，筑起一个墓……在心的墓前，刻出看不见的字碑；我不能忘记母亲的。”他还说：“(母亲)她有着韧性，不畏饥饿，贫穷，乃至被另一些人看起来是下贱之类……”
　　好母亲的失散与死亡，在他的苦难历程中受到打击的是极其沉重的。但他终于收起“感情外溢的心；应该更冷静些，用以对新的悲伤、新的不幸，准备更好的誓言，在我母亲的墓前。”他说：“我低下头去，我的笔尖不愿休息，我要为来日耕耘下去。”他还说；“我相信土地上真正的人性光芒不会死灭的。它即使一时被包裹在尘光恶影中，但可以放射，就能放射……”
　　这些，都是《祭誓》的作者在“心之墓碑”上刻出的誓言。

　　　　　　　　　　　　　　　　　　　　　　　同志、朋友和兄弟
　　在江西时，我与薛汕同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属于省委方面的，我属于粤赣边区特委方面的。彼此本没有联系。我要求组织关系转到省委方面来，以免引起某些同志的误会。可组织关系刚转到薛汕手中时，因材料尚未到，他没来得及通知我，即突然被捕。（这事在解放后薛汕才告诉我的。）我们先后在1944年到达重庆。他介绍我到重庆《新华日报》社与朱语今同志联系回解放区去，等候交通消息未成功。他也多次努力寻找组织关系。他说：他若寻到组织关系，我的组织关系就好解决了。所以，我一直相信他，跟定他。解放后他介绍我到武汉市文联工作；他去北京，又介绍我到北京、河南等地工作。他关心我的生活、工作与写作，真是情深意重。我们是同志，是挚友，亲如手足。最近才知道他的年龄只比我大三个月。而我一直都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他1981年到苏州来看我；而我在1992年到北京去看他时，我们都是抵足而眠，早晨同去散发，呼吸新鲜空气或锻炼身体，亲密无间。在工作能力上、创作质量上，他给予我无限的鼓励与帮助，使我的学识获得进步，能力得到提高，我确实只能做他的小弟弟。

　　　　　　　　　　　　　　　　　　　　　　　　学者风貌
　　在大学讲坛上，他以丰富的教材和知识传给莘莘学子，获得学生的热爱与尊敬。在学术与研究的专题讨论会上，他以掌握许多可贵的资料、阐述独到的见解，使听者动容。他的风度确实是温文儒雅的。他的研究精神与毕生所花的精力，尤为人们所佩服。即以《陈三五娘之笺》为例吧。从1957年—1994年，花了多少心血，搜集、查阅了多少不同版本，才能出书啊！他搜寻、编辑了多少歌谣，才能完成《中华民族歌谣大系》啊！他是“一点一滴汇聚为奔流”，将歌谣资料“当成生命”。他说：“我保护它，而且是日日夜夜为它祈祷”（见《金沙江上情歌》序）。他说这“完全是以热情拥抱日子的结晶”（同上）。

　　　　　　　　　　　　　　　　　　　　　　　　诗人和斗士
　　从他1947年在上海编《新诗歌》起，到1996年《宇宙中的绿洲》的出版，从书中如火石喷花的几十首诗中（及在1940年集中营里写的诗），即可以看到他的诗的形象了。其他的，我就不必列举了，直到他最后一息，我们还能听到他的声音：“我想要写诗……”、“我的诗是生命的花朵。”“是意志的花朵……”
　　他是斗士，与自然搏斗，与敌人和一切恶势力搏斗。在南国的漓江里如蛟龙翻腾；在塞外的官厅湖与寒风、冰浪搏斗，炼就了好身手。1944年，当日寇到达贵州，使四川震惊时，他还在准备率领华侨中学的学生到川东山区打游击，以挽救祖国的危亡。
　　而今，我虽几乎成了聋人，但我仿佛从宇宙间尚能听到他传来的声音：“我既是一座山，就得巍然不动！”
　　1936年在上海，他曾见到鲁迅先生，是在会场上，在马路上见到先生，他不便趋前与鲁迅先生说话。但他写的小说《赤秋》曾托人转给先生看过。先生写了回信，提了意见，而且在日记中记下此事。鲁迅逝世，薛汕也去殡仪馆吊唁，参加葬礼。他永远要学鲁迅的战斗精神，也希望成为一名文化战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如他所说过的：“我的笔不愿休息。”
　　鲁迅先生曾在一篇赞誉别人的文中用过下边这样一些赞词：“品学卓异”、“盖难得一”、“专心一志”、“笃行如初”和“启迪后进”、“历久不渝”等……。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也可能对薛汕（先生只知他名雷金茅）用上这一类赞词的。我觉得并不过份。当我一阖上眼，我仿佛见到晚霞辉映的群峰中有他的一座峰峦耸立着，巍然不动，放射着光芒……
　　
　　　　　　　　　　　　　　　　　　　　　　　　　　　　　　　　　　　　　　　　写于　1999．10．21苏州

　　（作者：樊夏，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和薛汕同在蒋经国麾下做国共合作抗日的工作。建国后，做过编辑，后在苏州十二中学教师岗位退休。他的这篇文章，转载自纪念薛汕逝世周年的《疾风劲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