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阿根

　　圆滚滚的头留着短发，肉嘟嘟的脸泛着笑容，胖墩墩的身材穿着随意，走起路来迈着不紧不慢的八字步，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上世纪80年代，杭二棉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萧山文化馆，看到徐士龙，问他在文化馆干啥？他说自己是文化馆创作干部，两位姑娘哈哈大笑起来：“你也会创作？”也难怪，一个看上去和老农民没啥两样的人，怎么会和文学创作扯上关系。据说，有一次到杭州西湖边上的新新饭店参加省文艺创作会，有人还把他当作伙房里的大厨呢。

　　这就是徐士龙，一个其貌不扬、原本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在群众文化工作中辛勤耕耘了近50年，创作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在全国和省、市获得许多奖项。他不仅自己收获累累，还带出了一大批业余作者，称得上是萧山群众文化工作的热心人。

　　退休后的大忙人

　　今年70出头的徐士龙，尽管退休有些年头了，但依然很忙。这不，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采访都未成功。第一次，师母谢老师说他到杭州开创作会去了。我知道，他现在还是杭州市文艺创作中心签约的合同制作家。打通手机，才知道他在参加省委宣传部举办的党的十七大精神学习创作会，给他的任务是创作两个文艺作品。他说宾馆里的席梦思床睡不习惯逃回了家，闭门谢客，正在奋笔疾书。第二次电话联系，说翁仁康要演出，让他写两个莲花落本子，要我再等等。第三次电话联系，总算答应了。

　　见了我，他长长地吁了口气，说省里的任务完成了，写了一个莲花落叫《逛庙会》，一个小戏曲叫《红灯报信》，都通过了。给翁仁康写的两个莲花落也赶出来了，一个叫《绿色通道赞》，一个叫《农民辞职》。我一算，从9号到21号，连头夹尾12天，拿出了四个作品。70多岁的人了，思路还这么敏捷，笔头还这么快速，弄得我这个号称“快枪手”的也目瞪口呆。

　　“搞群众文化就是介逼出来的，习惯了，起个早，落个夜，赶赶就出来了。”他说。不过，他赶出来的作品是有质量的，炒出来的是甲级菜，总能端到桌面上。

　　时光倒流到1958年，徐士龙还在所前岱山中心小学当校长。当时，为了配合形势，他和学校的其他几位老师一起编写收录了50余首新民歌，并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岱山人民歌声响彻天》的选集，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也得到了领导的重视。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群众文化、民间文学的兴趣。

　　业余时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内爬格子，陆续写了一些民歌、曲艺，他试着寄给省文联创办的《东海》杂志和《新农村俱乐部》，从退稿、改稿到发表，他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由于当时缺少文艺创作人员，1970年11月，他被调入萧山县文化馆，担任群众文化的创作和辅导工作。从此，徐士龙和群众文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出于辅导的需要，徐士龙经常与各类作者打交道，这使得他在创作上成了一个多面手。小戏、小品、故事、相声、独脚戏、绍兴莲花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视剧本，样样都写。有人把小说散文诗歌当作“阳春白雪”，另外的东西只能称“下里巴人”。可他说，“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他们欢迎的，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我都写”。

　　不管城区的还是乡镇的，要搞文艺演出，都会找他写本子。为啥？因为徐士龙写的东西，生活气息浓，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特别是一些台词，那些唱句，听起来真当有趣。比如“千不怪来万不怪，要怪那，亲家母思想出白花”（《拍照相》戏里的唱词）、“代表为啥选雷锋，他希望人民利益要记牢，代表为啥选孙悟空，他希望火眼金睛识人妖，代表为啥选包龙图，他希望清正廉明不怕丢掉乌纱帽”（莲花落《新乡长上任》中的唱词），常常引得台下哄堂大笑。

　　除了写作，他还爱好书法。虽然名声不大，但字写得不错，刚劲的笔力好像出自四五十岁人之手。南片有几个山村造凉亭，搭拱门，都慕名找他写楹联。石岩一览亭，竹林寺旁的亭子，北干山的北大门，都有他的笔迹。当年很红火的浙江工艺鞋厂，大门口那块铜厂牌的字，请杭州几位“大牌”来写，厂长不满意，最后也是他写的。别人找上门来，他总是有求必应。为啥喜欢伊个字？说是独具一格，别有神韵。而每年春节前的文化下乡，写对联时总少不了他这位老将。

　　写作、书法，忙个没完没了，他说生活充实，忙得高兴，忙得快乐。

　　业余作者的贴心人

　　冬天的太阳暖暖的，坐在他的面前，我的心也是暖暖的。和他30年的交往，得到他的倾心栽培，也算是他的“得意门生”。

　　记得我第一次写了个小演唱《原来如此》，徐老师看后推荐到杭州群艺馆，并带我去参加创作会。来了不少名家，浙江京剧团、越剧团、婺剧团的剧作家，省戏曲研究所所长沈祖安，红极一时的《胭脂》剧作家巍峨、双戈……第一次上这种大场面，我真是乡下婆婆进城，心里寒抖抖。要我讲讲这题材是哪里来的，结构、情节、冲突、高潮、悬念、包袱是如何处理的。我憋得满脸通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好在徐老师为我出招、解套，晚上又帮我改稿，作品才得以通过。后来在《杭州演唱》上发表时，早已面目全非了。

　　还有一次，我写了个剧本《红河狼烟》，徐老师骑了辆破自行车到我当时的工作单位萧山石英厂，关起门来帮我修改了一整天。过了几天，他又请馆里的韩彩娟老师帮我们导演、排练，老董老徐来拉二胡。在全县文艺汇演中，获得了创作一等奖和演出一等奖，奖了一把热水瓶和几只茶杯，我们多么高兴和激动啊！

　　那年，去雁荡山参加《浙江日报》副刊部举办的笔会，绍兴、嘉兴宣传部的两位文友说起萧山的宣传报导和文艺创作两支队伍，直呼厉害。通讯报道从《杭州日报》发到《人民日报》，文艺作品从《西湖》、《东海》发到《萌芽》、《人民文学》，真的让人羡慕和佩服。

　　通讯报道队伍是当年广播站培养的，方介兴老师功不可没。文艺创作队伍是文化馆老馆长吴忠富和徐士龙抓起来的，徐老师付出的心血最多。萧山的很多业余作者，都得到过他的指导和帮助。

　　吴桑梓喜欢写故事，特别是采写民间故事，徐老师在编写民间故事集成时把她借到文化馆帮忙。后来，吴桑梓进步很快，出版了《珍珠蚌的传说》、《湘湖的传说》等民间故事集。

　　杨贤兴喜欢写东西，当时杭州《西湖》杂志要出萧山专辑，他写的一个故事几易其稿，编辑还是摇头通不过。老杨对徐士龙说：“饶饶我好哉，我要逃回萧山去了。”徐老师说：“别急，你今天晚上休息，我给你修改好。”改了一夜改好了，文章发表后老杨说：“其它都改了，只有作者的名字不改，实在有些难为情。”

　　陆亚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沙地》送到文化馆，徐老师发现她是个好苗子，立即向局里汇报，让馆里为她打印出来，请分管创作的几个同志看稿，又请文学界前辈、著名作家毛英为她看稿改稿，为她专门召开座谈会。他还陪同文化局和政协领导去她家看望、鼓励她，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正是这部《沙地》填补了当时萧山长篇小说的空白，受到了省市文学界的好评。

　　有位业余作者赤着膊，点着蚊香，在破草舍里写了个相声。省里一家刊物要发表，征求当地党委意见。分管宣传的领导说他家庭成份不好，在“文革”中有过激表现，所以不同意发表。徐士龙得知此事后，特地乘汽车赶了过去，和分管领导好说歹说总算同意盖了章，使这位作者的处女作问世。如今，这位当年的作者，已经是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出版了故事、散文、小说好几本集子。他说，若没有徐老师求情，我早没有了写作的兴趣。

　　在文化馆这许多年，徐士龙三天两头下乡，到文化站指导工作，到业余作者的单位和家里辅导写作。路近的，骑自行车，远的，坐火车、长途汽车和轮船。跋山涉水，他的双脚走遍了萧山的山山水水。一次到欢潭去，上午从浦阳火车站下车，迎着东方的太阳走，下午回来，朝着西边的太阳走，七月酷暑，阳光照在薄薄的背心上感到阵阵灼热，胖胖的身子大汗淋漓。回家冲了个凉水澡坐在天井里，师母突然叫了起来，“士龙，你胸脯上怎么多了两小块黑疤？”原来，阳光穿过胸前背心上的破洞在他皮肤上晒出了两块小黑斑。就这样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这里吃一顿，那里住一宿，他在一个个业余作者心中点燃了一把把火。有一位业余作者说得好：“徐老师给我写封信来我心里有一二个月好热，到我家里看一次我心里有半年好热。”

　　徐老师到底带出了多少徒弟？“嗯，你算一个，吴桑梓、王兴珑、诸云皎、汪静楚、瞿兴高、田吉生、詹伯君、赵兴高、王炳铨、楼黎明……”徐老师扳着手指数，“唉，说不清了。”

　　他还是文化人的“伯乐”，只要被他发现的人，不但精心培养，还积极推荐，充实到群众文化队伍里。魏德平、杨敏生、沈璧、翁仁康、夏雪勤，有的在农场，有的在工厂，先后选调到文化部门工作，都有了一定成就。

　　生活中的有心人

　　翁仁康如今是大明星了，于是我不得不写几句他和徐士龙“说也说不清”的关系。

　　20多年前，翁仁康到文化馆不久，我曾采访过他。那时的翁仁康，说到徐士龙，就笑得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这些年来，人们称他俩为“红花绿叶”一点勿错。翁仁康在台上演莲花落，背后有个徐士龙为他写剧本。难怪翁仁康说：“假如我是一门大炮，徐老师就给我提供炮弹。”

　　翁仁康在农村读书时就是个小故事员，徐士龙发现他的天赋，就积极培养辅导他。1984年，他陪翁仁康到定海参加江浙沪两省一市故事大赛。创作奖被富阳获得，表演奖被桐庐夺得，翁仁康和《糊涂村长》成了陪衬。在回来的船上，大家的情绪都有点失落。后来，有人建议徐士龙把故事改成莲花落让翁仁康再试试。结果，出人意料地成功。莲花落《糊涂村长》过五关斩六将，从县里、市里、省里，一直演到了北京，在第二届中国艺术节上表演，获得了好评。

　　1985年，徐士龙帮翁仁康修改唱词的莲花落《晦气鬼告状》，在全国新书（曲目）大奖赛（北京）上获得创作、演出二等奖。翁仁康在圈内小有名气，并被借到了文化馆工作。1986年，绍兴曲艺团要招聘翁仁康，说可以解决户口。桐庐也想把翁仁康招聘到他们那里。徐士龙知道后，连忙给领导打报告。两天后，特招手续就办好了，翁仁康被正式招入萧山文化馆。

　　徐士龙在县志办当副主任时，翁仁康写莲花落剧本，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就跑去找他。徐士龙晚上修改，翁仁康白天就拿去排练。久而久之，徐士龙成了翁仁康的“弹药库”。翁仁康常在人前背后说：“我有木佬佬的莲花落是伊写的。”

　　可令翁仁康不解的是，徐士龙怎么有挖不完的素材？有一天，翁仁康问他：“徐老师，你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按理，年纪大起来人也会背起来，你奈格一点不背时，思路还介敏捷，创作势头还介好？”

　　徐士龙笑而不答。

　　我知道他的奥秘所在：熟悉生活，积累素材；深入群众，发现亮点；博览群书，不断充电。

　　徐士龙出身在进化的一个山村里，长期在基层工作，教过书，当过校长，在机关工作过，也下放到农村劳动过。熟人多，朋友多，老百姓的语言多。直到现在，一些农村干部到城里开会，总喜欢到他那里坐坐。一些文化站干部、业余作者，也喜欢和他聊聊。有一次开笔会，我和他聊天，聊着聊着，他突然提醒我，这不是创作素材吗？是呀，于是赶紧动笔，从晚上12点写到早上5点，1万多字的作品初稿出来了。

　　而徐士龙也从聊天中获得了不少素材。善于寻找生活中的闪光点让他的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他的作品研讨会上，大家要徐士龙对他的“四个一”即一台戏、一本书、一次书法展览、一个研讨会谈谈体会。他说凡搞创作的人，必须做生活的有心人。因为群众文化创作任务往往来得急，要求又快又好，这就要练好基本功，到时候叫得应，拿得出，用得上。

　　徐士龙每年花好多钱订报刊杂志，《萧山日报》、《杭州日报》、《小说月报》、《报刊文摘》、《故事会》、《故事世界》、《民间文学》、《曲艺》等，还有赠寄的。看人家怎么写，好在什么地方，用来借鉴和参考。甚至连中央电视台好的台词、广告词也摘录下来。

　　他主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主张无病呻吟、孤芳自赏、风花雪月的东西，所以他的作品很大众化。《中国曲艺》、《山海经》、《西湖》等杂志上，都能见到他的作品。“文革”结束后创作的小戏《拍照相》获得浙江省戏曲一等奖，浙江文艺社出版单行本；莲花落《新乡长上任》获全国第四届群星奖铜奖和浙江首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奖；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品集《乐土屐痕》获杭州市“五个一工程”奖；莲花落《说也说不清》获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金奖。林林总总获奖一大串，大大小小奖状一大捆。

　　这个节那个节，凡是文艺演出，来找他写本子的人还是不少。他说：“我现在身体还健，只要群众需要，我还要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更多更好的新人，为丰富群众文化，满足人民需求，出把力、流把汗！”

　　徐士龙培养了不少业余作者，这些人最年轻的也30多岁了。而现在20多岁的小青年，大多对曲艺、戏剧等创作缺乏兴趣。所以，他也有点着急。他希望文化部门能更加重视群众文化创作，因为回顾这些年来的群众文化工作，他深深地体会到，广大人民群众还是需要大众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