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稚 人 稚 语 /

稚人稚语
人不怕鬼鬼怕人
常常听老年人说：“人不怕鬼鬼怕人。”我知道鬼是没有的。不过这句话很有一点意思。记得小时候，我就干过一件愚蠢的事。
在一间小屋里，我把自己化装成一个魔鬼。我用红墨水和蓝墨水涂脸，用黑布缠身，照照镜子，现出了一个狰狞的面孔。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唬吓我的妹妹。
夜深了，我的妹妹还没有睡，安静地坐在床边烤火，我怪叫一声，便跳进了妹妹的房间。我预料她会吓得放声大哭或者跑出房间，这样我便感到满足了。
事实并不这样，当我跳进小屋，里面仍然静悄悄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仔细辨认，才发现妹妹已经没有坐在床边，而是贴在墙角，她的头发披散下来，面色发青，嘴巴张得很大，眼睛凸出，当我发现妹妹已经变了脸的时候，我吓惨了！踉踉跄跄地逃了出门。
第二天，妈妈告诉我说：“你昨天装疯，差点把妹妹吓死，她的脸都变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一晚上都没有入睡，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从此，我再也不能装鬼作恶作剧了。这次经历告诉我，应该正正派派做一个人，想要化妆去吓人的，结果反而被吓住了；想欺骗别人的，结果自己受欺骗。
（原载成都《光明晚报》1947年3月28日）

附：《人不怕鬼鬼怕人》手稿

从打狗说起
手杖的用途，据我所知，是年老的人或者是身体衰弱的人，用来作为支撑身体的一种工具吧。
然而，事实并不这样。有些人，甚至是年轻力壮的人，手里也往往握着一根手杖，其用途是，用来打狗。
打狗，不是多此一举吗？狗，固然有咬人的，但却是衣裳褴褛的人，至于我们的大人先生穿着华丽的服装，昂首阔步街头，不仅狗不咬人，反会摇尾相迎哩！那么，大人先生们手里的手杖究竟有何妙用呢？干脆告诉你吧，为了时髦。
的确，能够在人群中带上一根手杖出现真是够时髦的了。由它不仅可以显示出大人先生们高人一等的身份，而且还可以借此大显一番威风！——即使这里没有狗，大人先生的手杖也可以对准小民们的屁股扬起的——那么，吾等小民也就只好暂忍一时皮肉之苦了。
呵呵，亲爱的大人先生们，把你们的手杖扬起来吧。我是绝不躲藏的。因为，我不是狗。即使是狗，我也要无情地疯狂地跑过去，咬破你们的手杖，捅出你糜烂的心脏。
（原载《西方日报·西苑》1948年3月6日）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珍 惜 生 命 /

珍惜生命
可爱的小青蛙
又看见有人在小街角落剐青蛙卖了。
我奔了过去，急切地诉求：“能不能不剐这些青蛙呢？”
他完全误会了我的意思，老练地打了个哈哈：“可以呀！麻袋里全是活的，你买回去，多久想吃多久剐来吃，味道更鲜。”
于是我连口袋买下了一群青蛙，我把它们撒放在我的小花园内。小青蛙欢愉地蹦跳着，带动绿色的树枝草叶都颤动在欢愉之中了。
听到了小生命跃动的声音，我心里充满了欢乐。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从视觉和听觉中，我感到青蛙在逐步地消失。
晚上，我听到了青蛙发出的呼救声，我侧耳细听，那是它在垂死挣扎中发出来的。我终于明白了，这些小生命遭到了老鼠的袭击。
后来，我再也听不见青蛙的叫声了。
有一天黄昏，我去关闭寝室房门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生命蹦了进来，钻到了床下再不肯出来，我只好关上了门。
早上，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小生命又蹦进花园去了。
为了活命，白日需要在花园内捕食蚊蝇;为了安身，夜晚需要回到房内躲藏。这个可爱的小生命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本领。
我们之间保持了这样一种默契：天黑之前，我便打开房门，看见它跳入房内我才关门；天亮之后，我必须打开房门，看见它跳入花园我才关门。
炎热的夏日眼看快要过去了，我照样每日开门关门，但是我再也看不见小生命的进出了。也许是我的疏忽，哪一天忘了开门关门了呢？我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也许是这个小生命活到了生命的极限，来不及和我告别便自去了。也许这是我的担心，也许这是我的祝愿。
我们毕竟相处了一场，我们相处默默无言，心照不宣。
我的可爱的小青鲑啊。
（原载《晚霞》月刊1997年第9期)

我的花婆婆

十三年前，有人送来了一只尚未断奶的小花猫。毛色黄白交替，叫声温柔婉转，家人随意唤她小花，她便咪咪作答，小花便成为她的名字了。最初，小花食奶，后来改食肉食品。鸡鹅鸭鱼皆不中，只食牛肉兔肉，而且必须剔骨，将纯肉剁为颗粒方肯食用，至于猫粮，则只能备用，一般情况下是不食的。这种娇生惯养的方法，很快便把她培养成闺阁小猫了。
家人如此珍爱她，是她确有值得珍爱的地方。
她爱清洁，除了食、睡之外的时间，她整天都在清洗自己的皮毛，不停地抿舔全身乃至四脚的脚脯，舔得白生生的红嘟嘟的，抱在手中怀中，也不会脏手脏衣。家中来客瞧见，都以为是我们勤于给她洗澡，怎么也不相信是她自己抿舔出来的亮色呢!
她勤于为自己梳洗，也勤于为自己钳爪。
开始是在沙发上钳爪。说了她几次。她便听懂了，改为在纸箱上钳爪了。她的光洁的一身，她的灵敏，深得一家人的疼爱。
在家中养尊处优习惯了，她从不出门，外面即使有公猫召唤，她一律不予理睬。我们的几间小屋便成为她的世界，于是她便成为我们的老闺女了。
有时，她自我梳理完毕，我走过去，用我的热鼻子去亲她的冷鼻子，渐渐成了习惯，只要我抱着她，说：“对个冷鼻子。”她便主动地把鼻子伸过来表示友好，远远望去，好像这个小动物正在和我亲嘴哩。
三年前，小花十周岁了，小孙女十三岁，几乎是同时长大的，小孙女还是一个小孩子，而小花已经变成老太婆了。于是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对小孙女说：“小花老了，你应该叫她花婆婆了!”小孙女欣然应允，叫她花婆婆，我们老人也跟着小孙女叫她花婆婆了。
没有想到十年之后，花婆婆的状况有了一个突然的大转变。
2009年，住在海口的女儿请我们全家去海南过冬，那么花婆婆怎么办呢？如果随行，路上将会出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临走，和一位邻居大姐商定，暂时寄养在她家自行车棚内，请按月购买猫粮饲养。当我抱着花婆婆开门下楼时，她吓得要命，两只利爪紧紧钳住我的肩头不放，好不容易才从我身上把她抓下来，给她项上拴上了钢丝绳之后，不知从哪里来的冲劲，她猛烈地向空中蹿跳，发出了凄厉的叫声，惨不忍睹，我们便生离死别般再见了。
到了海口，不时打听花婆婆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绝食——绝食——绝食。每天都在绝食，白天躲在阴暗的猫窠里不动，晚上出来喝几口水，又回窠里去了。一日复一日，花婆婆已经瘦骨嶙峋，动弹不得了。也许是生的欲念的偶然萌动，一个月之后，她开始进食了。以后的日子，不知她是怎样度过的。
2010年春暖花开之后，我们从海口回到成都，邻居大姐告诉我说，花婆婆快要死了，又出人意料地活过来了，不过已经神志不清，认不得人了。你去看她，要特别小心，她的爪爪厉害得很，谨防抓伤了人。
我慢慢地向车棚走去，低声喊了一声“花婆婆!”她咪地一声，向我靠拢，她居然认出我来了！于是，我大胆地走过去，把她项上的钢丝绳子解开了，以为她会跟我回家，哪知她一转身便逃走了。
一晃又是三年，花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她从此再不回我家了，她已经四海为家，院坝里所有的自行车车棚都是她栖息的地方。自从她走出闺阁之后，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宽广，才知道她的生活多么自由多么舒畅，她再也不贪恋小家，她已经变成了一只家养的野猫了。
后来，她和一个老猫结了婚，并且生下了一个小花猫。后来，老猫死了，小花猫被路人抱走了，花婆婆成了一个寡妇，始终和我们相依为命，只是仍然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仍然在自行车车棚内她独立的家中。花婆婆现在仍然活得很健壮，毛色仍然光亮，只是饮食完全改变了，大众化了，喂的全是猫粮，一日两餐，早一钵，晚一钵，都被她吃了个精光。谁来喂养呢？这便是我和我老伴的功课了。
我和我的老伴也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小孙女长大了，到国外读书去了。我们饲养花婆婆，一天两次，都要把粮钵端到过道上去，并且守候在她的身旁，她是一个“不和陌生人接近”的猫，所以我们必须守候，要等她一粒一粒嚼完之后才能离开。后来，花婆婆也逐渐领略到我们的艰难，不要我们下楼去送食。我们只要在二楼门前放上一碗水一钵猫粮，她自己会按时上楼来吃，吃完又乖乖地回到车棚内她独立的家中去了。
两个老人，饲养一个花婆婆，不觉得辛苦吗？
不辛苦，不辛苦。终生饲养花婆婆，是为了弥补三年前我们对她的亏欠，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产生了一种兴趣，她已经是我们不可分离的老伙计了。我的亲爱的老不死的花婆婆呵!
注：据《四川散文》2012年春季刊刊载：“著名诗人木斧的散文《我的花婆婆》获全国散文优秀奖，评语是：‘优美，凝练，意境深邃。’”
又：花婆婆至今还活着，从2000年到2020年已经20岁了，已经大大地超过自己生命的极限了。木斧2020年1月补记。（照片见封底勒口）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风 情 依 依 /

风情依依
青城情思
青城山是我常去的地方。
一路上迂回低缓的梯坎，接踵而来的是目不暇接的郁郁葱葱的绿色树丛，凉风徐徐吹来，清爽极了，痛快极了，于是埋藏在心底的隐蔽的往事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20世纪40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一个夏天的假日，我随同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青城山。在山顶.我画了一幅《上清宫一瞥》的画，引起了游人的注意，都祝福我将来成为一名画家。在人群当中有一位本地人，邀请我的父亲下山之后到他家住宿，父亲带着我欣然前往。那天晚上我疲倦了，很快睡熟了，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第二天告别时，主人指了指我，又指了指他的女儿，不知又说了些什么，大意是要我们两人见上一面。只听见我父亲说：“孩子还小呢！等将来长大了再说吧！”这时主人的女儿涨红了脸蛋，踏着碎步跑到院坝中去了。我在一瞬间看见了她的脸和她的背影，这一瞬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太美了！这是天下最美丽的姑娘了！从此，我的心中藏着一个秘密，我不断提出我要去青城山的要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事，既不让我去青城山，也不告诉我这家主人的姓名。“等你长大了再去看她吧。”
后来我长大了，游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都没有像青城山那样具有特别诱入的吸引力。青城山有一种独特的女性的幽静的美，她没有泰山的巍峨，她没有黄山的险峻，她没有峨眉的挺拔，也没有庐山的秀丽，她却是我在人生旅途中首次攀登的山，是我心目中的处女般的山，清纯的山、腼腆的山、碧玉一样嵌在天上水上的山。
每当我重上青城山，我的身体便失去了重量，我成了一朵飘忽的云，飘飘荡荡无拘无束，无忧无虑，随心所欲，纵有天大的烦恼，都被我一股脑儿扔到云霄之外去了。在云雾中，在树林中，在流水中，我又看到了她那娇羞的容貌，她还是那般年少，那般妩媚，那般温柔，遥遥地含情脉脉地望着我。这时候，我失落了年龄，我有了少年郎的潇洒和风流，我向风景幽深处走去，我去寻找我当年初生的爱恋，我陶醉在她的怀抱之中了。
有一回，我同书法家吴丈蜀同游青城山，在远山瀑布中，我又窥见了她那匆匆躲藏的神态.我便以最快的速度勾下了她流动的身姿，不想被丈蜀兄发觉了：“老兄，我们同游了许多地方，从未见你画画，今天怎么兴致来了？”
他无意中点到了我心底的秘密，叫我怎么回答呢？我说：“青城山太美了，唱不完也画不完，这样好的景致，难道你不想挥毫吗？”说得他连连点头赞叹不已。
我的难分难舍的青城山，我的少女般清纯的青城山啊！
（原载《玉垒》2006年第3期）

“妈妈，妈妈呀！”
一
她是一个孤儿。
她的父亲是清代同治年间的一个回族起义将领，在她出生的时候，父亲被清政府杀了头。
她的母亲生下她不久，便郁郁地无常了。
她从小在哥嫂的抚养下长大。后来，由哥嫂做主，把她嫁给了她过去从不认识的我的父亲。
她比我的父亲大两岁。她很疼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既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小弟弟。
她姓刘。我的父亲姓杨。
她的姓名是刘琴如。嫁给父亲以后，她在她的姓名前面冠上杨字，自称杨刘琴如。
这便是我所能开示出来的我的母亲的履历。
二
我的母亲一共生了两男一女，我是老二。
我的母亲一生，不知提醒了我多少次：“不要说自己是老二。老二不吉利。”
是的，我从出生这天起，便有许多不吉利的象征。
母亲怀我怀了整整十一个月，我老躲在她的肚子里不肯出来。
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晨，我默默地诞生了。不会动，不会叫，不会呼吸。母亲立即吩咐把隔壁的蔡医官（医官是诨名）请来，蔡医官立即在我的肚脐眼下面的小腹上用艾火烧了几十下，又在我的头顶上烧了一下，我便“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我从此活了下来，针灸大师蔡医官从此红了起来。这些都出于我母亲的当机立断。
三
林黛玉坐潇湘心神不定
思想起当年事好不伤情
……
从我懂事的这一天起，常常听见她一个人吚吚唔唔哼着这些词句。只要有一个人走近她的身边，她便不唱了。
我问过她：“你唱的这些词句是从哪里来的？”她总是支支吾吾。说是从戏文中学来的，可是她说不出是哪一出戏来。说是林黛玉本人或许是扮演林黛玉的演员托梦教她的，这样的梦做多了，不知不觉便记住了。
她说得有道理。我知道她爱看川戏。
她唱的是从戏文中演绎而来的曲调。她自譬林黛玉，她具有林黛玉一样孤独的心情，口中便念念有词。这是她自己心情的流露。应当说，这是她的创作。
四
她有林黛玉的孤独，却没有林黛玉的软弱。
她身材瘦小，身高一米五六；脚是缠过的，后来放大，所以她的鞋子比一般女人的尺码要小些，走路颤巍巍的。然而她的劳动量却大得惊人。一家人的布鞋都是她做的，鞋底最厚、最结实。新袜子买回来，先从袜底剪一刀，缝上软布袜底再穿，便会延长袜子的寿命。衣服全部由她包洗包补。吃的东西，除了柴米油盐之外，其余几乎是由她制作的，这叫“家常味”。泡菜、萝卜干、豆腐乳乃至酱油、豆瓣酱等，都是她亲手制作的产品。她有时发出豪言壮语，说万一有一天父亲不能挣钱了，她可以开一个小饭馆供养全家。
晚上，她把一切收拾停当，把妹妹安排睡了，便带上我们两兄弟去看戏。有一天晚上，在成都少城公园（现在的人民公园）看新又新科班演戏。戏院是茅草搭成的，突然起火了，刹时火焰封了大门。她站起来，左手右手各挟一个孩子（那时我们两兄弟都十多岁了）在人群中闯荡，一口气从火焰中穿门而出，最后跌倒在草坪上。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她自己都觉得奇怪，“我那时哪来的力气呢？”
这又是她的当机立断。
五
一九四九年初，我在成都《新闻日报》发表了一首长诗《献给妈妈的诗》被她发现了。
妈妈，我要离开你
原谅你的儿子……
她嘤嘤地哭起来了。
她知道我常常深夜埋头写作，她从来不过问我写些什么，也不知道我发表作品的笔名。这首诗一发表，她凭着灵觉，认定是我写的诗了。
夜深人静，她拿着报纸低声责问我：“你还小哩！你说，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悻悻地说：“这是诗，是文学……你不必相信。”
“你以为我不懂吗？”她揩着眼泪说：“你写的是你的心，我能看透你的……”
半年以后，我果然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成都，转移下乡了。
等我回到成都时，四川已经解放了，我们一家人又见面了。
这次聚会，她特别高兴，对我说：“原来你已经懂事了，我放心了。你去吧，任随你走到哪里去。‘妈妈，我要离开你’，我的儿子多豪爽呵!”
六
一九五四年，我从广汉调回成都，当了团省委的科长。父亲是成都市西城区的副区长（后来担任了成都市伊协顾问）。母亲当了街道居委会主任，专门调解民事纠纷。她高兴地说：“都当了‘官’了，二分半的公事人，这个‘官’不能‘当’，不能摆官架子。哪一个今后做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国法难容，我还要家法从事。”她说这些话是很严厉的。
七
一九七○年，母亲撇下一家人气喘吁吁地与世长辞了。她死的时候，怎么也闭不上眼睛，眼睁睁地等着要看我一眼，可是我却一直未能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睁着眼睛断气了。等到我这个不孝的儿子赶回家的时候，她早已被安葬了。
后来我常做梦，梦见我还没有长大，我需要她的保护。一九七八年，有一天清晨，我忘记了我的年龄。我依偎在她的身边。睁开眼，我才发觉我的母亲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我惊恐地狂呼“妈妈，妈妈呀！”我的妻子和我的大女儿二女儿听见我的呼声，先是一惊，接着便破涕为笑，笑我活了一大把年纪，怎么返老还童了！
于是，我写了《惊梦》，以纪念我难以忘怀的母亲。
一觉梦中醒
枕边弥留儿时馨
我的妈妈。可曾早起拾柴去？
我的柴扉，可否掩好破楼门？
惊坐起，望窗棂
镜中出现一老人
一额三重皱，
两唇五须围
她是谁？她是谁？
她是我，我是谁？
急呼妈妈我要回！
堂前儿女哈哈笑
老人犹作孩童语
羞羞羞，羞死人！
1988年7月写于成都沐虚斋
1990年5月改写于成都八角门
（《汪瞎子改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共和国六十年诗话
献给共和国的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庄严洪亮的声音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全世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换来的一声呼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就要来了，就要来了”我一直默默地惦念着，我们热切盼望的那一天快要到了！从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中，我已经看见了天边的曙光，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日复一日，我终于写出了自己的长篇抒情诗《献给五月的歌》。这是我献给新中国的歌。当年六月，发表在成都《文艺与生活》杂志第三期，1982年收入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诗选《黎明的呼唤》，1996年进入了十卷本的《中国现代经典诗库》。
这是我一生中写得最长的一首诗。老诗友王大奇在《论木斧》①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献给五月的歌》共八章三十二节，长达两百多行，尽情倾吐了对即将解放、胜利，即将到来的巨大欢乐。”
这首诗，后来有人劝我改题，改为《献给共和国的歌》。我坚持不改。诗贵真情，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新中国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知道多久成立，虽然这首诗的内容就是献给共和国的歌。
这是一首载入了中国新诗史册的诗。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是一个十八岁的少年郎，而今我已经是一位七十八岁的白发老人。高兴的是，共和国依然年轻，更加年轻，永远年轻。
黎明的呼唤
194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共和国是个什么模样呢？那便是飘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五星红旗。
开国的第一首歌唱共和国的诗，便是艾青的《国旗》：

美丽的旗
庄严的旗
革命的旗
团结的旗
四颗金星
朝向一颗大星
万众一心
朝向人民革命

我们爱五星红旗
像爱自己的心
没有了心
就没有了生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第一次看见国旗，如同看见了新的生命，无比欢乐，无比兴奋，无比豪迈，正如这首诗指出的那样，我们有了红旗，我们便有了生命，我们便有了前进的方向。
我这里要推荐由圣野、曹辛之、鲁兵选编的，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黎明的呼唤》。这本诗选，是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诗人呼唤黎明的作品结集。诗人们从自己的生活出发，用自己所喜爱和熟悉的独特风格，去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种感情，是和当时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合在一起的。今天读来，仍然十分感人。
诗人吕剑的《我的歌是眼泪和朝霞》：
“朝霞从东方升起来了
好友啊。快打开你的柴门吧！”
告诉你说：共和国是我们期盼的泪眼中出现的朝霞。
诗人苏金伞的《地层下》：
“而匿居在洞穴里
或流放在海边的喑哑的歌者
也将汇合在一起
围绕着太阳
举行一次大合唱”。
告诉你说：共和国成立了，会师了，我们将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起歌唱。
诗人杜谷的《春天的拱门》：
“呵呵，青春的鲜花鲜血和阳光
在为祖国
编结不朽的春天的拱门呵”。
告诉你说：无数为革命而牺牲的鲜血凝成的鲜花正在编结成一个拱门，迎接春天的到来。
这本诗选收集了许许多多著名的现代诗人为共和国的到来所付出的心血。这一本极有收藏价值的诗选，你想读一读吗？为了迎接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多么希望再编这么一本诗选！不仅仅是共和国走过的六十年历程需要总结，六十年诗歌所走过的道路，同样需要总结。
六十年的回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来，我们经过了重要考验，走过一些弯路，经历过一些曲折，终于走向胜利，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我见证了这六十年的全部过程，我要说的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也是我告别二十世纪对当今青年说的一句话：

二十世纪的百事你都可以忘个干净
只是别忘了创立新中国的祖先②
中国是一个诗的泱泱大国，共和国每走一步都有诗的相伴。六十年来，出现过许许多多动人的诗篇，都是和共和国的成长分不开的。六十年来诗歌所走过的道路证明：诗是离不开时代的，诗的道路是宽广的，可以采用各种艺术表现力去写诗，可以尽情发挥，尽情歌唱，只是别忘了中国诗人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可以尽情发挥中国人民的宏伟气魄，可以尽情歌唱中国人民放眼全世界的奔放豪情。
①《论木斧》原载《中外诗歌研究》

②《半个世纪》原载《星星诗刊》

缅怀司马文森
司马文森是我一辈子崇拜的偶像。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司马文森，他的形象却时时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
话，应当从一九四八年说起。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投身革命，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协。一九四八年九月，根据当时党的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方针，创办了文学月刊《文艺与生活》，我是编委之一。记得讨论刊名之时，同志们提了许多建议都没有通过，我提出刊名《文艺与生活》被采纳了。我当时最爱读的刊物，就是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我猜测这也是个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刊物，我们的刊物只需要加一个“与”字，就是一个与《文艺生活》有联系的新的月刊了。我们的《文艺与生活》一共出了六期，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创刊，到一九四九年九月终，其间，我向广州的《文艺生活》月刊发过几封信，不见回音，于是我在《文艺与生活》第三期发表了写给司马文森的一首诗《海的祝福》，为了隐藏，我将司马文森名字缩写为S君，我的笔名牧羊。原诗如下：
海的祝福
——给S君
牧 羊

你说
你是在海边生长的
在波涛的旋涡里
你有海洋的梦
浪在狂卷
潮在猛涨
你不能等待，不能
坐在海边嬉戏

你勇敢地跳下海去了
你在大海中游泳
用你粗壮的手臂
用你赤裸的胸怀

迎向
飞瀑的浪花!
奔向
闪光的地方!

向海洋
你付出了全部精力
（从来不吝惜
血、汗、心）
海洋牵引着你向前
你游得比鱼儿更欢

来吧
来吧
在海的这边
我呼唤着你
海的娇子
你将从浩渺的波流中游来。
（载《文艺与生活》一九四九年第三期）
在我看来，司马文森的公开身份是作家，隐蔽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我这首诗，表现了我对司马文森的敬仰和对光明的追求，希望司马文森能看到这首诗，也许会给我写信，可是仍然没有回音。
一九四九年十月全国解放之后，我一直在老一辈作家中寻找司马文森，也在老一辈作家中询问司马文森，都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地址。直到二〇一〇年，《新文学史料》上刊登了一篇司马小莘的文章，谢谢主编郭娟的支持，我和司马小莘联系上了。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司马小莘寄来了司马文森一本著作《会师，新中国的十月》，原来建国这一天，司马文森赴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整理政协共同纲领，写出了他当时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司马小莘在信上说：“木斧先生，你好：收到你的诗集和信，见到了你的诗，很高兴！我已给母亲和姐姐传阅了。谢谢你对父亲的祝福和怀念！在那些不幸的人们中，父亲又是幸福的，他有一个患难与共的妻子，拥有六个女儿的爱，同时拥有广大友人的爱!”奇怪的是《会师，中国的十月》这本书是建国初期写的，为什么延至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才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更奇怪的是司马文森是多久逝世的？有什么不幸？信中只字未提。
无可奈何，我只好求教于现代文学馆，请征集室的慕津峰先生代我去走访了住在北京的司马小莘，结果并没有获得新的内容。
二〇一二年底，我收到了司马小莘寄来的司马文森的童话集《菲菲岛梦游记》，不是原著，是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本。司马小莘在后记中提到了司马文森的简历：一九三一年，年仅十五岁就参加了革命。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四年参加“左联”。我终于明白了司马文森是一位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一位三十年代从事创作的现代作家。至于其他的情况，她没有回答的，我也不好再问了。
二〇一六年五月，我意外地收到了《纪念著名作家、外交家司马文森诞辰一百周年文集》，《纪念文集》其中收入了郭沫若、钟敬文、翁长松、陶金、路遥、卓如、曾敏之、秦牧、杜埃、艾芜、野曼和我等人撰写的诗文。司马小莘又给我写了一封信，回答了我想知道的真相。
这便是我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司马文森的心灵史，我圆满地做完了一个金色的梦。
二〇一六年十月写子成都天府一街新城国际广场
注：2018年《芳草地》复刊后读到了陈漱渝散文《司马文森：他的一生是传奇》才弄清楚了司马文森的本名是何应泉（1916年至1968年），特补记于此。
（原载《开巷》2017年第2期）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难 忘 故 交 /

难忘故交
南南和胡子伯伯的交往
——回忆严文井
作为严文井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的小读者，我这一辈子同严文井同志，几乎都是围绕着《南南和胡子伯伯》进行的。
1945年，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从成都青年路夜市的旧书摊上，发现了这本桂林出版的《南南和胡子伯伯》童话集，封面是一个从头到脚长着胡子的伯伯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木刻画，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把它买了下来，回家后一个通宵就读完了。我一个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穷孩子，哪里见过糖果？真想找到这位胡子伯伯，让他从袖筒里抖出一块糖来给我尝，我会高兴地从梦里笑醒，我常常因此憧憬着幸福的未来。
后来我长大了，1948年2月，我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革命，而且偷偷地写起诗来。我以为我在漆黑的小屋里看见了光亮，看见了胡子伯伯笑盈盈地在向我招手。

小屋里射进来一线阳光——
它是从哪里来的？
只有我知道

阳光穿过阴暗的缝隙
跳着
笑着……

面向阳光
心里的冰块消融了
我爱你爱得发烫……
《阳光》1949年9月
我相信阳光会像滚雪团一样愈滚愈大，直到燃遍全国，可是胡子伯伯还是没有出现。
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即将召开，中国作家协会派人来四川准备材料来了，来的便是严文井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和共青团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与严文井会见后，他便提出要到基层直接体验生活，单位领导决定抽调我陪同严文井一行前往。
我们先是到自贡市盐区，天天坐茶馆，听工人讲评书，用句四川方言来说，实在过瘾。后来，我们又陪同文井同志去了大巴山麓的广元县沙河公社，本想在公社听听介绍金鳌大队的文娱活动就行了，哪知文井同志受了感动，听说所有的活动都是在晚上打起灯笼火把进行的，他便决定亲自到金鳌大队去参加活动。于是，我们翻山越岭去了金鳌大队，严文井就和我住在团支书张玉德的家中，生活上和当地群众完全打成一片，我们在金鳌大队住了两天。
白天采访，晚上同青年群众一起参加文娱晚会，心情特别开朗。回到成都后，严文井指定我起草这篇报道文章，我曾经以“我不爱好文学”为由予以百般推脱，后经组织指定和安排，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山区红秀才》并以共青团四川省委调查组的名字，发表在《四川文学》1965年11月号上。
后来，因工作调动等缘故，我与严文井老师失去了联系。1980年上半年，我便急匆匆地上北京到严文井家中负荆请罪去了。
“对不起，我那时对你说了谎。”我的话似乎有些没头没脑：“我不是不爱好文学，而是太爱了，爱得发疯了！”
文井同志很沉得住气，他耐心听完我的自白之后，仍然感到不甚明白，好像不认识我了似的，突然向我问道：“你是谁呀？”
我也才发现，我讲了半天却忘了点题，“我——笔名木斧。”
“怎么？你就是木斧？我知道木斧呀！”他这才激动起来，“你这个人真怪，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无语，望着这位秃了前额的老前辈、老儿童，我笑了。他想得比我还天真呢，那个时候怎么能告诉你呢？我怎么忍心去连累你呢？
憋了几十年，我现在才有机会向胡子伯伯严文井吐露心中的秘密，吐露我对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感情。接着我还告诉他，1958年11月18日，我的南南出生了。我不假思索一口气给她取名南南，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她的大名叫杨楠，小名就是南南。
“多有趣！”文井同志说，“早知道南南出生我该送她一个礼物。”
送什么礼物啊！我说，南南已经长大了，快参加工作了，送她一声祝福就够了。
后来，我经常到北京去，每次都去看望文井同志，话题总离不开南南。“我的南南结婚了！”“我的南南生下一个小南南了!”喜讯不断。见面多了，我就不再叫他严文井同志而是叫他胡子伯伯。他说，你别叫我胡子伯伯，你已经有了南南，南南又生了南南，你就是胡子伯伯了。我说，在南南面前我是胡子伯伯，在你的面前，我仍然是南南。
1982年，我写出了《南南和胡子伯伯的遭遇》，发表了我重读严文井童话《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感言。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我真想写一首关于南南和胡子伯伯的诗。”
1983年11月，我终于写完了我的叙事长诗《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故事》，抄好后，立即寄给了严文井同志。1983年11月23日，我便收到了严文井同志的回信。在这封信中，他对我这首长诗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并说：“我衷心的希望您这篇作品能早日跟读者见面。”他还说：“我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童话作者和一个诗人的一致，两个人心中本来应该具备的一致。”在这封信中，他透露“那个最早的胡子伯伯姓马。”这篇童话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温暖与光明的向往。坚信马克思主义会给中国带来幸福与光明。
1984年，《诗刊》第五期发表了《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故事》长诗节选，共选了其中四章。共刊三页，并且配发了三幅漫面插图，这种绝无仅有的发表方式说明了《诗刊》对这首长诗的高度重视。接着，我准备出版这首长诗，征求了严文井同志的意见，他同意将他的信函作为代序，一同出版。可是却一直未能找到出版的机会，一直拖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南南和胡子伯伯的故事》至今不能和读者见面，使我感到有愧于严文井同志。
八十年代，我常去北京出差，有空儿常到严文井家中坐坐，我们的谈话内容广泛。记得1984年5月6日我去严文井家，文井同志给我写了一段话：“川水兮长流，歌吟兮无休，诗人哲人何所求。”并告诉我，写作不是求名求利，无休止地写作才是作家的使命。我从此谨记在心。我最后一次见到严文井同志是1997年4月24日，近十年未见，彼此都老了。文井同志已八十多岁，走路蹒跚了。听说我去了，心情特别好，思维清晰，谈兴甚高。他早离休了，我也离休了，都是闲人了。他问：“你现在到北京干什么来？”我如实以告：“我上北京拜师学戏来了！”他笑得很天真：“你不是开玩笑吧？学戏都是从少年开始，进科班，你老了学戏干什么？”我说，我不是想当演员，我是想给自己增添一些晚年的乐趣。他说，有道理，可以理解，你来段我听听怎么样？又说，别以为我不懂京戏，京戏不是来自湖北（徽调）一带吗？再说我几次出国同梅兰芳先生同行，不会不受点感染吧？就这么东说西说，让我来了几句京白，韵白，打几声脆哈哈，他说，这是京戏丑角行当，合格！合格！我看是那味儿，你就学下去吧，说不定我还要为你美言几句呢！他后来真的为我“美言了几句”。想不到，从此一别，我们再也未见面了。
后来，我写了一首诗，总结了我和严文井同志的交往。题目就是《我和胡子伯伯》：
常常在睡梦中听见呼唤：
“胡子伯伯你在哪里？”
叫谁呢？是叫我吗？
《南南和胡子伯伯》
是严文井写的童话
他写了我的童年的向往
我从此便以南南自居

后来我找到了胡子伯伯
我说南南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的南南出生了

我向严文井报告了这一喜讯
后来南南的南南又出生了
我已经变成了古稀老人

现在又有许多南南围着我
听我讲南南和胡于伯伯的故事
孩子们亲切地叫我胡子伯伯

不是我！不是我！
我讲的胡子伯伯是严文井
就是你!就是你!
你是长了胡子的南南

是的，每次我上京城看望严文井
我这个长满胡子的南南
照样通名报姓：我，南南来了
看望胡子伯伯来了……
2006年元且写于成都祥和里沐虚斋
(原载《他仍在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忆辛笛
在我的心目中，辛笛永远是我的父辈诗人。少年时代，我便陆陆续续读过辛笛的诗。读他的诗，不仅能够增长知识，也能受到美的陶冶。我们相识恨晚，等我见到辛笛时，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我是在禁闭新诗创作二十多年之后复苏的，一九八〇年我“归来”之后，打开闸门，我的诗便湧流出来了，《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星星》等诗刊相继发表了我的诗，当时知道我的人是不多的，辛笛却早知道了。他来成都找过我，我出差去了，他在李致那里留了一句话，希望我们在上海见面，我听了受宠若惊。大约是一九八二年吧，时间我记不准了，也就是在圣野、曹辛之、鲁兵合编《黎明的呼唤》前后，我到上海拜望辛笛去了。谈话当中，辛笛告诉我，曹辛之也来上海了，明日再聚会一次吧。第二天我又去了，除了曹辛之夫妇外，圣野、方平等人也来了。这是一次三、四十年代诗人的大聚会，元老当然是辛笛;圣野、曹辛之、方平是老兵；方平也是四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后来被翻译家的名声掩盖了他的诗名，只有我是新兵，我是“赶上了四十年代最后一班车的现代诗人”。
我们谈笑风生，相聚甚欢，最后当然是辛笛老大哥请我们去梅龙镇吃了一顿川扬味的丰盛大餐。
临走，辛笛签名赠我《手掌集》。
比较系统地读了辛笛的诗，我对他的认识有所转变，过去以为他的生活比较优裕、安定，没有受过多大的苦难，我的认识是大错特错了。知识分子在那个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哪有什么优裕和安定，到处都有坎坷，到处都会受到折磨，辛笛也有辛笛的苦恼和忧愁。于是我写了《手掌——给辛笛》：

为甚么古老的山脉畅流清泉？
为甚么归去的枫叶吐露童颜？
伸出你的手掌，老诗人
我要从你的手掌地图上追根溯源
以后，我到上海，必定要去看望辛笛，去了几次记不清楚，还记得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我去厦门途中经过上海，又去看望辛笛，辛笛亲笔抄写了他的一首诗赠我：
一个人的墓志铭

我什么也不带走
我什么也不稀罕
拿去
哪怕是人间的珠宝！
留下我全部的爱
我只是满怀着希望
去睡！
请忘记我吧
记忆在你已是沉重的负担
寂寞的时候，
且到园中去走一遭，看一看。
在盛开的玫瑰那里
也许正栖迟着一只经冬的蝴蝶……
这是辛笛早期的诗，真美啊！辛笛很早的时候便写下了墓志铭。现在读起来还是那么亲切，感人，仿佛现在他还活着，还在和我们娓娓清谈呢！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去上海，和复旦大学教授唐金海等人一起筹备即将在清浦举行的巴金学术研究会。唐金海正在编写巴金年谱，有许多问题需要向巴金的学友王辛笛请教。十一月十九日，我们一同去拜见了辛笛，然后同辛笛一道去看望巴金。我是巴金研究专著的编辑，是张慧珠的《巴金创作论》和谭兴国的《巴金的生平和创作》的责任编辑，和巴金早有书信来往。我从来只谈编务，不谈别的，这次见面，巴金问我“你除了编书，还写点什么？”辛笛说：“他写得多啊！是写诗的，笔名木斧。”巴金“唔唔”应声，马上改变了对我的称呼，迅速写了八个字赠我：“木斧同志，奋勇前进！”想不到辛迪一句话起了这么大的作用，由此可见辛笛和巴金情谊深厚。
从巴金家里回来。我们又到美术馆巴金画像前合拍了一张照片。临别辛笛又给我写了一篇赠言“言婉而意深，好诗耐读，却不难读。木斧诗家共勉。”我认为这是老诗人辛笛一生诗观的结晶。优美的诗，寓意深长，令人读了又读，韵味无穷，但绝不是那种晦涩难懂的诗。
一九九一年我离休了，从此再没有去过上海，但我还是时时倾听着老前辈老诗人的信息。听说每年春节，辛笛家中的贺年卡如雪片从国内国外四面八方飞来。我为老诗人桃李满天下，名扬四海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又从香港《诗网络》上看到了辛笛九十岁写的诗，老诗人诗心不老，令人敬佩。我到处给一些老诗人写信传播这一佳音。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九九七年一月，辛笛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辞典》出版了，老诗人不顾体弱年高，给二十世纪的新诗作出了重大贡献。《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从数千册诗集、诗选、诗刊等数百万首诗中挑选出五百余首，力图从诗艺的角度作出切实的评析。”
在编选过程中，全书还是渗透了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热爱与思考。寄托着我们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新诗的希望。我在下面写了一句旁注：“的确是这样选出来的，而不是约稿或转载别的诗选上的作品蒐集起来的。”我并不在场，我为甚么这样断定？我凭着我对辛笛的了解。事实也是这样，他选了我的一首《画卷》，并不是通过约稿由我寄去的，其他许多诗选选本都未选过这首诗，这首诗并不出于别的选本。出版之前我甚么也不知道，辛笛没有告诉我，赏析人刘土杰是我的好友，也没有告诉我。这是出于公心，认真通过挑选的名符其实的诗选啊！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九日写于成都祥和里沐虚斋
（原载香港2004年12月《诗网络》第18期）
（收入《记忆辛笛》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记忆中的沙蕾及其他
回族诗人沙蕾离开我们已经很远了，可是他的音容面貌还时时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下面我追忆的是他和我一起相处的日子。
1984年4月5日下午，我抵达了中央民族学院，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专家吴重阳的陪同下，我在地下室会见了久负盛名的回族老诗人沙蕾，当时他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他精力饱满，谈笑风生，住的却是地下室的一间房间。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四面墙壁上贴满了他的毛笔画，画的全是阿拉伯女人的头像，真是名士风流大不拘。畅谈了一番之后，他还不肯罢休，硬要拉住吴重阳和我一起到动物园旁边的回民店吃了一次烤鸭。
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去看望沙蕾，每次他都请我吃涮羊肉。不久，风言风语就来了。有人说沙蕾的教门不好，居然跑到汉民店吃起涮羊肉来了。真是无中生有，以后我再也不去了。
我不去看沙蕾，沙蕾却要来看我。他知道我在北京常住的地方是张自忠路。我现在从日记本中查到，1984年12月，我受邹荻帆邀请来北京，24日那天晚上他就来了。他没有穿民族服装，而是穿上一身黑色夹克装来了，显得很年轻，好像有什么喜事来临，只是没有提说。
不久，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主席陈刚，笔名白练，原《博格达》主编，后来的《回族文学》主编，来京设宴招待北京的回族作家，我应邀出席。我是准时赴约，在西长安街回民餐厅坐等了两个多小时，一个熟人也没有见到，天已经很晚了，只得饿着肚子，怏怏而回。后来，沙蕾来了，反问我为什么不去赴宴？我气的快要说不出话来，反而引起他哈哈大笑。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这般痴呆？那里有两个甬道，另一个甬道才是接送贵宾的，你找错门了!你如果在门上打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你为什么默默不吭声呢？”
从此，在我们两人之间悠然出现了两个代号，他笑我“痴”，我笑他“直”。他说我痴，只是他的口头文学而已，我说他直，则是有文字记载的。那几年，我正热衷于写《书信诗》，我写的《直白》，是对沙蕾性格的真实写照。全诗如下：
直白
——给沙蕾
人太直了
弯曲的路容不下你
风的讽语，雨的唠叨
雪的咆哮，电的刺芒
你全然不放在心里

不愿扭曲自己的耿直
你便扬长而去了
你是去见真主呢
还是去见马克思？

真主怎么办呢？
他将摘一串乐园的葡萄给你
然后默默不语
马克思怎么说呢？
他说：走你的路
任人们评说去罢!
(原载《朔方》1989年第5期，收入《木斧书信集》银河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2000年6月再版)
沙蕾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位健康的乐观的老诗人，一个典型的回族老百姓，没有想到他正在讲恋爱，怎么突然就走了。有一个沙蕾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给了我的一个突然通知：沙蕾已于1986年7月16日在京逝世，应该是猝死，以后什么消息也没有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措手顿脚。我为什么不把他给我画的画留几幅呢？我为什么不把他的诗留几页呢？我现在才想起来，他生前还有一首诗出在我的手中。我想起来了，1986年4月，我应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编选了一本《现代情操诗选》，其中收入了沙蕾撰写的一首诗，题名：《谜底——给张志新烈士》。全诗如下：

我没有见过天使，
却知道她象征善良，
我没有接触过真理和正义的实体，
却能找到她的生动而光辉的迹影。
我不认识您，崇敬的烈士，
可是您的琴韵，你的歌声，
您的呐喊，你的思维，
却生根在我的生命里。
为什么？——这并不神秘，
因为您像天使般的善良，
因为您是真理和正义的迹影。
这也是一个谜底，
为什么您那么温柔又那么刚强，
那么热爱生活，
又泰然地面对着死亡，
倒下了，又重新站起
在群星间，
在众人的心坎里。
（原载《朔方》1989年第五期，后来收入木斧诗集《书信集》银河出版社，1999年7月初版，2000年6月再版。）
沙蕾为人，硬朗，耿直，为诗，从不故作高深，总是通俗易懂，韵味十足。他这首诗，也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诗，采用了提问和揭秘的方式，向读者表现了张志新烈士的共产党人凛然的革命精神。
远在中国少数民族学会成立之前，就有一个“谁是回军领袖”的争议，我认为是一个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如果换一种说法，中国新文学中回族诗人的先驱者是谁？毫无疑问是沙蕾。或者说，沙蕾是回族现代文学中第一位成名的诗人。沙蕾出生于1912年，十三岁便出版了《一册图案的诗集》，二十一岁又出版了《心跳进行曲》和《夜巡者》两本诗集。在众多老诗人中，他写诗远在艾青之前。所以，沙蕾既不保守，又不时有所创新。他一直走在时间的前面，他必定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回族老诗人。
后来中国少数民族学会成立时，因为沙蕾已经走了，再也没有人提说他了。是否邀请了我呢？是邀请了我的。筹备组告诉我时，说副主席已定高深等人担任，请我担任理事并填写入会通知单，我推荐贵州一位回族文学青年达丹担任理事，筹备组又回答我说，理事是指名要我担任的，别人不能取代，不能转让。我只好谢绝参加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了。此事是我自作自受，至今无怨无悔。我一贯认为，作家主要靠作品说话，何必去攀附那些耀眼的名称，所以后来的诗歌委员会的理事，我也照样谢绝了。我愿意一辈子植根于人民，作一个作家老百姓好了。
2018年3月写于成都
(原载宁夏《固原日报》2018年4月26日)

木斧（戏迷）
陪公刘游都江堰
都江堰是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都江堰的山，是李冰父子开劈的琤琤的山；都江堰的水，是李冰父子发凿的滔滔的水。水连着山，山连着水，好一派都江堰的奇崛景色也。
都江堰是中国山水画的浓缩景观，是中国山水画画龙点睛的地方。龙在哪里？在望娘滩；望娘滩在哪里？在山与水的衔接处。那里有一座索桥，索桥把山和水衔接成一幅画了。
游都江堰的人，不可不去索桥一游。索桥是摆动着的，按本地人的说法，是“玄掉掉的”，随时担心有人会掉下河去，却并没有人掉下去。玄就玄在这里。
1982年秋天，我同诗人公刘一起去了都江堰。走着走着，闪悠悠的索桥出现在我们面前。公刘老是目不转睛地瞅着，却不肯踱步。我劝他同我一起过索桥，他向我解释说，他患有脑血栓病，害怕头晕。不去也罢，“看看就行了。”我坚持说，你好不容易来一次，一定要亲身经历一次，机不可失呵！于是我现场组织了一个包围圈，我紧紧地挽着搂着公刘的手臂向前走，终于一步一步摇摇摆摆走过索桥了。过了索桥，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是有些晕，不过晕出味来了!”我们又一起上了二王庙，他忙着搜集资料，兴味尚浓。到了晚上，公刘晕晕然梦回两千年拜见李冰太守去了。他很快就写成了叙事诗《李冰太守夜巡歌》。要不是那“玄掉掉”的感觉引来的灵感，他哪能产生那么多的幻觉呢!
不醉刘岚山
在中国，诗和酒结缘，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读一首好诗如饮一杯美酒。“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诗，酒皆然。
于是，喝酒的和不会喝酒的都昏昏然了。
“来，干一杯!”“不会。”“怎么，诗人还有不会喝酒的么？”
谁说诗人都会喝酒？据我所知，不喝酒的诗人大有人在，曾卓不喝酒，牛汉不喝酒，流沙河也不喝酒……曾卓，牛汉分别请我做客，用好酒款待，他们自己则滴酒不沾唇。流沙河不仅不喝酒，也不请客。有一次我自带了一瓶酒上他家里去喝，正喝上兴头，就被他没收了，说是留着润墨，好厉害，熟知酒的性能，仍然不喝酒。
有人以为，诗人喝酒，必是豪饮，一饮到底，烂醉如泥，满嘴胡话。诗人都是酒鬼吗？没有那么回事。我敢断定，舞台上银幕上的李白绝不是真正的李白，不然为什么硬要把诗人李白写成一个酒疯子呢？
我写诗，也喝酒。诗人未必够格，但绝不是酒鬼。我的诗友酒友很多，饮酒谈诗乃是一件乐事，绝非酒鬼所能及。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今天我就介绍一位同你认识，他就是著名的老诗人刘岚山。
刘岚山，和我一样，两顿饭都要喝酒，有时不分顿数，兴致来了，抓起酒瓶往口中一灌，“咕嘟”一声便完成了。不喝浑身无力，不喝思路不通。总而言之，不喝不自在，喝了便来劲了，脸上有了喜色，口中念念有词，手舞之，足蹈之，诵之，吟之，兴莫大焉。
1982年春，刘岚山到成都来了。那时我们还是神交，尚未谋面，我曾经在省图书馆历史部查阅旧作，发现了1949年10月13日我发表在成都《新民报晚刊》上的两首诗《诗》《给乡村的孩子》，同时载有刘岚山的一首诗《我也要招魂》，我便复印了给他寄去。那时候我们是以诗会友，谈的都是诗，与酒无关。这一次会面是双管齐下，刘岚山一见面就要喝酒，而且要“三人行”。我只好将女诗人王尔碑拉了来，一同到煮酒轩去煮一台。
这煮酒轩是个酒馆，专卖牛羊肉，擅长凉拌麻辣味。我们叫来了凉拌肚片、凉拌肺片、凉拌头蹄、凉拌兔丁、粉蒸牛肉、红烧牛肉、清炖牛肉……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诗，从黄昏喝到晚上，其间碰上了一次停电，停电也照样摆谈，“瞎说”了一阵子，最后要关店门了，才知道已经喝了三个小时，不想走也该走了。
这一次见面喝的是什么酒？记不得了，不是接待宾客的四川名酒，而是穷朋友喝的一般的烧酒，谈了些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频频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干杯！为曾经被埋没了的已经复苏和正在复苏的四十年代的诗人干杯！刘岚山说：“现在健在的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已经不多了，屈指可数了。”于是他扳着指头数给我们听，数了个八九不离十，可惜我不曾把这些名字一一记下来。一谈到这些年代，一谈到这些年代的诗，我们便心潮起伏，心中充满了诗情友情。刘岚山最后说：“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勾心斗角。我们都不是英雄，我们是煮酒谈诗人，推心置腹。”这一场酒喝得真够痛快。
后来我才知道，刘岚山是一位直肠子人，痛快的人，五岁就跟父亲喝酒，一喝就喝了个烂醉。这是他一生第一次醉酒，也是最后一次醉酒。他和他的农民父亲都有悠久的酒史，所不同的是他的父亲不识字，而刘岚山后来却成了诗人。在三十年代，农民的儿子会喝酒是不奇怪的，农民的儿子会成为诗人，倒是上一代人“始料不及”的。不过从本质来讲，刘岚山的憨厚耿直、吃苦耐劳的气质是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过来的，而且他活了大半辈子，人老了，还像个不懂世故的儿童一般，常常说话不会转弯，得罪了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被传为笑柄，弄得自己狼狈不堪，常常被夫人夏虹斥为“老不懂事”。
1939年，刚满二十岁的刘岚山曾以“天不怕地不怕”“不到黄河心不甘”的精神，只身长途徒步去过延安。他从湖南的湘潭姜畲镇出发，背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自己刚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漂泊之歌》、一本小地图，就开始漂泊上路了。从益阳、常德，沿洞庭湖北上过长江，到了湖北的江口，经当阳、远安、房县、笔直山、笔直溪进人陕西，翻秦岭到达西安。在西安本来可以找到去延安的关系，恰恰碰上生活书店被查封，又打听不出《新华日报》的办事处，于是就硬着头皮继续北上，又走了十多天，终于到达延安。刘岚山当年的延安之行真是热情有余却又无知，不了解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对延安包围、封锁，延安已经开始疏散。由于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刘岚山几句话就被抗大接待室的同志谢绝了。这时候的刘岚山失声痛哭，热泪盈眶，只得饿着肚子从延安向南返回。这段经历，简直和艾芜的《南行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惜刘岚山不写小说。所以他的《北上记》至今不见发行。
现在讲起刘岚山的北上延安似乎有点像讲笑话，然而一个风尘仆仆、忍饥受饿、横渡长江、翻越秦岭、单身徒步、跋涉四千华里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青年的侧影却从此印人我的脑际。
这时候，我仿佛听见刘岚山在念他的《漂泊之歌》：

我似海中的鸟
宇宙是我的家：
我似流水里的落花，

随波到海角天涯;
我似匹无缰之马，
奔驰万里，到处为家：
……
也许有人会以为刘岚山此行没有当上三九式老干部，可惜，白跑了一趟！我看刘岚山此行是一次漫长的人生体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体验，才促成了诗人刘岚山的憨厚、淳朴而又固执的性格，按照正统观念他至今不成熟，所谓“老不懂事”是也。
人在艰难的时候，想抖抖精神，再穷也想喝几杯酒（不管是好酒还是孬酒）。我想刘岚山的酒瘾大概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吧？
刘岚山的诗就是刘岚山的禀性折射，表面上看来醉眼朦胧，实际上他不曾醉过，心头明白得很。1971年，他在湖北斧头湖五七干校写过一首《天鹅》，诗意含蓄，诗句优美，初读读不懂，以为刘岚山大概喝醉了酒在说胡话吧？

我忽然看见梦一般的天鹅湖，
那白色的羽翎，流转的腰，
那玉兰花的面容黑色的眼，
仿佛秋空的星星，初春的花苞。
突地一声猎枪把我惊醒
一只天鹅八斤重，
每斤的价格
——还不到五毛。
原来1971年春节，干校允许夫妻团聚，一间房住两对夫妻，两张床相距不过几尺远，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刘岚山看见了久别的夫人，忽然想起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一书中对细木工约翰·菜万多夫斯基住医院的一段描写来了。第二天，他还要上渔场去，渔场黑板上写着各种鱼鸟的价格，其中有天鹅、大雁等，令人吃惊。原来刘岚山眼前美丽的天鹅论斤卖每斤才值五角钱呀！刘岚山真的醉了吗？不，他没有醉，他心头明白。他心里的泪，只是没有流出来罢了。
所以我说刘岚山这位诗人，爱喝酒，量不大，一天两台，一台一两，有时还要掺兑葡萄酒，所以喝不醉。虽说量少，一天两杯，一两年便足有千杯了。所以我说刘岚山这位诗人呀：酒逢知己千杯少，千杯不醉刘岚山。
以后，我常到北京去，不知什么缘故，去北京必定要去看刘岚山。其时他已经离休，常常一个人留在家里饮酒、看书，自得乐趣。我去了，不用说就要摆酒谈诗。按照我的习惯，没有牛羊肉吃，我就吃花生米，外加开花胡豆，所以没有多大麻烦，进门就喝酒，边喝边谈，喝完就走，不知不觉就是几个小时，已经成为习惯了。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一家人都在家里，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场，空气紧张极了。刘岚山的夫人夏虹严肃地告诉我：刘岚山病了，得的是右输尿管乳头状移行上皮癌，病情不轻，说不定还有生命危险，遵医嘱，戒酒了。于是我便唱诺，惶惶然，诗情酒意都跑光了。刘岚山固执地说：“给木斧喝一点儿甜酒吧。我不喝了，也给我斟一点表示作陪。”我勉强喝了一点，周身不是滋味。刘岚山看见有点过意不去，趁他的夫人转过身去，他便向我敬酒，端起酒杯，“咕噜”一声把他杯里的一点酒喝了，于是我便干了一杯，起身告辞。刘岚山在这种情况下还敢于喝酒，真是为酒友“两肋插刀”，所以我始终没有勇气“检举”他暗中喝酒的行为。
以后我不敢上他家去了。我怕喝酒害了他，一想起心里就充满了犯罪感。
1990年8月我又到了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很留恋成都的茶馆，想到北京老舍茶馆去喝一次茶，于是又想到了刘岚山。听说他的身体康复了，也该去看望他了。我到他家去，对他说：“走，到老舍茶馆去，我们以茶代酒，来个煮茶论诗吧。”刘岚山固执地摇摇头，不肯同我去，话也不多。“你去一次就知道了。”我只好独自前往。我原以为那是一个群众性的卖大碗茶的热闹场所，谁知一进门冷冷清清，进门就叫我买票，买了票才能进去（对四川的茶客来说，真是奇谈！）。茶费六元，一茶（盖碗茶）一壶（盛开水的小铜壶）三碟（内盛饼干、蜜饯。）够气派够高雅的了！只可惜茶馆里面只坐着我一个茶客，无人与我交谈。门外经过的人们一问茶价，伸伸舌头就走，还有一位老乡从门外看见里面孤零零地坐着我一个人，大笑道：“唷嗬，里面还有一个活宝呢！”真叫人啼笑不得。久坐无人，我气急败坏而归。
晚上，回到招待所，刘岚山打电话来了，我便愤慨地发泄了一通：“如今这老舍茶馆哪里还有一点当年卖大碗茶的茶馆风味？”刘岚山笑着说：“别生气了，还是来喝酒吧，你要不肯来，我带上二锅头上你招待所房间里来喝好了!”我吓了一跳：“怎么，你还喝酒？”“身体已经好了为什么不喝？刘岚山不喝酒还叫刘岚山吗？”
原来他还喝酒!只是小量地喝，慢慢地喝，或者说偷偷地喝罢了。
1991年11月，我去北京，又抽空到刘岚山家里去了。他一看见我高兴极了。劈头盖脑就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好好聊聊。”说完就拿烧酒、花生米吃喝起来。我这才明白，他的酒没有戒掉，常常独饮。夫人在场，要关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喝酒；夫人走了，“正是时候”，可以独饮。何况今天夫人走了，我这时恰恰找上了门，我们可以对饮了，“得饮酒时且饮酒”，机会难得。何况这时我也要离休了，一般说来，出差到北京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应该好好聚一次。这一次，是两个老人共饮，有话慢慢地谈，有酒慢慢地吮，这也是一种乐趣呵!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刘岚山了。但我却能想像得出他独坐在家里饮酒读书的模样，虽然我们身居北京成都两地，还能飞雁传书，来一曲诗的对答。
我写给他的诗，题名《独坐》：

我在我的家中，正如
你在你的家中，闭门
独坐。一个痴呆的老家伙

我悠闲地向你笑笑
你悠闲地向我笑笑

其实我们都很久不出门了
却能相互看见，
闭门独坐
一对痴呆的老家伙

他写给我的诗。题名《喝茶》：

喝大碗茶去!
但楼太高，
碗太大，
我上不去，
也喝不起。

别处去吧。
终于找到一家
没有招牌，只有题辞：
“刘伶问茶酒何处好？
杜康答茶酒此处高!”

日影西斜了，
月亮升起来了，
望望天，
望望地，
望望我自己。

我不是白乐天，
不能和他相比，
但却赞赏他这两句：
“生死无可无不可，
达哉达哉白乐天!”

这两首诗仍然是大白话。人老了，还没有学会“含蓄”，真丢人！不过刘岚山对茶馆的看法已经搅在诗内，我的诗太白了，便卖弄了一点特异功能，要不，我怎么能透过万里看见坐在北京家里的不醉刘岚山呢？
1992年10月写于成都八角门沐虚斋
1992年11月改写于海口市华侨新村

（原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3期）

无话不谈的老友
——追思奔星老兄
收到来信，才知道奔星老兄4月20日走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老友，知道他年纪大了，上月还请《扬子江诗刊》的卓琦培转送一本《木斧戏装自画集》给他，他是有信必复的，竟没有回信，我就料着有什么情况了。我很长时间未给他写信了，就是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不可让他多费笔墨，颐养天年，没有想到他去了。吴奔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期的吴奔星，终于奔星去了，地上还留着他的许多光彩。
我说奔星老兄是我老友，也不是很老，记不清是哪一年，我们两人的帽子还未最后摘下来，快到摘下来的时候，我就跑到徐州去看他去了，一见如故，谈了一夜也谈不完，后来便书信不断。后来他的两个硕士生徐瑞岳和孙晨写出了一篇论文《心“底”蕴藏着一个奔腾的大海》（载《诗探索》1982年第三期）评论了我的诗作。奔星老兄大加赞扬，他也写了《简评潸潸的笔》《“春蛾”简评》《“豆腐”简评》，倾吐了他对拙诗的见解。以后我们多次参加了许多学术讨论。在北京、在大连、在苏州、在天津，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我离休以后，学京戏去了，演了戏便寄一张剧照给他，他不懂京戏，但谈兴不减，总要发点议论。有一年我演戏演到无锡去了，仍寄一张剧照给他，他生气了。“你离南京这么近，为什么不请我到无锡来看戏呢？”我真觉得有些对不起他老人家。殊不知他很快写了一首打油诗寄我。
且说崇公道，
官家一条狗，
东南西北吼。
苏三沉着周旋，
打发日落月圆，
衙门的大口不觉累，
未能把崇公道的良心咬碎。
公道不公道，
未必天知道，
别笑诗人在客串，
无边魅力兜圆圈。
太湖之水浪打浪，
木斧表演真正棒。
苏三发配山西太原府，怎么走到太湖来了!原来是指我这个《女起解》中的崇公道唱戏唱到无锡来了。
2004年6月13日
（原载《别·纪念·诗人学者吴奔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苏菲和他的《云鸟集》
我这里要介绍的是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的上世纪30年代回族老诗人苏菲。
我和苏菲相识的时间是1946年，地点是苏菲的故居、成都的金家坝(原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域)。
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一样（《新华日报》是党的南方局在国统区的重庆公开发行的报纸），《学生报》是党的南方局青年组织和党的成都市委在国统区的成都公开发行的报纸，当年深受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爱戴。
1945年10月，《学生报》创刊了。《学生报》是公开发行的，编辑部却是隐蔽的，编辑部的成员都有自己的公开身份，或者是中学教师，或者是中学学生。他们都以公开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只抽业余时间集中在一起编辑《学生报》。编辑都是自愿的，没有报酬的，这是共产党人“提着人头闹革命”的第二职业。
1946年6月，我，一个正在西北中学读书的学生，写了一篇短文《胡先生》投给了《学生报》，很快就刊登了。签发这篇稿件的是刚从延安回成都的朱声（笔名方然，“七月派”诗人），阅稿的时候，苏菲也在场。苏菲是回民，听说我也是回民，而且是西北中学的学生，高兴极了，后来他饶有兴味地从报纸上把《胡先生》剪下来，并且长期保存下来，作为见面礼。我们很快就见面了。苏菲也有文章回忆这段历史：“一天，编辑们正在阅读各版来稿时，方然向我说：你看这篇如何？我一看，名《胡先生》，是一位西北中学学生的短稿。内容是回忆他读初小时，有位穷苦的胡先生，一次在大有巷口碰见他，递了一张名片过来，说他问候他父亲并借几块钱。小学生跑回家，他父亲不在，将名片给祖母，说先生要借钱。祖母说：‘哪有老师向学生借钱的事，说我们家没有钱!’小学生跑到巷口，见穿破衣的胡先生还站在那里等。他向老师说：‘祖母说没有钱，不借。’胡先生轻轻叹了口气，收回了名片，失望地慢慢走了。《胡先生》的作者，就是著名回族诗人木斧，《胡先生》是他的处女作。因这短篇文章而和方然认识，邀他参加《学生报》工作，成为骨干分子。”
1948年8月，《学生报》暂时停刊，分管文艺版的编辑刘令蒙(笔名杜谷，“七月派”诗人)去了重庆，不久《学生报》副刊改《学生半月刊》，把我这个还是中学生的通讯员调到编辑部，接替了杜谷的工作。苏菲和我一直工作到1948年《学生报》终刊为止。
苏菲，1919年出生于成都市金家坝，原名苏良信，回族，从小热爱新诗、古体诗和古典文学，1937年就读于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毕业后在广西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在成都与共产党员苏良沛、贺天熙、达昭、朱实等人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准备在日军入川后去打游击。1945年10月，经党的负责同志贺惠君介绍，加入了《学生报》，1947年6月，加入了民主同盟。他的公开身份一直是成都周边的中学教师，工作期间，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传播革命火种。成都解放前夕，他与地下党员苏绍章组织了“回民青年联会”，为迎接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后，参加了成都市政协机关工作，担任西北中学副校长、回民小学校长。
1998年3月5日，成都市教委党组批示苏菲应享受离休待遇，可叹他已经在同年2月9日去世了。苏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是为回族事业奋斗的一生。
苏菲投身革命，是他追求进步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1937年他十八岁出川抗战，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不久后才接触到马列主义。1944年，他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小组”，1945年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学生报》，思想认识有了大的转变。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幼年时期还没有看清国民觉的真面目，后来他看清了，便自觉地加入了民主同盟，和共产党亲兄弟一般投身到革命中去了。苏菲就是这样无条件地为党工作，为回族事业增光。他从西北中学退下来之后，还编写了《成都市伊斯兰教志》，并且长期为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编写《会讯》。可惜他一生受到的折磨太多，1998年2月因肺衰竭归真了。他要是能活到今天，苏菲啊，你这个抗战老兵，将会获得一枚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纪念70周年的勋章，说不定还在9月3日北京的游行队伍中向我们招手哩!
说到苏菲的诗，我的确读得不多，我依稀记得，他说他写过很多诗，发表的少，我读过一些，但发表的报刊和年月，我怎么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后来写的诗评，他评论我的诗和评论马瑞麟的诗，引起过社会上的关注。最关注苏菲的是现在《民族文学》的编辑石彦伟。他多次向我索要苏菲的诗，我却拿不出来，他又去访问了苏菲的胞弟苏良沛，了解到苏菲参加革命的一些情况，对于苏菲的诗，仍然一无所获。今年2月3日，石彦伟又专程从北京来成都拜访我，一再叮嘱，要搜集苏菲的诗。时间不等人，苏良沛前不久也走了，认识苏菲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这担子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不能走，我得抓紧时间去查。查起来也很艰难，根据线索一直查下去，才查到他的女儿胡笳，这个1952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太婆了。经过翻箱倒柜，终于从她母亲胡明秀的遗物中查出苏菲的手抄本诗集《云鸟集》。岂止是一首诗，一查就查出了一本五十四首，这是一个童话般的奇迹，在我的面前开出了旖旎的花朵。
《云鸟集》是苏菲的手抄本诗集，脱稿于1975年春3月。扉页上题写着“献给爱人茜子”。原来这本诗集，是苏菲献给他的夫人胡明秀的，茜子，是苏菲对胡明秀的爱称。诗前，有一篇《前记》，说明诗集成稿的原由，“勉强自我安慰，觉得一生总没有虚度”，说明他对自己诗作的看法是低调的，没有任何自吹自擂的态度。这些诗，记录了诗人的生活、爱好和情趣，反映了时代的色彩和对革命的追求。其中，有《镭光》一首，写于1941年5月6日，发表于1942年的《成都晚报》副刊。这首诗的副标题，手稿上写的是“给一个人”，发表时写的是“给友人”，表明了他最早接触的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气质的感受，用以来分析苏菲思想发展的脉络，是大有好处的。
中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来源于生活，苏菲的诗，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他是在以回族人民的心态和视角观察世界，反映的是四川的风光。如果要求苏菲的诗去描写大西北的生活，那是办不到的。是的，我们的祖先，都来自大西北，苏菲是陕回，却从来没有去过陕西，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一定有条件去实现他的大西北之行，可是他已含笑走了。中国的回族，是一个小集中大分散的民族，全国各个地区、各个角落，都有回族，他是中国人，他的诗反映了回族人民的气概，也就是反映了中国人的气概。对于什么是回族文学之争，他的态度是鲜明的，只要是回族人写出来的，都是回族文学。苏菲的回答，既清楚，又明白：“回族儿子血管里潜行的是回族的血，回族儿子心灵迸发对故土的怀念，难道不是回族文学吗？①”
①详见苏菲《回族青年与〈学生报〉》，载《学生报人永远年轻》一书。
责编手记：
摆在我案头的是一部斑驳的手抄本诗稿《云鸟集》。它像鸟一样，奇迹般地从天府之国飞来。它的主人就是本文书写的主人公苏菲。
如木斧先生所写，我留心于这个名字已经许久，间或在资料的翻寻与前辈的口述中，总能见到这个名字，但文本却难以寻迹。既是于一段历史时期做出过贡献的资深诗人，缘何又遮蔽在了时光皱褶中？不解之余，更令人心疼的，是老诗人怀抱着苦难的一生和负重的果实，偏偏竟缄口不言，甚至没有想过在有生之年，将手抄的这本诗集作一次哪怕只是油印的展览或留传。他就那么寂寥地走了，走远——而他们，又有多少这样低调优雅的旧时文人，就这样坦然地选择了仙遁于文学史之外的沉寂。
若不是八十六岁高龄的木斧先生几次向我谈起他所忆及的苏菲，如若不是木斧先生坚持于无望中拼力寻找苏菲的文迹，可能文学史中曾经被遗忘的一隅终将残缺着，故也将永憾对着未来的凝视。
找到这本失而复得的《云鸟集》，并约到木斧老的此篇札记，使我慰借地感到为那不曾相识的苏菲老人做了一件小事。但偶尔地，也会感到几分不安：决心以消失的姿态走进历史的苏菲先生，那追光熄灭后蹒跚远去的背影，他会同意今日这意外的被发现吗？
作为一本行走于文学界前沿的刊物，《民族文学》与兄弟刊物一样，聚焦于当下实力作家群体，但我们也想告知读者，那些散发着根须气息的经典记忆，同样不曾被我们遗忘。借此小记，向慷慨走过那一时代的老作家群体致敬！向中国新文学筚路蓝缕的百年，致敬！
责任编辑：石彦伟
（原载《民族文学》2017年第5期，总第430期）

勤奋·毅力·勇气
——悼念雁翼
雁翼走了，走得十分匆忙，我来不及和他挥手告别，他便走了。
2009年9月15日，我们约会在成都青羊宫晤面，谈笑风生，准备国庆60周年之后的聚会共庆，没有想到10月3日人们欢庆中秋之日，他匆匆地走了。第二天。雁翼夫人徐靖告知我的时候，我居然不相信我的耳朵，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这时候，1997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雁翼创作50周年作品研讨会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海内外许多著名的诗友纷纷前来祝贺，形成了一个诗人的盛会，我看见诗人雁翼从诗的浪潮中涌了出来，掌声如潮。祝贺你，雁翼兄，五十年来，你一步一个脚印，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奋进，从一个只上过一年多一点私塾的蒙童，顽强地向文化进军，沿着一个又一个艰难的阶梯向上攀援，终于走上了今日的辉煌，成为了一尊中国诗魂。
雁翼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拼搏的一生，他的勤奋，他的毅力，他的勇气，都是超人的，是一般人所达不到的，是令人感佩的。雁翼为人，为诗，都是楷模。为人，诗品是第一位的，为诗，诗是第一流的。他的诗都是饱含激情饱含热泪的优美的诗，都是向上的闪现时代色彩的诗，都是奔放的豪迈的诗。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新诗创作的体验，不是相互吹捧，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挑剔，相互鼓励，携手前进，从中加深了彼此的信任。
我和雁翼过去交往不多，他在深圳或者重庆，我在成都，仅仅限于通信而已。2002年夏，他从深圳回到成都，我听到过一些见不得人的窃窃私语：什么“出身微贱”“文化层次太低”之类，这些不但没有终止我们的来往，反而使我们的来往更加紧密。雁翼为人耿直，他两次的掏心对我坦诚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我也曾经在矮檐下生活过，受到过一些诗人的中伤和排挤，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们心心相通，成为相互关怀相互鼓励的诗友。不论在顺境下逆境下，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诗的创作，直到生命结束。
雁翼人好诗好，因为他有颗忠诚的赤子之心。诗要真要善要美，必须具有赤子之心，诗要真情，来不得丝毫虚假.谎言不能入诗，这是我对雁翼诗情的理解。
（原载《银河系》诗刊2009年12月刊）

生活的最高境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与沙汀同志多次通信，保存下来的只有这四封，此系私人信函，从未给任何人看过。沙汀同志的逝世使我悲痛欲绝，我决定将这四封信予以公开发表。
我想起了我同沙汀同志结识的1950年。
1950年1月，成都刚刚解放，我们同南下的同志迅速组成了征粮队，分别下到川西地区各个县去，那时各县都成立了县人民政府，乡、保、甲还是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便下乡征粮去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但这时的农村几乎还看不出什么变化，广大农民还普遍不敢接近我们。我仔细地观察着，在建立农民协会之前，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从哪里显现出来呢？1950年10月，我到了什邡县马脚镇，我从一个瞎子的身上看到了这最初的变化，于是我便写出了短篇小说《汪瞎子改行》①。
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小说，居然引起了沙汀同志的关注，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邀我去谈了一次话，他鼓励我继续长期留在农村工作，写出更好的小说来。
1950年10月，经沙汀、西戎、洪钟等同志推荐，我首批参加了成都市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
1952年，在四川省文联第一次代表会上，沙汀主任作了工作报告。在谈到四川小说创作时，他提出了两位新人一一木斧和赁长彬，对短篇小说《汪瞎子改行》作了很高的评价。②
建国初期，我一直在农村基层工作，没有再见到沙汀同志。中断了同沙汀同志的联系。
1979年我恢复创作以后，沙汀同志仍然默默地关注着我，他通过洪钟了解我的情况，鼓励我继续写小说，当他了解到我还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时，感到很奇怪：“所有文协会员都转为了中国作协会员了，怎会没有他呢？”经中国作协创联部查实，1957年四川省报送成都文协会员的名单中确实漏报了我的名字，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打击!这时，给沙汀同志做秘书工作的张大明同志来了信，说，沙老要他转告我：参不参加中国作协有什么了不起呢？参加了又怎么样？不参加又怎么样？你照样搞你的创作嘛！张大明信中最后说，“实际上，沙老已经在你的会员表上签了字了。”我的会籍很快就解决了。
后来，洪钟带信给我说沙汀同志知道我解放后一直搞农村工作，要我提供一些解放初期农村征粮工作的情况，我便写了一些情况寄去。沙汀同志收到后，便写信向我说明了需要这些材料的缘由，并且要我再补充一些材料，我一一照办了。与此同时，我受沙汀同志的委托，为他写的《我的传略》作了编辑职责范围内应做的工作。
在同沙汀同志通信期间，我向沙汀同志索要了一本《青坡》，然后写出了评论《一个朴实的创业者的形象》③。
我将沙汀同志嘱办的事办完以后，考虑到沙汀同志年事已高，晚年还要奋起创作④，便按照他嘱咐我“艾芜忙于创作，以不打扰他为宜”的原则，主动停止了我们的通信。
1984年3月12日，我去北京看望沙汀同志，我向他说明我不是不写小说，而是为了集中精力做好编辑工作，业余时间只能写一些诗，将来我一定会写小说的。沙汀同志说：“我相信你。”接着便用毛笔写了恩格斯的一句话赠我：“有所作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只要相互信任，我相信比什么都宝贵。
沙汀同志的这几封信，表现了他的为人和他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对于批评，他一律持欢迎的态度，需要他本人提供有关情况的，并不完全拒之门外，对提问的，也可以予以适当的答复。对于别人的评论文章以及为他写的评传，则拒不插手。“至于如何评价，我无权过问，也不看原稿。”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沙汀同志对自己的作品，要求特别严格。在他最后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中，他对《青坡》，认为“写得匆忙，修改也较马虎”，引以为憾，因此在创作《红石滩》时，他反复修改，从发表到出版，据统计校改了154处，这种创作态度，实在值得我辈学习。
沙汀同志回成都定居以后，我一直没有去看望他，这是我性格的固执的一面。我总以为，沙汀同志身体不太好，又已失明，需要好好休息，有事无事去见他的人太多，我还是坚持“以不打扰他为宜”，没有上门去，沙汀同志给我的太多太多了，而我却无以为报，拿不出几篇像样的小说出来，我像一个负了债的人，有一种难见江东父老的心情缚住了自己，我总希望沙汀同志长寿，我总盼望着我有一天会捧出我的小说成果去见沙汀同志，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这一天不会太远了，然而毕竟迟了一步，现在，我的长篇小说《十个女人的命运》⑤出版了，沙汀同志却早一步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沙汀同志在天之灵说一句：沙汀同志，我终于没有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啊！
1993年3月写于成都八角门沐虚斋
①《汪瞎子改行》，原载1950年7月22日《川西日报》副刊《川西文艺》第一期，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少数民族文学集》。
②沙汀同志在四川省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全文刊1952年《四川文学》第一期，因暂时查不到刊物，无法考引原文，这里说的是大意。
③《一个朴实的创业者的形象》，见拙著评论集《文苑絮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我后来得知沙汀同志正着手准备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反映解放初期农村征粮中的斗争，这便是1986年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长篇小说《红石滩》。
⑤长篇小说《十个女人的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
谈谈何其芳的诗
诗人晏明曾经给我开了一个玩笑。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晚，在敦煌召开的一个小型诗歌朗诵会上，我刚入场，晏明兄突然大声宣布，“你们看，谁来了？何其芳来了！”众人对我瞠目而视，然后调笑曰：“真像何其芳哩!”一九八六年十月去四川万县参加何其芳学术讨论会，我问朱寨、牟决鸣等同志，“我像何其芳吗？”他们都默认。
我不认识何其芳同志。他的诗，我全部读过。如果说诗如其人的话，那么我们似曾相识了。
我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成都参加革命的。我曾经说过：“从我参加革命和从事创作活动的经历来看，革命和诗歌是一同诞生的。”①一九四六年，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把我也摇醒了。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
何其芳的诗就是这样的窗子，这样的门。读那本《夜歌》，如同从浑浑噩噩的黑夜中醒来，听窗外的惊雷由远而近。
于是，我开始写诗了。写了《沉默》，写了《冬天》，写了《城市底夜》，写了《走》……单纯、激昂、豪迈、执著，我早期的诗，新中国成立前的诗，大抵都是这个路子。
同何其芳相比，尽管我是晚辈，我是后来人，但我们毕竟处在同一个革命战争的大潮流中，我们的诗思相通，因而我才敢说，何其芳的《夜歌》以及后来的《夜歌和白天的歌》，热情澎湃，诗情汹涌，使他的诗有了最晶莹的亮色，使他的诗歌创作登上了最高峰。《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夜歌》《黎明》《河》《生活是多么广阔》等诗是他的代表作。在这些诗中，既可以清晰地听到时代的风雷，又可以捕捉到诗人寻求真理的性格脉络。既有充沛的激情，又有刻意的功力。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完整的诗歌艺术品。
无论是探讨何其芳诗歌创作的道路，还是总结我自己从事诗歌创作所走过的道路，我都认为，诗的时代性和诗的个性是难以分开的。如果一首诗完全是生活模式的再现，诗人的心灵被淹没了，便会失去诗味，失去艺术感染力，失去了个性也就失去了共性，无法打动读者；如果一首诗完全是诗人梦呓似的语言，时间和空间都消失了，人间烟火味也没有了，背景是一个真空管，这种个性无法通向共性，同样会失去读者。我以为最有时代性的应当同时是最有个性的诗，才是好诗。
我这样说，并不排斥我们对诗艺的刻苦追求。时代不同了，诗的内涵、结构和表现形式相应发生了许多变化，诗人对诗的探索和追求日趋深化，绝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将它缚住。我记得在万县时，我对罗泅兄说过这样的话：我早期的诗像何其芳后期的诗，我现在写的诗，好象走到何其芳的早期去了。但是，谁也设有倒退。何其芳没有倒退。我也没有倒退。共同点都是执著地追求。诗的道路有干万条，东南西北都可以通过。他从来路而来，我从去路而去，彼此点点头，又各自前行。来路和去路只不过是各人的方位罢了。我的这番谬论，罗泅兄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评论家们说可以研究，我说你们研究去吧。我还得继续赶路。的确，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个人的爱好兴趣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诗的情绪，诗的理念，诗的意象也得作一些调整。自己的弱点自己明白，该补的要补上去，所以我后来的诗主体意识大大地加强了。这时候再回过头来读何其芳早期的《花环》，越读越有兴味。从诗的表现技巧来看，还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我以为《花环》称得上是一首纯诗，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因素。一种纯朴的、平静的感情包含着一点淡淡的忧伤，诗的情愫美极了！是的，在诗的求索的过程中，我曾经说过。“纯诗是有的。”“没有诗人不写纯诗的，也没有诗人专写纯诗的。”“即便是一位政治抒情诗人，也会拨出几曲田园音响。”②这里当然也包括诗人何其芳在内。我们不可用他早期《预言》中的诗来否定他后期《夜歌和白天的歌》中的诗，也不可用他后来的诗来否定他早期的诗。从诗的情趣和诗美艺术来看，我都喜爱《花环》。这样，他早期的诗不知不觉在我现在的诗的探索中也发生了影响。1986年6月我到花儿的故乡松鸣岩去了，在那里我写出了《松鸣岩的歌声》③，
其中有这样一节：

没有照射过的溪水最清亮
没有采撷过的花儿最鲜明
没有踏过的幽谷最洁净
没有遮掩的歌声最迷人

这里不是忧伤而是欢愉。这首诗顺利地写出来了，发表了。回过头来一看，吃了一惊，没有想到那《花环》的影子竟映在这里，而且怎么也抹不去了。
历史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了。无论中国的诗现在发生了多大変化并且今后还将发生多大变化，它总是沿着中国诗歌的道路向前发展的。在中国新诗的宝藏中，自有何其芳的身影，自有何其芳的声音，它将滋润着中国新诗的道路向前铺去。
呵，不曾相识似曾相识的诗人何其芳呵！

1988年10月写于成都沐虚斋
（原载《诗刊》1989年第7期）

①《我为什么写诗》，原载《星星》1987年第1期。

②《新诗话·纯在不纯之中》原载《诗刊》1987年第8期。

③详见《松鸣岩的歌声》，原载《陇苗》1986年第9期。

木斧（醉眠）

话说王尔碑
我和王尔碑的交往，屈指算来，已经六十六个年头了。
王尔碑是一个纯正诗人，主要写诗，也写过一些随笔，散文。我和她不同，我写的很杂，写诗、写散文、写杂文、写评论、写小说、写童话、写剧本……后来渐渐地归并入诗的河流中去了。
我开始是写小说的，1946年写了短篇小说《胡先生》，后来认识了大学生白大科，笔名：白鸥，他爱写诗，我便跟着写诗了。我写的诗，最初交给白鸥批改，后来白鸥将我们的诗一同交给一位从延安来的文学老师潘四海去批改。潘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从不轻易表扬我们。有一次，潘老师在我的一首《疯孩》上方批了一句话“真美呵！谁相信这写诗的人也是一个孩子呢？”白鸥看了惊讶不已，对我说，“真想不到你写诗比我进步快!”又说：“还有比我写得更好的，她就是我的表姐王婉容，笔名王尔碑，以后我给你介绍。”
这以后，我从成都《光明晚报》的副刊《笔端》上找到了王尔碑的名字。不久我写的一首题名《沉默》的小诗也在《笔端》上发表了，时间是1947年2月22日。后来，我和王尔碑成了《笔端》的重点作者。大约是1947年夏天，当年《笔端》的编辑郭尼迪在成都青羊宫对面的一个茶馆里约见了王尔碑和我，从此王尔碑和我便结为诗友了。
王尔碑住在成都长顺上街一所女子公寓里，那里住的几个全部是外地来蓉准备“考大学”的女学生，是杜绝男生进入的地方。好在我比她小五岁，没有犯禁的嫌疑，所以我常常去找她，约她到茶馆去读诗谈诗议论诗。这种在茶馆饮茶谈诗的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
后来王尔碑也成了大学生，上重庆读书去了，我们仍然保持着书信联系。此前她应约在成都一个报纸上主编副刊《黎明曲》，请我画刊头，我画好了绘制成木刻版见报（当时还不会制锌版）。记得王尔碑在《黎明曲》的题词：“长夜何时了？鸡鸣若不早。枕戈待黎明，人命不如草!”20世纪80年代，我在重庆市图书馆查到了印有《黎明曲》刊头的报纸，喜出望外，我把它珍藏起来，这是我和王尔碑合作的一件历史纪念品。
解放以后我在川西她在川北，无暇顾及通信，1952年合省以后我们又见面了，相见如故。1966年4月，组织安排我到绵阳工作，临行前。单位给了我一张戏票，让我临别前去看一场乌兰牧骑演出，在剧场入口，我看见了王尔碑，我远远地从心底与她做了告别，我珍惜我们之间纯正而牢固的友谊。
1979年，我从绵阳调回成都，从此，我同王尔碑交往比过去更加密切。诗是团结的纽带，在王尔碑的扶持下，我又开始写诗了。
我和王尔碑，性格不同，诗风也不相同，为什么我们能够长期相处呢？她性善、外号“善婆婆”，对人对事，都很平和；我是一团火，容易爆炸。王尔碑对我，就像姐姐对弟弟一样，有了矛盾，她能忍让三分，我爆炸不起来了。诗风不同才好，否则一个模样，便难以辨认了，所以我们双方都很注意保持各自的风格，互相学习而不是互相模仿。既要保持距离又要相互尊重，这便是我们长期相处自然而然形成的规律。我很喜欢王尔碑的诗，婉约、含蓄、晶莹。诗意不可直述，只可领略，不用去解释，有的诗句，你一定要个答案，很难，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玄笔，你想学也学不到手，不如各人走各人的路，各自去揣摩各自的诗，那才会有发展，会有进步。过头的话，例如：“当代的李清照”之类的话，我是说不来的。
我对王尔碑是敬重的，但不等于不说怄气的话，有什么说什么，说过也就完了，心中不存芥蒂。君子相交，以诚相待，绝不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星星》诗刊编辑部以《诗人档案》为名，要诗人们回答，你最喜欢的当代诗人是谁？你最喜欢的古代诗人又是谁？绝大多数回答都是：“艾青，李白或杜甫。”我想，如果都这样回答，岂不千篇一律了？于是我作了一个不一般的回答：最喜欢王尔碑的婉约，最喜欢文同的诡谲。文同何许人也，王尔碑的老乡是也。这内中是有一点戏笔，从感情上来讲，这也是我真实的贴切的回答，不存在任何虚假的成份。
话说王尔碑说到了一些题外的话，说到了潘四海，他是王尔碑和我共同的老师，正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为我们的诗歌道路作出了铺垫，至今不能忘怀。
2006年2月写于成都祥和里沐虚斋
（原载《玉垒丛刊》2007年第1期）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漫 话 老 年 /

漫话老年
从老年说到老年文学
“老年文学”，似乎是个杜撰的名目。人活了大半辈子，年龄不算小了，体力逐渐下降了，精力也不那么旺盛了，一过花甲，理应从岗位上撤离下来，理应好好休息、颐养天年了。何苦还要舞文弄墨，搞什么老年文学呢？
然而我所见到的老作家，不管年龄多大，都还在辛勤劳动，笔耕不断。随着人类寿命的延伸，从花甲算起，生命的跨度还很长，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还有一个大有作为的时期。在这段时期，休息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休息不是熄灭，进入老年的作家，仍然还有一个发光和发热的时期。
人活着总会有所追求，追求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作家进入老年，当然就有一个老年文学的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你不说，别人也要说。要不，作家为什么要分老、中、青呢？为什么许多文学刊物要强调“面向青年”呢？为什么许多文学评奖、甚至明确规定了年龄限制，“三十五岁以下青年”“五十五岁以下中青年”。那么，这留下来的一成，自然就是“老年阶段”了。这个阶段，老年人不进入谁进入？这个领域，老年人不去占领谁去占领？所以文学创作翻过了六十岁仍然需要拼搏。
什么？还要拼搏？当然要拼搏哪!我说的不是体育世界，我说的是文学领域。攀登文学艺术的高山，明明可以再上一层楼，为什么要停步不前呢？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是停不下来的。只能上前，不能后退。只要向前进，前面还有第二个黄金时代。
能行吗？为什么不行呢？中外作家中，有许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文学作品，是在这些作家进入老年之后完成的。德国的歌德，一生写过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些产生在他的青年时期，有些产生在他的老年时期，然而他的撼世之作《浮士德》则是他进入老年之后闪射出来的最后一颗火星。这是他一生精力铸造出来的艺术品。如果歌德没有《浮士德》，歌德也就不成其为歌德了。好了，远的不说，说近的吧，我们的老作家巴金一生写过多少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激流三部曲》是他的第一个高度，他的第二个高度则是他进入老年之后精奉出来的一套《随想录》。《随想录》是巴金创作道路的继续。如果从体裁的多样化，从内容涉猎的多方面，从思想境界的高度来看，这又是巴金的一个全新的里程碑。这些，难道不正是作家进入老年之后继续拼搏的表现吗？
从一个作家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代表作，他所达到的高峰并不一定出现在后期。有的出现在后期，有的出现在中期，有的出现在初期。往往有的作家是以代表作而成名的，因而对于中青年作家着重鼓励着重培养是无可非议的。对于成名的老作家来说，他可以继续写作，也可以封笔，也可以“归隐”，总之，可以随心所欲，不必强求一律。有的作家才华崭露得早，有些颇有成就的作家中途夭折了，因此我并没有用歌德的模式去硬套一切作家，也不能要求老作家“越写越好”。人嘛，只有越长越老的，没有越老越好的。只要他能写，愿意写，就好。不写了，也好。但是不管他写还是不写，有一件事他是不能推脱的，那便是对青年一代作家的成长的关怀和支持，哪怕是简单的书信、日记、笔记、发言稿、答问，也是一种“老年文学”。可见《老年文学》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相信，此地必有黄金，在这片金秋的土地上，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除了老作家对青年作家的关怀和支持之外，老年文学本身有没有一个发现和扶持人才的问题呢？我以为仍然有的。据我所知，在文学爱好者和写作者当中，年龄在六十岁至九十岁的领域内，还蕴蓄着一股巨大的创作潜力。我说的不是年龄老了以后才临时想到改行来当作家的，这样的“大器晚成”，难矣哉。我说的是从小爱好终身爱好文学并且已有成就却仍然站在文学圈子外的老人，他们有着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诗人林徽因大体相同的经历。林徽因在三十年代发表过不少优秀的诗篇，被人称为“新月派才女”，可是以后改行了，后来年龄大了，五十一岁便与世长辞了，生前没有出过一本诗集，许多人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林徽因虽然后期离开了文学，但她一生都是钟爱诗的。怪只怪那个时期没有老年文学，如果有一个老年文学期刊支持她，她会活得更长一些，她的晚年将会写出更加灿烂的诗来。她的身上没有文学界给她的任何头衔，但她毕竟是一名名副其实的三十年代诗人。诗人林徽因是一个典型，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林徽因现象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样的人很多。《玉垒》诗友之一杨琦便是其中的一位。现年七十二岁，精力仍然旺盛的老诗人杨琦四十年代便是一位知名诗人了。建国以后，他的许多诗篇被先后收入公木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37——1949诗选》《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诗选《黎明的呼唤》，近来，时有一些新作在文学刊物发表，但他自己却至今没有出过一本诗集。原因是他解放以后当教授去了，教授音乐理论去了，对写诗有所懈怠，可是走来走去，他还是走到诗的创作道路上来了。他现在站在文学创作道上，“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位诗歌界的老主人，新客人，如果没有老年文学来关心他，谁来关心他呢？老了还能写诗吗？不可一概而论，有些人不能写了，他能。犹如被长期堵塞了的喷泉一样，一旦拧开龙头，还会有一段时间诗如泉涌。当然不仅写诗，其他品种他还想尝试。这样的人确实很多：例如四川的萧萸、葛珍，湖南的牧夫，山东的田风，北京的刘扬体，内蒙古的张郁……都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起步的老作家、老诗人，至今写作不断，至今没有出过一本集子，至今还关在作家协会门外。我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有些作品令人赞绝，却投不到报刊发表。这些老年文学，不仅需要老年人的同龄相怜，也同样需要社会的关心和扶持呵。
情况正在好转。有了老年文学，还需要老年文学刊物，还需要伯乐。老年文学刊物已经诞生了，四川省都江堰市的《玉垒》诗刊便是第一个老年诗刊。伯乐也出现了。有一位王敦贤同志，他在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的同时发现了老诗人许伽，于是便为许伽出版了一本处女集《母亲河》。我们高兴极了，就给许伽取了一个外号，叫“老处女”。这，算得上是九十年代文艺界的一段佳话罢。
1992年5月写于成都八角门沐虚斋

金色的晚年
老年文学提出，犹如一块石子投入深潭，一圈又一圈，一浪又一浪，一年又一年，卷起了涟漪，形成了波澜，给古老的池水刻下了青春的波动的花纹。
这块石子是陈道谟老先生投下去的。于是他变年轻了，精神抖擞了，一大批红光满面的老头子走过来了，于是这里变成了一片色彩斑驳的老年文学园地。
这块石子是时代的产物。倘若陈道谟老先生不投，也会有人投下去的。这是投石问路也罢，抛砖引玉也罢，反正问题提出来了，就要经受时代的检验。从1987年到1998年，老年文学受到了全社会普遍的关注，海内外探讨，争论老年文学的文章、新闻、专访已达400余件，北京的《老人天地》、四川的《晚霞》月刊等还辟了专栏进行讨论。老年文学再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界碑了。现在，这个当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危言耸听”的老年文学站立起来了，谁都可以看一看，看一看便不觉得奇怪了。
中国有句成语：福至心灵，这是《资治通鉴》上的一句话，用来说明老年文学的来头，再好也没有了。无独有偶，还有一个洋典故，记述一艘轮船在海洋中航行，船上储存的淡水快用完了，船长打电话向另一艘轮船求救，得到的回答是“阁下的地区不正是淡水区吗！”船长兴奋地放下话筒，说“这真是人在福中下知福呵!”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呢？近年来，老龄人口占全国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大，我们即将进入一个老龄社会。有的城市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这是自从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眼看快要发生了，“人活七十古来稀”的稀罕事已经变成见惯不惊的现象了，这难道不是福吗？这种老年期的大大延长，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心有灵犀一点通”，老年文学便爆出一片灵光。这便是我对成语“福至心灵”的新释。
灵光一闪，忽然想起了老诗人臧克家。1990年8月9日，臧老请我去他家吃饭，而当我说到明年要离休的时候，臧老简直是大吃一惊，“什么？你这样年轻就要离休了？”后来知道我已经到了离休的法定年龄才平静了下来，也明白我今后很少有机会到北京了。一家人送我走出大门，拦也拦不住，直到送我走出胡同。臧老就是这样一个始终情绪饱满，热情洋溢的长者，今年90岁了，还在写，我能不写么？
灵光再一转动：又记起了冰心老人。1991年我离休之后，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去北京改写长篇小说《十个女人的命运》，住在我的老同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德俊的家里。11月19日，马德俊带我去见冰心，我一见冰心老人就说：“我是你当年《寄小读者》的小读者。现在也变成老头了。”说得冰心老人也笑了，她突然问我：“还写诗吗？”我连忙回答：“写，当然写。”没有想到她却对我说：“你也老了，诗，就让那些青年人去写好了，你写点别的不好么？”说实话，我当时是接受不了，现在回过头来才发觉，我是有意和无意地接受了她的意见。如果说，我的中青年文学时期是一个纯粹的诗人的话，我的老年文学时期已转变为一个“全方位”的作家了。诗，也写，但不轻易写；小说也写，散文也写，评论也写，剧本也写，都不轻易写；写得最多的最得心应手的应该说是日记文学、书信文学以及各种随笔。我的作品在进入了老年文学时期才开始丰富多彩起来。
我以为老年文学队伍也是一支庞大的文学队伍，它既包括了冰心、臧克家这样一批蜚声中外的健在的老作家，也理所当然地包括那些晚年才提笔写作的老人，他们前期是文学爱好者，但并不从事文艺工作，各行各业中都有这样一批老人。我所认识的董艺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武人”出身，当过儿童团长、游击队员，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老了，钟爱文学了，开始写诗写小说了，我们能将这样的朋友拒之门外吗？我们应当为他们写老兵新传，他们是老年文学队伍中的新人，同样需要要扶持，需要奖掖，切不可低估了他们的作用，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我相信我们老年文学园地中也会开放出耀眼的蓓蕾。
关于老年文学的现状和前景，关于老年文学的界定和涵义，关于老年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这本集子中的文章都谈到了，我又何必再讲，在这本集子中的五十多篇文章中，有许多独到和精彩的见解，文章都值得一读。
珍惜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珍爱我们的老年文学，朝霞晚霞都有清亮的光彩，那么，我们向新的一代挥手告别的时候毫无愧色！我们的晚年不照样是金色的么！
（原载《老年文学汇集续编》1997年2月版）

我的养生之道——兴趣+运动
我的养生之道：兴趣+运动。文人命苦，整日伏案工作不是读，便是写，别无二法。听说有一位文人爱好广泛，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既研诸子百家，又译“英格里系”，似乎已经脱离单调，可是仔细一想，虽然涉猎甚广，始终未脱离书桌。
我离休之后，变专业编辑为业余编辑，变业余创作为专业创作，不过是在编辑与创作之间打了一个颠倒，其实并无变化。我的变化在于：花甲之后，做起演员来了。人说演员要从小从科班学起，老了学不了。不对，我学并非真的想去当演员，面是去寻找晚年的乐趣。干演员这一行，我才真正离开了书桌，丢开了书也丢开了笔，既有益于健康，又做到了心胸开朗，都说我比过去年轻多了。
我离休后办的第一件事，便是隐姓埋名到四川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京剧队去报名当一名京戏演员。过去对京剧队的朋友，我一个也不认识，所谓隔行如隔山之谓也。这样也好，我豁出老脸不要，虚心学习，从头学起，逢人便喊老师。生旦净末丑各种行当都学，上台演戏，分配演啥便演啥，跑龙套也心甘情愿，后来我选择了丑角行当。十三年来，我先后演出了《蒋干盗书》《法门寺》《钓金龟》《凤还巢》等50多种剧目180多场次。2001年参加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圆了我的演员梦。
我老了，丢掉笔杆子并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方法，一种特殊的休息方法，目的是要继续使用笔杆子。现在唱京戏演京戏已经成为我的一项功课了，每周我的写作时间占三分之二，我排练和演出京剧的时间占三分之一。演唱京剧并不影响我的创作，相反，我休息好了，运动好了，更有利实现我的创作计划。十三年来，我陆续出版了《木斧短文集》，中短篇小说集《汪瞎子改行》，诗集《书信集》《我用那潸潸的笔》《车到低谷》，评论集《揭开诗的面纱》，彩色画集《木斧戏装自画集》。
没有必要保密了，许多朋友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京戏演出录像，有些报刊报道了我的演出情况，有些刊物封面封底上刊登了我的剧照，我这个丑角也算是有了“名”了。美学家王朝闻称我是“诗人和戏剧家”，老诗人绿原称我为“三栖作家”，老诗人刘岚山称我是“诗人、小说家、京剧演员”，老诗人圣野称我是“诗迷画迷兼戏迷”，老诗人吕剑说我“诗、戏、画三绝，不为过也”，老诗人晓雪说我
“写、画、演都会
诗、文、戏俱美
作诗有才华
漫画多灵气
台上逗人笑
幽默耐回味
爱心永不老
七十如十七”。
人到老年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还要有一个好的心情，二者不可缺一。单纯的体育锻炼我是不感兴趣的，感兴趣的是演唱京戏，兴趣加上运动，我便如鱼得水一般活跃起来了，京戏演出活动使我的精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原载《文化报》2004年11月10日）

说“老”
——六十抒怀
第一次在街上听见有人叫我“老头儿”，我赶快掉头向两边张望，直到确信真的喊的是我。我真是又惊又喜，惊喜交加了。
“嘻嘻，我是个老头儿了!”
我逢人便说，炫耀我这顶从来没有戴过的头衔，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
我对自己的印象，总是缺乏自知之明，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学校读书，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在地下党成都市委领导的《学生报》工作时，别人的年龄都比我大一二十岁，都叫我“问题儿童”。解放以后，在全省的团县委书记中，我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同辈人中，我有很多大姐、大哥，却很难找到一个弟弟。那个时候，对于咳咳嗽嗽的老人，我以为他们生下来就这个样子，想也没有想过他们也有过童年和青年的时光。
后来，叫我“老头儿”的人越来越多了。“老头儿”并不单调，五花八门的称呼都有，有的在前面加一点形容词，有的在后面加一点副词。“臭老头儿”“昏老头儿”“孬老头儿”“死老头儿”“老家伙”“老天真”“老不死的”，叫起来情真意切，听起来亲昵无间。同辈人中和我称兄道弟，也要加一个“老”字，是谓“老兄”。青年人尊我为师，叫我“老师”，虽然我从未教过书，也心领神会了。总而言之，都带一个“老”字，让我清醒地看到了我的现状。我确实老了。
我是老了。我的女儿已经进入中年，我的外孙女儿已经进了小学，我还不老吗？年轻的时候，我从不生病，从不看病，现在只消感冒一发作，什么病都来了，牙掉光了，走路也蹒跚了，我还不老吗？我的同辈一个个先后离休退休，有的陆陆续续见马克思去了，我还不老吗？我成了我们单位上年龄最大的一名老将，有时开大会，我便产生出一种“三世同堂”的感觉，我暗暗诅咒道：“你这老头儿，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你还不走呀！”
我服老了。可是有些青年朋友安慰我说：“老师，你不老，你还有一颗不灭的童心，你的诗，童心永驻。”“老师，我们怎么也看不出你老了呢？”
我衷心感谢这些青年朋友们的良好的祝愿。我相信他们说的这番话是真诚的，热情的，他们是按照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情来表达他们的心愿的，我从中得到了慰借和鼓舞。我相信我的诗中会有一些青春的留盼，特别是我和青年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然而他们毕竟是青年，是我的昨天，他们根本无法体会老年人的心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呢，过去也从没有领会过。
记得有一次，一位青年时代的老友来访，我们随意地交谈起来：
“想不到，一晃眼便老了，岁月不饶人啊！”
“是呀，老兄，是老了，头发、胡须都快白了！唉！”
“老兄，好好保养身体，也许还可以再活一、二十年呢！”
“行吗？”
“争取再活十年没有问题吧？”
忽有所动，我便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老友大惑不解：“这话有什么好笑呢？”
我抓住老年人的心态了。
试问，一个年轻人，中年人，会讲出这一番话来？如果我倒退十年，我想也想不到这上面去呀！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去掉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使生活的步履走得更加稳重更加踏实，这便是老年人的心态。
今逢六十花甲，此时此刻，我有什么感受呢？没有忧愁，没有悲伤，心里充满了新生的快乐。真的吗？真的。“老”字对我来说，不是贬，而是褒。老，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六十岁不是生命的终点，甚至一百岁也不是生命的终点，六十岁的老人在一百岁的老人的心目中，怎么也“老”不起来。话又说回来，六十岁毕竟是个生命的转折期，即使生命的延续只有一二十年，但毕竟又是另一种活法。以前是在职在岗，现在是离职休养；以前是忙忙碌碌，现在是逍遥自在。在生命的旅途中，六十岁既是终点，又是起点。和火辣辣的青春告别之后，我便站在成熟的起跑线上。是的，我成熟了，再也不会浪费我的青春了，我将有计划地开支我的岁月，我将有意识地健步地积累和珍惜年华，让它向纵深发展。我还有许多青年时期学不到的做不到的事情，需要把它一一排入我的日程，我将满腔热忱地进入我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于是我觉得“老”是可以转换的，于是我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年轻了。
这当然是一种老年人的心态，正如我年轻的时候希望我快快长大的心态一样。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南 来 北 往 /

南来北往
我爱重庆
我对重庆人有一种特殊亲昵的感情，不仅因为我的母亲是重庆人，虽然她大半辈子都在成都度过，起居生活完全成都化了，可是一开腔还是一口地道的重庆话，总要津津乐道夸奖成都所没有的风土习俗，夸奖成都人没有吃过的山乡菜肴，叫人好生羡慕。更重要的是，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国内许多著名的大人物都集中住在重庆，那里经常风起云涌，成为我向往的神圣的地方。
解放前重庆就给了我一个难忘的印象，那便是重庆的《新华日报》。这个报纸在重庆的街头上是可以买到的。在成都却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报纸，那是半合法的“违禁品”，往往是重庆人冒着风险带到成都来的，那是革命的火种，那上面刊载着许多抗日的消息，重庆人把延安和大后方的信息连接起来了。
解放后重庆成立了西南局，建成了亚洲第一大礼堂。成渝铁路通车后，我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到重庆去了。当时的感觉，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对那场面的壮观惊羡不已。我为亚洲第一大礼堂感到骄傲，这个标志性建筑物是对祖国翻身强大的一次具体的体现。重庆这座城市从此名扬天下，最早为中国人扬眉吐气。
后来西南局迁到成都，再后来西南局撤销了，重庆这个大城市依然屹立在东方。每次到重庆，我常常登上枇杷山遥望天上的星地上的灯，此时心胸便开阔了。重庆的灯是不会熄灭的，这样的大城市是不会埋没的，全国人民的心，包括我这个成都人的心，都能看透重庆人的心，都在为它祝福，恢复中央直辖市应当是意料中的事，我们的欢呼声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我的印象中，重庆市是壮观的，重庆人是直率、豪迈的，对人特别憨厚热情。成都人都应该多交几位重庆朋友。成都人闲惯了，坐茶馆一坐就是半天，半天，多跑几趟重庆，爬坡上坎，就闲不惯了，生活节奏就加快了。我们都是好邻居，好朋友，我们都得加快步伐，相互学习，携手共进。
（原载《重庆商报》2003年4月13日）

诗情武汉
武汉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憨厚而又豪迈的汉子，站立在汹涌澎湃的江汉三角洲上。
远在1948年初、经诗友葛珍介绍，我便同武汉的伍禾交上了朋友，伍禾是我诗歌起步中的一位领路人，我寄给他的诗他毫无保留地在《新湖北日报·文艺》上发表了。武汉这座城市、从1948年起就和我结下了情缘，我那时便下了决心一定要到武汉去寻找伍禾。解放前交通不便，我一个穷孩子，吃饭都成问题，哪有经费上路？解放后我便开始筹备武汉之行了。1980年10月，我终于带着我的全部憧憬到武汉去了。一到武汉，找到了我的老乡、湖北省作家协会的田野，才知道伍禾早已见马克思了！原来我和伍禾相识的漫长的一生就这样恍恍惚惚地结束了。
在武汉，我和曾卓见面了。和伍禾一样，我和曾卓神交了大半辈子，过去从未见面。1948年3月18日，我在成都《西方日报》发表了评论曾卓诗歌的文章《门》，也算是老交情了。198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诗的求索》，曾卓在《序》中写道：“那前后相隔近四十年，却都怀着同样的热情，这使我感动，将他看作是我的亲切的友人。”
武汉是一座伟岸的桥城，它沟通了我和伍禾、曾卓、徐迟、碧野、胡天风、田野、吴丈蜀等人的友情。从此，我每隔三五年都要去武汉一次，为的是看望老友，饱览武汉风光。武汉的风光有静有动，有南韵也有北味，有娴雅也有雷霆，有些是在旅游景点内，有些是在众目睽睽的大庭广众之中，请注意品味，勿谓身在福中不知福也。
1980年10月，徐迟陪我畅游东湖，让我看到了世外桃源的一个新的景点。途中，谈到了培养文学新人的问题。徐迟说：“怎么老是看着我们这代呢？后起之秀很多，看见了吗？”是的，我看见了，“东湖啊东湖我睡在你思维起伏的波纹里/看你的心思铺开了涟漪/原来你早有了追逐的决心啊，不需要再议论了/我要睡了/做一个最香的酣梦，醒来时观看/西湖的美景，在东湖兴起!”东湖正是后起之秀，正在追赶西湖。当时这个梦想，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看看今日东湖繁盛的风光，看看武汉现在的作家群，不正是这样吗？
看罢东湖，又觅小溪。田野带我去汉阳参观琴台，想不到大江大湖中还有这样幽静的地方。地方不大，却能发人幽思，凭吊起古人来了，寻寻觅觅，毕竟发现了俞伯牙碎琴的园亭。晚上又去听戏：《伯牙碎琴》。缪斯迅速到来：“俞伯牙弹琴/台下满座/今夜来了多少钟子期？”诗情画意在武汉的夜空展现，回到船舱，夜航更有诗意。“船头划破了江水/惊醒了沉寂的夜”“疑是夜空的流星/跌落江面”。武汉的夜，不眠的夜，琴声四起，多美呵！
1982年7月2日，去上海途中，船抵武汉，时值暴雨，上岸购票，布告三日内售完，好容易找到胡天风，他在暴雨中给我送来船票，情意深深。“在瓢泼暴雨中我迷失了前方的坐标/你递过来一把雨伞/一张船票/那滴在我手臂上的/原来是我的泪水滔滔”1989年，我又到武汉去了，这一次我长住在胡天风家中，我们一起去游览了新修复的黄鹤楼，鸟瞰全市风景，还真的走上长江的风口浪尖去接受大风大浪的考验。总之，一到武汉，我的心情便豁然开朗了。“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唯有胸膛上的热气堵挡严寒”“淋着迎面而来的长江浪/心中涌出从未有过的淋漓痛快!”是的，每次我来到武汉，我的强烈的感觉都是这四个字——淋漓痛快!
（原载《长江日报》2003年4月28日）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京 戏 探 艺 /

京戏探艺

我演刘二混

阿红兄：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骂得好，说明我演戏已经进入角色了。
演戏与写诗完全不同。写诗要诗如其人，就是说诗要反映出诗人的本色和气质来。演戏千万不可“戏(角色)如其人”，譬如我演刘二混，我不是刘二混，如果我真的变成了刘二混，我便是真正的大流氓了。所以我说演戏与写诗完全不同。写诗，诗的形象就是诗人自己。演戏，一上舞台，就要进入角色，完全忘掉自己，忘不掉自己的就不是好演员。你看了我演《宋士杰》中饰刘二混的剧照，便忍不住笑骂：“你个老不正经的!”便说明我在舞台上已经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自己了，我进入戏剧境界了，我的演出成功了。
我对于演刘二混这样的角色是毫无生活体验的，我也没有交过这方面的朋友，无法借鉴，我怎么能够进入角色呢？这是个大难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靠生活还要靠艺术，刘二混这个角色属于京戏的丑角行当，只有丑角行当才能演刘二混，生角旦角净角都无法演刘二混，或者说演不好刘二混，甚至可以说生活中和刘二混相近似的人更演不好刘二混，他在生活中处处都在掩饰他的劣径，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自己呢？更重要的是：戏剧中的人物，是艺术的再现。刘二混虽丑，但他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是美的，给观众以艺术的享受。这才叫演戏!这才叫功夫!
话说回来，我开始排这个戏总想把这个戏演好，可是愈排愈演不好，给人以一种虚假的感觉，不真实的感觉。这出戏的导演是著名的京戏武生演员筱樊春楼(30年代上海京戏大师樊春楼的弟子)，73岁了，功底深厚，他看我的表演，愈看愈不是味道，快生气了，吼起来了：“你这个人怎么不会耍流氓呵？”我一愣，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本来就不会耍流氓呀！”弄得彼此都很难堪。后来仔细一想，原来是我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你既是丑角行当，为什么不会表演流氓呢？中国的京戏，好就好在全部是程式化的表演艺术，表演坏人也有许多程式化的动作，不会运用这些程式是无法演戏的。我很感谢筱樊春楼给我做了一些示范动作，我又看了些录相，听了些录音，还听一些老艺人介绍前辈丑角马福禄、刘斌昆、厉慧森等人的表演艺术，融会贯通之后，我运用了一把大折扇，终于演活了这个刁赖泼皮的刘二混。
那么，生活是不是不重要了呢？不是。等到排练熟稔之后、生活中许多人物扑面而来，尽管生活中并无刘二混其人，但刘二混的一肢一节、一头一毛、一言一笑，都可以从许多熟悉的人的身上捕到，把它们拼凑成一个人物简直是绰绰有余。这便是生活的特殊感受，也是艺术的独特魅力，终于使我自我陶醉在京戏表演的艺海中而不能自拔了。
真是隔行如隔山。当年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了诗歌这座山，如今下山了，我现在开始爬另一座山了，仍像当年写诗一样充满了信心。
问好！
（原载《文艺百家》1995年第1期）
我演程雪雁

黄德华老师：
说起扮演程雪雁这个角色，谈不上什么探索，只能说是出于我的一点点狂妄。程雪雁貌似旦角，却不是旦角，而是丑角行当，所谓“彩旦”是也，明知演这一角难度很大，如果在我晚年的最后岁月不去攻下来，我将遗憾终身。于是我斗胆上了。
程雪雁是一个丑陋的女人，不仅容貌丑，形体丑，声音丑，连心态也是丑的，这样的人物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会令人十分讨厌，十分反感，这些见不得人的丑态怎么才能搬上舞台和观众见面呢？这里面便有一个化丑为美的过程。这就是说，我必须将程雪雁的内心世界，通过唱腔，通过道白，通过身段，准确地惟妙惟肖地传达给观众，通过对程雪雁的丑陋的刻画，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程雪雁这个人物的性格是相当复杂的。程雪雁的丑和程雪娥的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种评价早已刺痛程雪雁的心。我演程雪雁，既要表现我对妹妹的嫉妒，因嫉妒而引起的不安和烦躁，又要表现我对自己既自卑又自尊，有时悲观，有时又莫名其妙的自负，认为自己长相也许不错，也许有一天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所以才会愚蠢地敲门企图勾引妹妹的未婚夫。这是一种畸形的心态，也就是丑的心态。
为了刻画程雪雁这一复杂的性格，我一上场，就借用了架子花脸出场亮相的方式，迈着碎步，侧身掩面走到台口，然后轻轻地拂下水袖，扭动身躯，挤眉弄眼地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引来台下一片爆炸性的嬉笑声。为了突出她那不幸的自信心，我将定场诗略略作了修改：“人说妹妹长得美，我比妹妹强三分，每日梳妆巧打扮，人人见我（嘻嘻嘻）都要笑!”坐下后，要不停地改换坐姿，表示我在焦急地搜索主意。当中有两句道白含混不清，话不分明，且不符合程雪雁的心理状态，说的是“爹爹与他讲的是一番话，我们跟他讲的是另一番话，不一样的。”哪点不一样，没有说明，不如干脆把话挑明了，故我改为“爹爹与他讲的是堂堂皇皇的正经话，我们跟他讲的是卿卿我我的悄悄话，不一样的。”这时我尽力挑逗妹妹和我一同前往，使人物的泼辣性格更加鲜明。总之这一场戏的表演，要让妹妹的文静和姐姐我的粗俗，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美一丑，一静一动，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
这场戏，原本是没有程雪雁唱腔的，为了烘托喜剧的气氛，我加了两句旦角唱腔：“辞别了贤妹妹忙往前奔，见了那穆相公（我要）卖弄风情!”边唱边舞，最后一句来了一个长长的拖腔，拖到了似乎还要再翻一个高度时突然刹住，不唱了，洋洋得意地下场了。又引起了台下一片爆炸性的掌声笑声。其实我是要告诉观众，这个女人不仅容貌丑，声音也难听，男不男女不女的发音，两句便把喉咙卡住了。
演这场戏我的致命的弱点是不会熟稔地抖水袖。这是专业演员的基本功，对于我这个花甲之后才学戏的老头儿来讲，想练也练不出来。（如果我真的练出来了，完全像个旦角了，那更糟了。）所以我还得按照丑角的夸张的戏路子走，把水袖抖得生硬一些，拙劣一些，其中我有两处把水袖抖下去了，连忙又用另一只手把水袖捞了起来，脸上再扮以慌乱的神色，这样更加符合剧中人的粗鲁的行为，观众还报以掌声，这样便把我表演上弱点巧妙地掩盖下来了。
好了，演出到此结束，过去演《风还巢》，我只能演朱千岁，现在可以演程雪雁了，反正都是《丑洞房》中的一对丑八怪，下次再演《风还巢》，我演哪一位呢？我也不知道，且听下回分解吧。
以上是我的点滴汇报，不妥之处，请你多指教。
问好
木斧
2005年7月8日
注：黄德华，京剧名丑，北京市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木斧学戏的老师。

木斧（程雪雁）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书 的 传 播 /

书的传播
风的掠影
——有感于琹川诗集《凝望时光》
琹川诗集，读着读着，渐渐地，柔情包围了我，我陶醉了。
《微风》拂面“轻轻地拥抱，如饮醍醐”。原来，诗，可以听，可以闻，可以尝，可以触摸，可以拥抱。“悠悠，悬在空中”。
《桐花梦境》如梦，如画，可以与封面上的画像依傍，她就逐渐显影了，她的脸庞、眼眸、脚踝、身材、构成了一幅桐花的美景，风一般地吹来，使人久久不愿离开。
《凝望时光》，时光是美的流程。“匆匆昨日从眼前流过/倾听拍浪的翅音杳然”。一切往事都过去了。海静阔，天很空，“心事拂过的那一阵风”。“一切都没有留下，留下的还是那一股风”。
《白音途中》有风吗？有。风起，云散，“漂流在永无止境的时空”。这首诗，谈天说地，云里雾里，一共只有七行。语言是吝啬的。惜字如金。
风，是美的追随，是青春的眷念，是美的流程，覆盖了许多诗篇。
我的结语只有两个字：精致。精致的诗，需要细细地品读，静静地品读，不可贪多求快，不可卒读，也就是说，不可以说“一口气读完”。那样读，就会把诗意抛洒了。
（原载台湾《葡萄园》诗刊2015年秋季号）

木斧（程雪雁）
谈谈张新泉的《人生在世》
看人有两种看法，一是远看，朦朦胧胧，影影绰绰，看不清楚还想看，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神秘感。二是近看，把线条轮廓都看得实实在在，总想上下左右都看个明白，于是便产生了一种亲切感。读诗也大抵如此，一是远眺，二是近视。
由于历史的距离，李白的诗，杜甫的诗，只能远眺，不能近视，因而留下了一些字、词至今众说纷纭。由于地域的限制，聂鲁达的诗，庞德的诗，也只能隔海远眺了，有的是月下行人，有的是乘坐地铁而来，在中国刮了一阵台风又走了，我始终没有看准他们的面貌。我的癖好是特别喜欢读当代诗人的诗，特别是熟人的诗，读了他的诗再读他的为人，兴味无穷，其中包括新人张新泉的诗。张君新泉，老相识了，过去几乎天天见面，见惯不惊，说的都是些极平淡的话，“吃过饭没有？”“又有什么新作？”很少谈诗，可是读起他的诗来，便能透过他的身体看见他的心灵，别有一番情趣。
张新泉的诗，擅于远抹近描，远抹近于虚，近描趋于实，虚虚实实，虚实结合恰到好处，便见功夫。他的《人生在世》（花城出版社出版）与前几本诗集不同，既不见长江巨浪汹涌，也不见钢花铁流奔腾，他写的是人生在世的一些极为平淡的事，人人都经历过，人人都感叹过，却不一定能够从中审出美的情趣，不一定能够把它化为诗。这里需要诗人一双灵巧的眼睛，化有形的物体为无形的情绪，化无形的感情为有形的形象，这便是张新泉的特质。
卷首的《好刀》，端的是一首好诗。这真是一把好刀，只要它飞舞起来，就能激动人心，就能叫人拍案叫好：

一生中，一把好刀
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
就那么凛然地
飞起来
在邪恶面前晃一晃
又平静如初

这刀其实并不是刀，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操，平时看不出来，只要“在邪恶面前晃一晃”，哪怕是一两次，也是人生的瑰宝，是足够珍贵的了。情操是无形的，而张新泉把一种情操具象化了，化为了一把刀。在这里，情操就是意，刀就是象。这便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这既是实，又是虚。你不要太老实，以为这真是一把刀，真是可以砍人，如果你这样想，你便被张新泉虚晃一刀，骗了。
在张新泉的笔下，日子平平常常，时光过得真快，生存真不容易。这是人人都有的感受，却又很难说清这种感受。什么形状？谁见过？不知道。可是张新泉的笔一经点到，这些就都具象化了。日子是什么样子呢？“日子是命运摊开的手掌”；时光是什么样子呢？“黄昏咬定白昼的尾巴/永不松口”；生存是什么样子呢？“生存就是一次过江/一次背向故园的远泳，/这趋之若鹜的奔赴/是一瞬，也是一生”，“密密的一大群/密密的一片喘息声//濡湿一部厚词典/视线落处/粘满/鱼鳞”（《过江之鲫》），请注意这最后一首。这最后一首包含了曾经在沱江岸边背纤走水的生活体验。你的眼前会出现层出不穷的过江之鲫，你才会感到生命的渺小和紧迫，你才真正是在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了，你才懂得什么是拼搏和奋斗了。
说张新泉的诗是口语，白描，我认为是一种误解。《人生在世》写的全是平常普通的事。如果再用日常口语直叙出来，谁还有兴趣呢？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如果把我们的日常对话“吃过饭没有”、“又有什么新作”白描出来，哪里还有诗味呢？张新泉在这本诗集中找到了一个新路子，这就是诗说家常。用诗的语言去叙说人生，这样仍然可以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这对于一心以为出国观光、游览名胜才能写出不凡之作的经验会引起一点反思。
在诗集中，张新泉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芸芸众生之中，同他们一起生活，一同咏叹。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诗人兢兢业业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这便是诗人的本色。张新泉是不是一点不狂傲呢？那倒不见得。好刀，“在邪恶面前晃一晃”，就会有一股凛然正气，那狂傲是不可遏止的。然而，在平时，却平静如初。《人生在世》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小人物的种种精神状态，既有时代的共性，又有诗人的个性，再加上优美的语言，给人以一种人生体验，以一种美的享受。
1993年2月写于成都八角门沐虚斋
(原载《诗刊》1993年第11期)

谈谈何小竹《梦见苹果和鱼的安》
从刊物上读过几首何小竹的诗，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象。我老是喜欢通过诗作去捕捉诗人的形象，而不愿意经过第三者的介绍。1986年11月，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上，我一进会场，便迫不及待地从代表中去搜寻这位名叫何小竹的年青人。
那是他吗？尖下巴颊儿上托起一副清瘦的面孔。他那直瞪瞪看人的呆滞的眼睛，真是渴求河流的鱼的眼睛吗？
瞬间，他把头掉过去了。
就在这一瞬间，我明白了，我在他的瞳孔中的形象，是一只鹤的眼睛。
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抽烟，咽茶，默默无语。中间隔着一张条桌，桌上升起了茶水和烟雾的氤氲。在我们两人的心目中，大概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了。
我们当中确实有很大的距离。他出生于1963年，我出生于1931年，我比他虚长了32岁，如果以诗龄来计算，距离就更大了。我们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诗风也是迥然不同的。我说他的几首诗留给我一些难忘的印象，指的就是他的诗中有我的诗中所没有的东西，也就是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所以我想和他交个朋友，以便充分交换各自对诗的理解。我们能谈得拢来吗？正因为他的诗中有我所没有的东西，我的诗中有他所没有的东西，将会相互排斥呢？或者相互理解呢？这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愫，就只好代之以沉默了。
会上我们的交谈始终是不多的，会后我们开始通信，一封接着一封，距离逐步缩短了。
最近，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式的诗论《诗的求索》。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诗在无止境的追求中》，我两次提到了何小竹，说明年龄相距一代人的诗人彼此仍然是可以沟通和融合的。
一位年轻的诗友何小竹最近写信告诉我说，他推测，我是凭革命的激情走向诗歌的。
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我很理解过去青年之为诗为人，我想过去的青年也定能理解今天的青年吧。”这样，鱼和鹤的关系便不存在了。
何小竹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诗的追求。他说：“我每写一首诗，都企图去打开一道门——世界的门，心灵的门。而门却是那么无限，那么深邃遥远，一扇一扇，没有尽头。”
何小竹对诗的追求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诗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语言的艺术。我写诗四十多年，至今还有许多诗无法通过恰当的语言加以表达。也就是说，只有灵魂，没有躯壳，成不了诗，于是这些未完成的诗便成了无寄托的飘浮的云烟了。语言，本来是一种工具，作为诗的语言，它本身就是诗的传真。诗，就其本质来讲，是纯洁的、真实的、潜心的对人生的追求，对艺术的追求，语言很难和诗通融和谐、天衣无缝，但要尽可能地接近诗，至少不要给诗造成一个隔膜。所以，对诗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诗的语言的追求。如果仅仅满足于“语言清新”“语言流畅”“语言优美”这些贫乏的语言的赞扬，这样的追求就大大地不够了。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我是在黑暗年代投身革命的过程中开始写诗的，只是有一种激情需要宣泄，只需要自然流露，而不去借重技巧。何小竹能理解这一点，不指责我早期的诗的天真、直白和坦率，我也能理解何小竹，我从不认为问小竹的诗是“文字游戏”或者“故弄玄虚”，彼此求同存异，那么我们就接近了，虽然诗风迥异，然而在诗的追求上我们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何小竹的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怪异。明明可以这样写的话，他偏要那样去写。他执著地追求诗的语言艺术，充分吸取中外诗歌的各种表现手法，力求写出新意来。他不愿意重复别人的诗的意境，乃至不愿意重复自己，这就是他的诗为什么能给我造成一种怪异的感觉的原因。
如果有人
穿过我曾经穿过的荒野
再向世界走去
我也无话可说
只合上我的双手
这是最后的箴言
——《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是新奇的。沉默。面部神态、手势。原始人一般，用简洁的几句漫无边际的话，就足以沟通那纷乱的思绪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形容。“我不知道怎么表示”的表示。
何小竹的诗，许多带有叙事性的结构，抒情寓于叙事之中，他的叙事是诗的叙事，传奇性的叙事，梦幻性的叙事。请看《白日梦》。一个上山打柴的樵夫，“看完了一盘仙人棋，几十年只在一夜间”，梦醒了，他成了“孤零零一个稀世老人”，再也无事可干，每天到公园去看别人下棋，了却一生。从梦内到梦外，从仙界到人间，真是不伦不类。读者正是从这荒诞中引起了思索：人活着干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看那一盘棋？再看《草鱼》。短短九行，写出了一种感觉，人的感觉如同鱼的感觉，而且非常逼真。结尾是：

每一条街都在叫卖
我的鳃张开
倾向黄昏
原来是一条卖不出去的死鱼，鳃已经快黑了。奇怪，他怎么竟然有死鱼的感觉呢？他当然不是鱼，然而在险峻的乌江中长大的人，把江流看成了自己的生命，因而那种不愿意远离江流的感觉便从草鱼的形象中萌生了。
何小竹的诗是耐读的，诗的语言确有它的魅力。就以《梦见苹果和鱼的安》的题名来看，也令人奇怪。安的意思，仅这一行是看不懂的，多看几首就会知道，安，指的是他亲爱的妻子。安是主语，按照通常的写法，应当表达为：“我的安，梦见了苹果和鱼”。如果真的这样表现，诗味就冲淡了。两者是否内容完全相同，仅仅是文字的变化呢？也不尽然：“我的安，梦见了苹果和鱼”，是梦已经做完，完成了的意思，如用英语表达，梦见应加ed，“梦见苹果和鱼的安”，是正在做梦或不断做梦的意思，如用英语表达，梦见应加ing。而且，把安字放在最后，加强了诗的主体性。二者在诗意和诗味上都是有差别的。
序，就写到这里，至于我们的对话还在进行中。何小竹前不久给我写信又发了一通议论。他说：“从艺术产生的那天起，不论有多少曲折和干扰，艺术就总是在不断改变自身面目的过程中发展着，向远方走去。作为诗人、艺术家，从古至今，不过是艺术在不同阶段运载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期的诗人并不就优于早时期的诗人。您和您的朋友们作过这样的运载者，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作这样的运载者。尽管最后我们将被新的运载者取代，但我们仍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所运载的艺术，是永恒的。”何小竹爱诗爱得入迷。提出的问题引人深思。我当时就在旁边记上了我的感觉：“难道艺术不运载思想吗？（思想一旦为艺术所接受，便是永恒的。）难道运载不会留下时代的轨迹吗？”不过这些问题全都用不着回答，当你读完了这本诗集，你就会找到答案。
注：（苗族青年何小竹的第一部诗集《梦见苹果和鱼的安》即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1988年2月写于沐虚斋。

木斧（刘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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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趣谈
信封上的自画像
离休之后，闲情逸致多起来了，饮酒作画，是我晚年的乐趣之一。

为什么要把酒和画拉在一起？因为我偶尔画上几笔，都与饮酒有关，确切地说，我画画是由饮酒引发出来的。每次品尝佳酿，美滋滋地，便会产生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我已经泡在酒中，其乐无穷了。于是，我便画了一幅自画像：我的脑袋怡然自得地插在酒瓶上。
这幅画是画给诗友们取乐的，没有想到《华夏诗报》把它发表了。
后来，友人送来一瓶湘泉酒鬼，那酒瓶的形状和包装爱死人了，我舍不得喝，对着酒鬼的大肚子看了又看，又生出了幻想，从酒瓶上面长出一个头来，从酒瓶下面伸出了手和脚。我又画出了一幅酒鬼木斧自画像，想不到《湘泉之友》把它发表了。
为庆贺台湾《葡萄园诗刊》创刊35周年，我又画了一幅《诗在顶峰》，在《葡萄园诗刊》发表了。这一次我将诗形象化为一个方块玻璃酒瓶，我把它放到山峰顶上去了。
我画的这些都是戏笔，不成器的，想不到今年三月，我意外地收到了上海读者曹纪平的一封信，信上说，“从各种途径得知您不光是一个诗人，还能写写画画，特寄上空白信封一枚，我想烦请您为我在信封左边画上您的漫画像后再为我寄回，我留作珍贵的纪念，不知能否应允？”回信的信封上已经贴好了邮票，我能谢绝吗？还是写封回信说明我是逢场作戏，不便为人作画，请予原谅。按我的习惯先写信封、信封写好，尚有一块空白、于是手痒了，不由自主地用毛笔在上面画了一圈，糟了，笔太粗，改用细笔画上了眼耳口鼻，重写信封，赶快寄走。不久，曹纪平先生把这个信封复印了两份给我，附信说，“信封上您的画像画得非常有意思，是我所收集的名家自画像信封中最有特色的，我当好自珍藏。”真的吗？请了几位朋友看看议议，都说这是我画得最好的一张，什么“木刻式的中国画”，什么“粗细线条搭配得当”，我自己也昏昏然了。也许，好就好在随心所欲，不打草稿，不用照片，不用对镜，提笔就画，不用修改。这是模模糊糊的酒意所致，算是我画画的一点心得了吧。

（原载广州《读书人报》第40期。1988年8月18日收入文化部市场发展中心·中国百业论著编辑部2004年1月《获奖证书》）

学会使用生命
张大明致木斧
今日偶闲，想跟你谈闲天，请教一个问题。
近来，我在生命途程中似乎出现了危机。几年前，我瞥一眼橱窗，看一片风景，听行人几句路语，就浮想联翩，顿生感想;我读每一本书，都能与作者对话，灵魂在书中跑马，立即产生联想（管它深与浅），形成看法（不论对与不对）。可是，现在却脑子发木，心如古井，兴奋不起来。不兴奋，不激动，不说不能搞创作，就是从事理论研究也不行呀。
而你就不同了。你自离休以后，票京剧，唱丑角，全神贯注，津津有味。你寄给我的那十多张剧照(也是丑角脸谱)，一张比一张传神，我不时翻出来看看，总是忍俊不禁，获得一种艺术享受。与此同时，你的创作也没有丝毫减少，而且越来越有深度和力度。你是名副其实地焕发了第二个青春，你找准了你的位置，从而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你获得潇洒，你把人生这一本大书读透了，读活了。
我该咋办？我不甘心就此麻木下去，我希望激活思维，除正常的学术著作外，我还想写散文。请你为我指点迷津。
即颂
时安！
张大明
1996年11月23日北京
木斧致张大明
我掐头去尾一算，你快要跨入花甲之年了吧。跨过花甲，你便走到我们老年人的队伍中来了。每个人到了这个时刻，都会发出一阵感慨，你当然不会例外，你向我倾吐的思想，令我不翻资料就能比较准确地判断出你的年龄。
你刚从一个高峰走下来，够劳累的了，需要有一段恢复体力和精力的时间。我说的高峰，是指你主编的上下册专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这是你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成果，也是你登上文学事业上的一个高峰。一个人在事业上会有几个高峰呢？也许是一个，也许是几个。你登上了第一个高峰，但绝不是你最后的一个高峰，你的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你还很年轻，60岁对一位学者来说只是成熟的标帜而不是衰老的标帜，休息一段时间只是为了为攀登下一个高峰作好准备。
你说你退化了，脑子发木了。这是你的一种错觉。既然你进入老年期了，哪里还会产生青年时代的感触呢？我猜想你现在正处在进退两难、思绪万千的时期。如果你能敞开思想，裸露真情，就以“人到老年”为题，就会满怀激情写出一篇又一篇富有深刻内涵的散文，比你当年瞥一眼橱窗，看一片风景写出来的文字要精彩多了。
人到老年，第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第二要有一个好的心情，这两条都很重要，这后一条尤其重要。不知你以为如何？
我很苦恼，许多朋友不太理解我为什么离休之后跑去学演京戏，我至今自己也说不明白。1991年我离休后，到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京剧队报名当了一名演员，目的是想摆脱我长期伏案工作的状态，松一松筋骨，增加一些晚年的乐趣，没有想到一头栽下去，便着迷了，演完一出戏接着又演一出戏，没完没了，戏瘾愈来愈浓。好些朋友劝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位老友当着我的面一拳击在桌上，说，“想不到你还执迷不悟!”还有一位著名京剧演员厉慧森也写信劝我，“你是一位有影响的老诗人，弃诗习戏，太可惜。”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感谢。不过，我迷恋京戏你不仅不批评我，还赞赏我羡慕我，我简直受宠若惊了。我想借此机会倾诉我的衷情。
我迷恋京戏，当然与兴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的身体。我从来不喜欢运动，对单纯的散步、打太极拳、做健身操等等都不感兴趣，而且我固执地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一旦我的兴趣和运动挂上了钩，我便自觉地参加锻炼了。演唱京戏使我摆脱了长期的伏案工作，丢开了笔杆子，离开了书桌，我浑身都轻快了。唱京戏，本身就是一种气功，偌大年纪，说话嗓门还那么响亮，清脆，不正是唱京戏练出来的吗？演京戏，由于思想与精力的高度集中，一场戏演下来，已是汗水长淌，好像做了一场气功。我这几年不仅身体好多了，记忆力也增强了。京戏丑角唱腔不多，道白很多，而且多是零碎语言，难背，但必须背熟背烂，临场发挥才能脱口而出，这就是说，每天我就要在我的记忆的仓库中储藏一些资料，而不仅仅是输出，所以我的记忆力尚未减退，还有所增强。我的养生之道可以归纳为一个公式：兴趣+运动=京戏表演。
我是不是已经丢了笔杆子呢？我的回答是：丢了又没有丢。练唱的时候，排戏的时候，演出的时候，都丢开了笔杆子，除此之外我还有许多富裕的时间，可以说，我一天也没有丢开过笔杆子。至少我每天都要写日记；我经常写信，写读书心得；过去我只写诗，写小说，现在我已经变成全方位的作家了，写诗写小说比过去少了（一年只有诗十余首，短篇小说一、二篇）。大量的是写评论，写散文，写随笔，特别是日记体、书信体的随笔成了我这几年写作的一大特色。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上要量力而行，我撤销了我的两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不打算再写长篇了，这样我的时间仍然是充裕的，兴趣来了就写，兴趣去了就停，我的写作老是写写停停，断断续续，从不感到吃力。
什么是休息呢？按照鲁迅先生的方法，除了睡眠以外，变换品种就是休息。写作写累了，思路堵塞了，便站起来走台步哼京戏，哼得不耐烦了，便去刻几笔图章，或者画几片墨竹，回过头来，又开始写作了，这便是休息。
进入老年，切不可过分劳累，不可伏案不起，更不可废寝忘食地写作，一定要换个门类休息。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老了，我丢掉笔杆子并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我的方法，一种特殊休息的方法，目的是要继续使用笔杆子。
你也许会说：你丢了笔杆子可以去演京戏，我丢了笔杆子去干什么呢？我倒有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你到饭馆的厨房去，或者干脆去读烹饪学习班，学一门烹饪的本领。我在你家吃过多少次饭，每次都是你亲自下厨，做出来的菜肴味道好极了，你有这个兴趣，又有这种基础，你去研究烹饪技术一定大有可为，也可以由烹饪而大写文章，何乐而不为之呢？
问好!
1996年12月1日木斧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作家通讯》1997年秋季号）

笔名趣事
元旦有暇，翻读徐乃祥、钦鸿编辑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愈读兴味愈浓。
他们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整理出这样一部自1917年至1949年10月这段时期内的六千余名作家的三万余个笔名的辞书，蔚为壮观。这是我看到的资料最完整的作家笔名辞书，但不能说没有遗漏。作家取笔名，涉及到包罗万象的知识，每一个笔名的来源都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我的肚子里也装了不少，至今还没有倾泻出来。不信，我讲几个给你听听。
看过京戏《四郎坐宫》剧中人杨延辉有两句唱词：“我被擒改名姓方脱此难，将杨字辟木易，匹配良缘”，原来杨延辉到了北国改名木易，木易这两个字怎么来的？就是把杨字一分为二来的。这便是中国作家取笔名的方法之一。我的笔名木斧，便是从杨字的偏旁里取出来的。诗人杨本泉也是用的这种方法，用杨字的偏旁，取笔名为木人。木人者，简化了的杨本泉这个人也。看来直露了一点，于是再用谐音的方法，最后定名为穆仁。他取笔名的时候尚未出现歌剧《白毛女》这个剧本，后来才知道，只差一个字他就变成穆仁智这个狗腿子了。
这样的笔名很多。例如作家老舍，原名舒庆春，后来取了个笔名舍予，舍和予加在一起便是舒字，又取舒字的偏旁为舍，便成了老舍。又如诗人公木，原名张永年，曾用名张松如，把松字拆开，便成了他的笔名公木。
这里有个笑话。公木出了一本文学评论集，书名《诗论》，责任编辑署名杨莆，公木收到这本书后很受感动，专门写信给我，请我代他向杨莆同志致意。原来他不知道杨莆就是木斧，我也不便明言，只好给他回信，请公木同志代我向张松如同志致意，他便会意了。
作家取姓氏的偏旁为笔名井不是唯一的方法，作家沙汀姓杨，原名杨朝熙，却与木易无关，管他杨延辉是不是叛徒都与他无关。沙汀这两个字，沙字是常见字，汀字不常见，在书刊上很少见到。有一次，沙汀写了一篇悼念茅盾的文章寄给了一个出版社，处理稿件的编辑是个生手，又不熟悉现代文学，不认识汀字，旁边三点水又不够清晰，便想当然地把名字写成了沙丁。文章印出后沙汀哭笑不得地说：“怎么弄得我滴水不沾了？”
诗人林彦《笔名录》上记载：“林彦，笔名林燕。”不对，林彦、林燕都是笔名，本人并不姓林，就像丁芒并不姓丁，夏衍并不姓夏，白航并不姓白一样，林彦并不姓林。林彦姓什么，他不说，任何人也查不出来。解放以后，林彦的笔名变为本名了，人人都称他为林彦，只有诗人白峡不称他为林彦，称他为林产，连林彦本人也闹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多次写信提醒白峡，不要忘了产字下面要加三飘，可是白峡硬是不改，写信仍称他为林产。原来白峡从未认真查过简化字表，自认为彦字的简化字应为产字，仍然将林彦写为林产。林彦只好晦气地说：“白峡每回写信都把我淋(林)惨(产)了啊!”
（原载《四川税务报》1998年1月21日）
青烧鳝鱼
成都人好吃，菜肴时有变化，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目前流行的莫过于烧烤了。朋友们聚会，十个就有十个主张去吃烧烤，于是互相打听哪里的烧烤最好吃？我说，我走了好几家，觉得都不怎么样。只有一家，味道好极了!今天回想起来，嘴巴里面还在冒清口水。这样的美味佳肴，诸位吃过吗？那是1960年夏天，我下放到新津县花桥公社五大队当了一名社员。那时候我还年轻，在农村称得上是个全劳力了，无论抛粮下种使牛打耙栽秧挞谷都难不倒我，只可惜每月仅供应15斤粮食，怎么也填不满肚腹。有一天我在推鸡公车送粮的公路上，忽然看见一条鲜活的鳝鱼从天而降（是一辆货车飞驰而过，从车上水桶里跃出来的），我喜出望外，连忙扑了过去，一把捉住揣进怀里，且喜无人发觉。那时实行食堂制，各家各户都断了炊，只有毛猪公有公养饲养员王大妈那里每天要生火煮一次猪饲料，我便按时乘机潜入。我把鳝鱼裹了一层盐，用青菜叶包上;包不扎实，又用堰塘泥巴严严实实地糊了一圈，然后悄悄丢人灶内，用灰盖好。我当时这样做，一是怕把鳝鱼烧焦了，一是怕把鳝鱼的味道烧出来，传出去，会找我的麻烦。哪知不到十分钟，香味便出来了，满灶屋都充满了香味。王大妈推门进来：“好香呀!是哪家弄好吃的呀？”我赶忙掏出鳝鱼，剥开，分了一半给王大妈，说：“快吃，快吃，莫说，莫说。”王大妈尝了一口，说：“好鲜呵!孩子，你都吃了吧。”然后走出去，并掩好了门。
我开始细细地品尝起来。我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这香喷喷的鳝鱼，闻了又闻，然后咬一丝，用舌尖慢慢舔吮，那味道真鲜，肉鲜，骨头更鲜，嚼下去，浑身的血脉都通畅了，上下的筋骨都酥松了。我就是这样一丝丝地让它在口腔内旋转，再咽下喉去，我吃了十分钟。
对好吃的朋友，我并没有讲述过这段经历，我只介绍了青烧鳝鱼的制作方法：不洗不剖，将每条鲜活的鳝鱼分别蘸盐包上青菜叶，用丝线缠好，再抹上一层稀泥，放人微波炉烤10分钟，取出装盘，适当撒些佐料即成。
“太好了!”一桌人都喧闹起来，“这当然是天下最好吃的烧烤啰!”
（原载《华西都市报》1997年10月29日）

京城的麻婆豆腐
1990年秋天，北京秋高气爽，我在北京改稿改得很有兴味，唯一的遗憾是吃不上成都的麻婆豆腐。
我找到北京著名的影视评论家刘杨体、要他引我去找川菜舘，他说：“我是搞影视评论的，不是搞饮食评论的，你找错人了。”我说：“没有错，你是成都人，不找你找谁？”他只好带我到处逛街。
在东单找到一家餐店，招牌是“川扬味”，何谓“川扬味”？答曰：“中国最好吃的菜出在扬州和四川，故名‘川扬味’。”我试着问：“有没有麻婆豆腐？”答曰：“是不是有辣味的？有。”我的心便悬起来了。一会儿，端出来了一盆砂锅，装的是未切块的豆腐，豆腐上面撒了一层红辣椒细粒。这究竟是四川味还是扬州味？我说：“你见过麻婆豆腐没有？这个菜我给你取个菜名，叫作辣味砂锅豆腐，你不要麻广广了！”于是我与刘扫兴而归。
第二天，《人民文学》周明（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来访，“什么？偌大的北京城找不到麻婆豆腐？”他笑了：“我带你去吃一次真正的成都麻婆豆腐吧！”我跟他到了金鱼胡同，进了和平宾馆中餐厅，很快，麻婆豆腐端出来了，麻辣适度，色泽之美，味道之鲜，简直令人叫绝，馅子是用牛肉颗粒酥出来的，清油是金黄色的高档清油，郫县豆瓣，芽菜都是正宗货。这才是真正地道的成都麻婆豆腐。
结账时麻烦来了。这里是供外宾进餐的，中国人可以在这里进餐，但一律只收外币，我们两个没有外币的中国人都傻眼了，幸好总经理出面调停，请中国作家协会的周明先生开具证明，证明此次进餐付出的是人民币，才能入账。真想不到，一盘麻婆豆腐在北京如此难求，差点让我们吃不完兜着走呢！
（原载《名小吃大观园》）毛豆角
每年夏日炎炎的时候，毛豆角就上市了。
成都人爱吃青，特别是刚成熟的鲜嫩的青色的黄豆。
川西坝子盛产黄豆，种植黄豆不占耕地面积，操作简单，是种植水稻的副产物，每年插秧后，就在四周的田埂上打窝丢豆，等到收割水稻的时候，田埂上的黄豆也成熟了，只消大把大把连根扯回去，剥开豆角（荚），便可以尝青。
每年黄豆上市的时候，我的耳旁便响起了老成都穿街走巷的叫卖声：“买毛豆角啊，买五香煮过的毛豆角啊！”
卖毛豆角的，都是些从郊区来的农村妇女，手上挽着一个竹篮，在一条湿毛巾下面，装着一篮子盐水煮过的毛豆角，毛豆角表皮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但煮熟了，就看不见了，生硬的豆角变得柔软多汁了，吃毛豆角不必用手去剥，只消将毛豆角含入嘴里，轻轻一吮，丢掉脱落的豆角皮，青豆便落入口中了，细细地嚼，这青豆带有一种淡淡的清香的盐味。
妙就妙在这种香味是一种特殊的淡淡的清香。不知用的什么香料。少年的我，曾经痴痴地问过卖豆角的婶婶，嬢嬢，他们总是笑而不答，有一次在我的穷追下，说：“这有盐有味的毛豆角，当然用的是城里面人吃不到，乡下才有的香料嘛！”
难道是三奈？八角？丁香？不对，用了三奈八角这些香料，反而败坏了清香味，而且，这些香料都很贵，而毛豆角的价格却特别低廉。我尝了又尝，吃了豆米，又将豆壳丢进嘴里咀嚼，呀！我才发现，原来是这毛豆角自身的香味呀！
今天我又煮了一锅五香盐煮的毛豆角，一边品尝，一边著文。于是，我心中又响起了那清脆的声音：
“毛豆角啊，五香盐煮的毛豆角啊！”
（原载美食家）

木斧（戏装自画集）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真 实 情 节 /

真实情节
抗日战争前后的西北中学
1945年，我是成都市唯一的回族中学——西北中学的学生。
194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是大快人心的一年，是沸腾的一年。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六十周年，勾起了我在西北中学读书的回忆。
西北中学的前身是北京西北公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伐军参谋长白崇禧(健生)亲自建立了这所回族学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北公学的同学们纷纷离校，加入了抗日的军队，一年后，由当时的行政院拨款，将北京西北公学分别迁入了兰州和成都，定名为西北中学。兰州的西北中学我不了解，听说至今仍然存在。我只记得成都的西北中学校址就在成都市皇城坝(当时是成都市回民聚居的中心，现在是成都著名的天府广场)。不久，战争越来越激烈，学校迁到了离城十五公里的农村土桥，在一座古庙西来院生存。这里的空气是清新的，土地是湿润的，展现出一派田园风光，正如我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马德俊在《致木斧》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我们共同听过
西来院的哨声
双水碾的水声
几百双震动原野的足步声
真主赐予我们生
应生得坚强
生得勇敢
像一条回回汉子
我们不会后悔
不会颓废、倒下
我们是有信仰的人

是的，我们都是回回汉子，无论是从北京来的校长金鼎铭，成都的回回学者、教导主任韩怡民，以及我们许多回回学生，都团结成一个人一样，虽然这里风光旖旎，听不见敌机的轰炸声，看不见日军的暴行，可是我们接触的都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带来的斑斑伤痕，人人都在做着抗日的宣传工作。1945年，我把抗日战争后方家属的苦难写成了一篇小说《洗衣服》，控诉了日军的罪行。这篇小说虽然写在作文本上，五十年后却又失而复现了。后来补发在《回族文学》1994年第3、4期合刊上，收入了我的小说集《汪瞎子改行》中。
抗战胜利后，成都西北中学从西来院农村迁回了成都市人民西路。
成都市西北中学在抗日战争的旗帜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的西北中学已经成为成都市的重点中学。由我作词、陈川作曲的《西北中学校歌》仍然歌声嘹亮。
抗日战争培育了整个青年一代，回族学生也不例外，当年西北中学的回族学生马骓骃、喇进修和我都在1948年白色恐怖中毅然参加了革命，解放后都担任过四川省、成都市一些部门的重要职务。
1945年，是我们难忘的一年。
（载《陕西穆斯林》2005年第2期）

木斧（杨令公）

曲曲弯弯的故事
生活在小说的素材中
1941年以后，我家从康定迁到成都，在西御街马静娴老太太那里租了几间房子居住。
我那时正从少年过渡到青年，记忆力特强，一切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都记得起来，随手拈来，都是写小说的素材。
我们几家人共有的巷道隔壁是成都有名的中央电影院，地点就是现在的新声剧场。那时的电影院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备，就在电影院内两边高墙上开了一排小窗户，我们这一群小娃娃想去看电影又买不起门票，一位篾匠师傅同情我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竹梯，搭在小巷的墙边上，到了晚上，偷偷地爬上窗户，便可看电影，于是每天晚上娃娃们便分别轮流上梯子去一饱眼福，等待看电影就留在梯子下面值勤，不准任何人走过来干扰，偶尔有大人经过这里，吓得惊呼，“快点下来，谨防跌死人呀!”到了第二晚上，我们仍然要爬上梯子去表演这些惊险动作，我们的运气都好，从来没有人摔跌过。
我家对门，挂着一个木牌，上书“专治花柳，专割包皮”几个字，那便是彭铁珊医师的住房兼诊所。彭铁珊小个子，秃头，穿西装，整日忙进忙出，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话。彭医师医的花柳包皮是个什么病，不知道，很想知道，见不到彭医师，只好去问我妈，我妈说“怪病”，就不准我们再问了，好几次我们想尾随彭医师进门去看个究竟。很快就被彭太太赶出来。彭太太和彭医生相反，最爱说话，满嘴怪话，只要彭医师一出门，彭太太走进巷道，怪话就来了。彭太太年轻，只有二十来岁，胸部、臀部特别发达。有一天，我听见她对我妈说：“你信不信，我只消出门走一圈，五分钟能勾引一个男人跟我进来？”我妈连声说：“我信我信，彭太太，快莫说了，我的娃儿这么大了，你讲话也不晓得避一避？”
小巷门口的过道，是个专做篾箱的小铺，我们晚上看电影的竹梯就是这里的老师傅免费给我们制作的。这里的师傅，师娘和徒弟全部来自农村，他们到这里开铺子做篾箱生意并不交房租，原来马老太太对入宽厚，让他们搬进来做篾箱，同时又能替马家看守大门，双方都很满意。他们是穷苦的劳动人民，成天都在砍竹子。划篾条、做篾箱，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最可怜的是十多岁的小徒弟，除了做活以外还要做饭、倒马桶，累死累活到晚上，关了铺板以后，师傅还要喊他过去，总要挑他一天干活中的几个漏洞，总要打他二十个竹板才能收场。还有两条规定：第一、要他自己趴在长板凳上；第二、要他自己报数，否则打了不作数，还得重打。每打一个痛得要命还得报数，院子里的人都很同情他，于同情中听出了他喊的有规律的优美的节奏：“哎哟一、哎哟二、哎哟三……”后来的声音和节奏又有变化，“哎唷哎唷哎哎哎唷十八、哎唷哎唷哎唷十九，哎哎唷唷哎哎唷唷哎哎唷二十!”声音到此为止，那时都买不起收音机，夜深人静，每天听一次过道里传来徒弟挨屁股的声音成为我们唯一的音乐享受。
马老太太是我们大院里唯一有私车的阔人，不是小汽车，是黄包车，每当马老太太坐在黄包车上踩响脚铃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要肃然起敬，这铃声也给我们带来了一阵高级的音乐享受。
后来我们家搬走了，哪一年搬走的怎么也记不清楚，只记得马太太添了一个孙子，小名“砣砣”，乖得很，人见人爱。搬家的时候，我躲起来和砣砣在一起捉迷藏，这时候我什么都舍得，就是舍不得和砣砣分开，把我拉上车的时候，我的眼圈都红了，我们真是难舍难分哩!
新中国成立后，我调离成都远走他乡了，对于马家一家人的命运，我几乎一无所知。听说马老太太的儿子中年夭折，新中国成立前就逝世了，解放后马老太太被划为地主，被扫地出门，“砣砣”不知去向。四十年后，一位老街坊（就是小时候同我一起爬竹梯看电影的娃娃）碰见我，说：“你还记得砣砣吗？他打了一辈子滥仗，如今成了川西坝子一个县剧团的名鼓师了。”到底砣砣叫啥名字，现在在哪里，他说过我又忘记了。
有眼不识泰山
1994年6月14日下午，绵绵细雨中，成都建工俱乐都正在演出大幕传统京戏《宋士杰》。
我一赶三在剧中扮演了刘二混、站堂人、刘题三个角色。在站堂人下场之后，来不及改装误了场，刘题升堂一场临时删除了，只剩下最后一场戏——刘题罢官了，我坐在后台正在生闷气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招呼。
“你好，请问你就是木斧先生吗？”
我“嗯嗯”地应了几声，我未卸装，未戴眼镜，看不清来者。“请问你是……”
“我姓李，叫李文华。”
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是相声演员吗，不！那个相声演员是男的，她是女的。
“你不认识我，请听我说下去，你不是写过一篇《生活在小说素材中》的文章吗？你不是写到了有一个马老太太马静娴吗？你还提到马老太太有个孙子小名砣砣吗？”
唔，唔，奇迹出现了，马家的后代出现，我喜滋滋地听着，“那么你是？——”
“我就是砣砣——大砣砣的弟弟的爱人。”我的脑筋转不过弯来，我说：“我只认识一个砣砣。”
“对，你只认识大砣砣。后来你家搬走了，太太又添了第二个孙儿。小名二砣砣……”
有点眉目了。接着又是一个急转弯。“不过，你怎么说大砣砣在一个县川剧团打鼓呢？他是个鼓师，而且是个名鼓师，不是在什么县剧团，而是京戏鼓师，现在在攀枝花市京剧团工作，是成都市京剧团正式毕业的鼓师。”
说话的声音清脆、和蔼，并无责备的意思。我却着急了。我忽然记起我那篇文章中还有这样的话，“他打了一辈子滥仗”，这叫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怕她再说下去，须知我正在候场，害怕再次误场。我再不走就要兜着走了。我支支吾吾站起来，指指舞台，调头要走！
“没什么，随便聊聊而已。”李文华可能知道我要上场了，也可能是在打消我的顾虑，便主动结束了谈话：“我们是前几年从新疆调回成都的。打听到你的消息很高兴，马浩（就是二砣砣）出差去了，我先来看望你，今后我们会再见面的。”
我若有所悟。忽然冒出了一句话：“看来，你对京剧也有点兴味吧？是吗？”
她尴尬地应了一声，不清楚回答是还是不是。后台正在催我。我便三脚两步向马门奔去。
演完戏，卸了装，我已于忙乱中忘记了这位女士自报的名姓，忙在同行中打听。
什么？刚才找你的，李文华呀！你怎么不认识大名鼎鼎的李文华？这位成都京剧票界挂头牌的名角？你怎么不认识？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还好意思问别人爱不爱好京剧！真是幼稚可笑！
不久，成都市老干部京剧团在新生剧场演出大幕传统京戏《秦香莲》，我赶到后台拜访。这一次我是便装，她是戏装，我虽然戴上了眼镜，她尚未卸装，所以我见到的只能是戏中的秦香莲，虽说两次见面都是模模糊糊的印象，我总算是有眼认识泰山真面目了。
补上历史的空白
岁月，在曲曲弯弯的流水中徜徉，在新世纪的面前打了一个圈，又从一百年前的世界中奔流而来。
1913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这一年的12月25日，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运动”，出兵四川，与袁军展开激战，各地军政人士纷纷响应。这是一个壮烈的时代，在革命战争中，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
在四川，当年有一位军校毕业的，在辛亥革命后加入中国国民党，立志追随孙中山推翻帝制的尉官，断然响应蔡锷号召，随川军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带领一连士兵在青神、峨眉、康定一带同袁军作战，连连得胜，战功累累，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在北伐战争结束后，接受改编，受命西行，驻守川康边镇康定。
这便是川康边防军第一师步二旅的旅长马叔帆，回族，同时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带兵如神，缓急均能成事，他爱百姓，为当地群众排忧解难，在川康一带人民特别是回族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保护神。
1932年2月，康定一个连士兵哗变，马叔帆因公殉职，享年53岁，当年二十四军给他修建了公墓，报经国民党中央批准，追认马叔帆为陆军中将。
马叔帆将军是回族人民的骄傲，尽管解放后再没有提说“马旅长”了，马叔帆中将公墓已经荒芜无存了，然而在回族人民的心中并设有消逝，一直有人还在关注马家一家人的命运。
1992年10月，《成都晚报》约稿，规定过去曾经在成都居住过的作家应该交上一篇《蓉城小居》，我便遵嘱照办，写出了一篇随笔《生活在小说的素材中》，在写作过程中，神使鬼差地，马静娴和砣砣的形象便在我的笔下出现了，伴随着一声叹息。
谁知，一篇随笔引来了一连串的故事，并且粉碎了我的悲观论调，于是，又一个新的人物出现了。
1993年11月，当成都市武侯区政府决定重建马叔帆中将公墓时，遇到许多困难，原先的墓碑已被风化，字迹不清，加上资料匮乏需要文管部门收集有关资料，怎么办？这时候，作为马家的后代——马浩义不容辞，主动站出来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马浩是谁呀，我前面不是说了，他就是李文华的丈夫，大砣砣的弟弟，二砣砣呀，他是从新疆调回成都的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大学毕业，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检察员，现任成都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其时，他不幸碰上了一场车祸，差一点丧生，在治疗中，他带病先后走了内江，康定，古蔺许多地方，访问过许多稀世老人，并且搜集到一些文物，经过整理成文，交给了武侯区政府。
1995年6月20日，作为成都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马叔帆中将公墓正式开放，川康回回无不欢欣鼓舞。据我所知，这是国内较大的一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具有特色的回民之墓。
中国人喜爱大团圆的故事，我这篇拖拖拉拉的文字拉到今天，想不到终于有了大团圆的结局。
(原载《朔方》月刊2015年第1期)

木 / 斧 / 散 / 文 / 选
/ 附录 /

附录

亲切·平和·至善
——读木斧先生散文《我的花婆婆》
余启瑜
有幸结识木斧先生并与之交往好些年了，读过他的诗、看过他演戏、听过他的爽朗笑声，也目睹过他的愤怒，而唯独对他谈论诗歌、诗人以外的散文见得不多(抑或是我的孤陋)。年初，着手编辑《四川散文》春季卷时，突然发现木斧先生的手稿《我的花婆婆》(见2012年《四川散文》春季卷)，一阵欣喜掠过，便一字一句读下去，就像和他一起坐在“绿荫茶苑”浓密的树荫下，一边喝着茶，一边听他给我讲述，亲切而随意。
《我的花婆婆》是木斧先生笔下的一只猫。因为毛色黄白交替，就被家人称作“小花”，十年之后，按猫龄计算，木斧先生便向小孙女提出应该改叫“花婆婆”了。
文中说：“最初，小花食奶，后来改食肉食品。鸡鹅鸭鱼皆不中，只食用牛肉兔肉而且必须剔骨，将纯肉剁为颗粒方肯食用，至于猫粮，这只是备用，一般情况下是不食的。这种娇生惯养的方法，很快把她培养成闺阁小姐了。”读到这里，忍不住笑起来一一真有意思，木斧先生养的猫，竟然也是回族（木斧先生是回族）口味哩!
花婆婆“爱清洁，除了食睡之外的时间，她整天都在清洗自己的皮毛，不停地抿舔全身乃至四脚的脚脯，舔得白生生的红嘟嘟的，抱在手中怀中，也不会脏手脏衣。”
小花不仅“勤于为自己梳洗，也勤于为自己钳爪。开始是在沙发上钳。说了她几次。她便听懂了，改为在纸箱上钳爪了。”因此，“她的光洁的一身，她的灵敏，深得一家人的疼爱。”
而且，由于：“在家中养尊处优习惯了，她从不出门，外面即使有公猫召唤，她一律不予理睬。我们的几间小屋便成为她的世界，于是她便成为我们的老闺女了。”
在木斧先生笔下，一个如此漂亮、可人、高贵，而又深深依恋着家人的小花猫，就活生生地来到你面前了。不要说是木斧先生及其家人喜欢，即便是外人见了，也是会人见人爱的。难怪木斧先生时常要用自己的“热鼻子去亲她的冷鼻子”，而且“渐渐成了习惯”，只要我抱着她，说：“‘对个冷鼻子。’她便主动地把鼻子伸过来表示友好，远远望去，好像这个小动物正在和我亲嘴哩！”真是好一幅平和、至善的人与动物亲切共处的图画啊！
如果文章至此结束，已足使读者捕捉到一只乖乖猫的形象、习性，以及她与木斧先生的生活片段。然而，那不过就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与小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小故事而已。但是，“花婆婆”的闺阁生活和后来的命运，却因为木斧先生的一次短暂外出而发生了颠覆性的重大转折。
“因住在海口的女儿请我们全家去海南过冬，临走，和一位邻居大姐商定，将花婆婆暂时寄养在她家自行车车棚内，请按月购买猫粮饲养。”
木斧先生满以为这样的安排既能让他安心出门，也使花婆婆的一日三餐有了基本保证，虽然口味马虎了点，但总不至于挨饿。于是便抱着花婆婆开门下楼，殊不知从未出过家门的花婆婆竟“吓得要命，两只利爪紧紧钳住我的肩头不放，好不容易才从我身上把她抓下来，给她项上拴上了钢丝绳之后，不知从哪里来的冲劲，她猛烈地向空中蹿跳，发出凄厉的叫声，惨不忍睹，我们便生离死别般再见了”。
海口之行，于木斧先生而言，不过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但是，对于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花婆婆来说，就非同小可了。她并不懂得这只是暂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安排，所以，在被抱着离开家的时候，她被门外的陌生世界惊呆了。她根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只是本能地感到，疼爱她的主人是她唯一的、安全的依靠，因此，她用四只利爪死死抓住主人的肩头不放，甚至“发出凄厉的叫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终于使花婆婆明白：是疼爱她的主人“不要她了”；把她“丢弃”了！不是给她一个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自由，而是在“项上拴上了钢丝绳”，让她求生不得，欲死不成！在人的世界里。但凡遇到悲剧性的、猝不及防的重大事故，都免不了要用“五雷轰顶”之类的词来形容，我想，此时花婆婆的感受，也绝不会低于“五雷轰顶”。瞬间工夫，她已从一个养尊处优的贵族，沦为一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阶下囚”。
遭遇了生活与情感双重打击的花婆婆，从此悲痛欲绝、柔肠寸断、花容失色、不思茶饭。然而，尽管如此，从花婆婆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与风骨，却鲜明地展示了她与她的同类最大的差别在于：她不是一只任人摆布、逆来顺受的猫，她虽然无法挣脱套在脖子上的枷锁，但却可以用不屈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甚至绝食来向她的主人表示抗议！她“白天躲在阴暗的猫窠里不动，晚上出来喝几口水，又回到窠里去了。日复一日，花婆婆已经瘦骨嶙峋，动弹不得了”。
一边是花婆婆以生命为代价的旷日持久的绝食斗争，一边是木斧先生远在海口心怀愧疚、牵肠挂肚的思念。他“不时打听花婆婆的下落，得到的回答是：绝食——绝食——绝食。每天都在绝食”。一个人与一只猫之间，竟然也是这般纠结，怎一个情字了得！读到这里，不免要想，假如，花婆婆不幸在绝食中命丧黄泉，这世间的人猫情中，岂不又多了一曲悲歌吗？
然而，奇迹却峰回路转般地发生了：待到来年春暖花开，木斧先生回到成都时，竟然听邻居大姐说：“花婆婆快要死了，又出人意料地活过来了。”这个消息自然使木斧先生大喜过望，他慢慢走向车棚“低声喊了一声‘花婆婆’”，她居然认出了主人，而且“喵”了一声，想必，那应该是一言难尽的哀叹吧!木斧先生把她项上的钢丝绳子解开，以为她会跟着他回家，哪知她转身便逃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就是花婆婆的独特之处，如果花婆婆乖乖地跟着主人回家，那就不是花婆婆了。
分别数月后的相见，花婆婆没有以“对个冷鼻子”与主人重回昔日的亲善，而是用转身离去回敬了主人对她的“抛弃”。几个月来的囚禁生活，已使她淡忘了温室里的舒适，以及牛肉和兔肉的滋味，没有了情感交流、失去了百般宠爱的花婆婆对自己的命运和生活作出了重新选择：“她已经四海为家，院坝里所有的自行车车棚都是她栖息的地方。”她已经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宽广”，“她的生活多么自由多么舒畅”，有爱情、有丈夫、有孩子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后来，花婆婆失去了丈夫和孩子，木斧先生和夫人也相继步入耄耋之年，孙女到国外读书去了，孤独的花婆婆又开始和老主人一起相依为命，但“仍然在自行车棚内她独立的家中”。木斧先生老俩口每天两次下楼去为花婆婆送食，而且守候着，等花婆婆吃完才离开。此时，她的口味已不像以前那样娇贵了，完全是吃方便、营养的猫粮。甚至，花婆婆居然能体谅到两个老人的艰难，不再要两个老人下楼为她送食，只需老人将猫粮和水放在二楼家门前，自己会按时上楼来吃。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两个老人和一只老猫，演绎着一个看似平淡，却是情意绵绵的故事。
木斧先生是我国诗歌界享有盛名的诗人，他历来主张诗歌的“真情”和“凝练”。他说：“真情，是诗的灵魂。没有真，便没有善，没有美了。”“不要去给诗佩带各种装饰品，不要去给诗增添绚丽的花环，不要为写诗去寻找奇句妙语。一旦虚伪入诗，它就会变为臃肿不堪肥胖的魔鬼了。谁愿意去接近它呢？”因此，木斧先生的诗歌、诗评、散文、字、画等文艺作品，都始终坚守着这个原则。难怪曾卓说，木斧先生的作品和感悟总是“带着木斧自己的体温”。《我的花婆婆》亦是如此，文章不仅从头至尾都倾注着他的一腔真情和大慈大善，而且语言凝练、行文流畅、紧扣主题，在平实的叙述中渗透着无边的人性和关爱，折射出现实中的若干社会现象，耐人寻味，为平常的生活赋予了独特的温度和一抹亮色。
（本文为首届“四川散文奖”获奖作品）

木斧著作一览
诗集
木斧诗选(1947—1984)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版/1992年1月版
我用那潸潸的笔(1985—1992)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4月版
车到低谷(1993—2002)
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瞳仁与光线(2002—2006)
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6月版
点燃艾青的火把(2007—2011)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4月版
醉心的微笑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美的旋律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乡思乡情乡恋
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4月版
缀满鲜花的诗篇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1月版
燃烧的胸襟
玉垒诗丛第三辑
诗家第五卷·木斧诗品三十五首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10月版
书信集
银河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11月版
一百五十个诗人的画像
香港新天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给200位诗人画像
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版
评论集
诗的求索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文苑絮语
陕西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
揭开诗的面纱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诗的桥墩
重庆诗缘社1998年2月版
诗路跋涉
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版
小说集
汪瞎子改行(中短篇小说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十个女人的命运(长篇系列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十个女人的命运《回族典藏丛书》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版
童话集
故国历险记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6月版
杂文集
木斧短文选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
漫画集
木斧戏装自画集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百丑图(木斧戏、诗、文集)
国际港澳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合作集
路和碑（诗文集）
蜜蜂丛刊社1949年9月版
伞（现代诗情操诗选·木斧选编）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4月版
当代抒情短诗千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
散文集
《木斧散文选》
团结出版社202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