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6年，张寅通过关系人何悦湖与中共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周丕振接触交往，对未来有一定憧憬。1949年政局激荡，张寅身在上海，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手上没有什么血债，关于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除战争罪犯外一律不逮捕的新政府第一份布告，也给了他一颗定心丸。所以他在去留问题上拒不接受亲朋好友去台湾的苦劝，将“金利源”驶离上海，回到金清港。他说：“还是留下来再做点实事吧，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是没有希望的！”1949年6月，中共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岭县城。众土豪劣绅四处逃逸的同时，张寅却从乡下赶赴县城，宰猪担酒热忱犒军，共筹措军粮4万斤、草料10万斤，还将家中用来防盗的枪支弹药全部上缴，以明心迹，受到首任县长丁世祥的接见和赞赏。他似乎感受到崭新的生活正向他招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6月5日，根据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温岭县委。7月的一天早上，新上任的县长指示新河区区长李某带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到张家大院，李某与张寅在客厅交谈约一小时后，李某突然邀请张寅一起去新河区里“续谈”，全然不知的张寅欣然前往。张寅未曾想此一走是他对家的最后诀别。

　　张寅被逮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石激起千层浪。最初是当地的六七十位老人焚香膜拜，到县里请愿释放张寅；继之，中共浙南游击纵队周丕振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十分吃惊，特地委遣当地老师叶黄平给张县长一信，介绍张寅为地方为社会所做的一切，要求释放张寅先生，张县长未予理睬；再后来，宁波组织“保张团”两次到温岭县里请愿释放张寅；同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受宁波同乡会之托，以上海市政府的名义向浙江提出要提张寅到上海；浙江省省长谭震林电令温岭县长将张寅移送杭州；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闻讯后，也为此事而震惊……

　　然而所有这一切拯救张寅的努力都是枉然。

　　1950年1月10日上午，“专案工作队”在温岭县城关西门外召开全县万人公判大会，以五条“罪状”：杀害共产党人梁耀南、李先导、李哲甫、梁甘泉、梁纯富等11人；通匪养匪；霸占土地；侵吞公债；漏米出海。最重的“罪行”当然是“杀害11名中共党员”了（其中2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温岭县委书记梁耀南和李先导，1人是中共温岭县委宣传部长李哲甫），判处张寅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张寅只得仰天长呼：“天晓得！天晓得啊……”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喊冤叫屈声到此戛然而止。

　　此后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人只求自保，张案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后据查证，“通匪养匪”是国民党军队曾通过张寅等地方士绅出面招安浙东沿海一带几股海匪改编为护航总队，让他们以收过路费的合法形式，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几名中共党员是因病故家中和被捕死于国民党陆军监狱或死于土匪抢劫，还有1人一直活到1987年，是有确凿史料记载的。其中，梁耀南原患有胃溃疡，因积劳成疾，1941年下半年，病情加重，经常吐血不止，1941年12月26日在家中病逝 （见《温岭县志》第869页）。李先导1942年病死家中（见《温岭县志》第870页）。梁甘泉，中共党员，1935年在杭州陆军监狱病死，（见 《温岭县志》第898页）梁纯富中共党员，1935年在杭州陆军监狱病死（见《温岭县志》第898页）。李哲甫在1939年遭土匪抢劫死亡 （见 “中共温岭地方史”），梁耀东一直活到1987年。其他5人，梁开义1940年病死家中；陈宝山下海为匪，1945年病死家中；李敏轩在1939年逃亡途中病死；而颜希园、陈元旺纯属子虚乌有，在1987年经温岭县法院查证确认“查无此人”。《温岭县志》记载了本地和外籍的数百位革命烈士，但都没有这5人的名字，至此真相已然大白。

　　……

　　我们只能说，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中，张寅先生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