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算是一个亲历者，农村改革时我在金华当地委书记，城市改革时我在杭州当市委书记。对我的评价，是功是过，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如今我已经不管事，我只能说问心无愧。
    对于过去的30年改革开放，我认为应当作评估。我的评价是，最成功的是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划清了与过去封建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的界限，中国共产党由此起死回生，中国人民从温饱走向小康，可以说30年来一切的成就都起源于这个理论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突破的。
    我个人在土地改革以后几十年中，始终同农村改革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对毛主席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我从来深信不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本来的信念动摇了：农民农村农业，这是毛主席的看家本领，打败蒋介石主要靠的就是这个，但为什么解放后我们全党抓农业30年，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还是全面短缺？为什么农民终年劳动而不得温饱？
    1981年，当时的农业部长林乎加同志要到安徽考察农村改革，浙江省委决定由我随同考察。
    那次我们重点考察凤阳县，也到了“大包干”发源地小岗村。在那里听到的和看到的东西，对我启发很大。那个长期穷得要命、年年外出讨饭的小岗村，包产到户一年就翻了身。凤阳花鼓有句词：“自从出了朱皇帝（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大包干”一年就解决了。
    考察安徽后，我们又陪同林乎加同志在嘉兴、宁波、金华和杭州考察。经过这次考察，我认为，包产到户、“大包干”是农村改革的必然的选择。
    也就在这时，一个机遇从天而降。当时我担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8月初，中共浙江省委两位主要领导铁瑛和李丰平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愿不愿意到金华去当地委书记？
    当时我一下子回答不出来，这年我57岁，老慢支肺气肿，让我离开安定的家庭去当快乐的单身汉，而且我长期当助手，现在让我独当一面，我有点顾虑。
    但我转念一想，地委书记是一个有相当实践权的岗位，说不定有机会把我原来对农村改革的种种思考付诸实践，原来都是纸上谈兵，现在有机会真刀实枪，所以第二天我就上报省委：我愿意去试试。
    8月26日我动身到金华，车到兰溪停下，我立马开始调查研究。9月1日，省委书记铁瑛到金华，我向他汇报时提出，停止纠正包产到户，不再和群众“顶牛”，召开一次大会，公开讲明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把选择权交给群众。
    在省委书记铁瑛的支持下，9月18日金华地委召开几百人参加的全区公社党委书记大会。
    大会一开始，就安排了7个实行包产到户取得农业丰收的先进典型介绍经验，这一下子轰动了：过去的批判对象，怎么变成了今天的先进典型？有的恍然大悟，知道地委当真要干了；有的不可思议，难道风向变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开始演说。上午讲4小时，下午讲3小时，7个小时的演讲，大家聚精会神，听而不厌。我告诉他们，“你们都不用记录，会后把稿子发给你们”。我讲这个话，一是告诉大家别费那个劲，二是告诉他们我讲话是算数的，听众看我手里也没有讲稿，只是一本小本本翻来翻去，以为我脑子灵，记忆力强，其实这篇演说在我脑子里已经酝酿了两年多了，从1979年开始，我就不断收集这方面资料，也做了很多调查，很多论点、论据和表述方式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滚瓜烂熟。
    在这个讲话中，我讲了3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教训，历数了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种种弊端，大家听了都觉得言之有理；同时，我又全面地阐述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的内涵和利弊，强调把责任制的选择权真正交给社员，此外，我还着重讲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个讲话和会议开始介绍的7个典型一结合，与会者便明白了会议的主题。
    在小组讨论中，我们派出很多同志去听，并告诉他们：好话、坏话都听，都要汇报，不准打折扣。我得到的反馈是大多数人赞成。他们知道，群众大多数是拥护包产、包干到户的，再跟群众“顶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包产、包干到户，势在必行。他们反映：“以前听上面的不准搞，听群众的一定要搞，干部夹在中间，‘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工作越来越难做。上面一会儿要放，一会儿要收，干部只好当‘小炉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下好了，上下一致了，我们工作也好做了，日子也好过了。”但也有许多干部不赞成，而且很反感：“辛辛苦苦30年，一下退到51年（指1951年）。”意思是几十年的工作都白干了。更有甚者，他们责问：地委这样讲，省委是什么态度，出了问题谁承担责任？还说：这不是“分田单干”是什么？中国小农经济搞了几千年，农民富裕了没有？表现得很气愤，很理直气壮。
    我对这种反映很满意。在会议结束前，我们一再说明：想通了就干，出了问题责任由地委负责；意见不同的暂时可以不干，地委不强求一致，不做硬性规定，不会因此处罚什么人。当时兰溪和义乌的县委书记表示还要再看看，我就说，可以，我们等你们。
    会议结束了，全地区组织上万名干部到农村去，宣讲会议精神，宣讲地委文件，一下子干柴碰到烈火，改革大潮的效果，用“立竿见影”来形容绝不过分。
    1982年的金华地区（包括现在的金华、衢州两市），粮食总产量由50亿斤一下子跳到了60亿斤。一年增产10亿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从建国到1981年前30多年间，全区基本上是平均每10年增加10亿斤粮食。改革以后，真正是一年等于10年。当年就出现了卖粮难。
    人还是那些人，田还是那些田，其他各项农业设施也没有新的变化，为什么粮食增产那么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包产到户农民种田有了自主权，家庭有了经营权，因而劳动热情高涨，这让我们懂得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制度比管理比思想教育更具威力。
    当时金华公开倡导搞包产到户，争议很大，中央省里意见也不统一，浙江其他地区可以说是基本反对，温州当时是农民搞，党委政府睁一眼闭一眼，丽水地委书记偷偷找到我，问我这能行吗？直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
    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的农民其实非常聪明，他们不但创造了联产承包制，在这以后的创造力很多也是出乎我们想象。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是吃不到活鱼的，因为统购统销，活鱼都要冰冻在冷库，只有在节假日才能供应。义乌有座凤凰山，村支书孙荣福要承包小山头养鱼，当时上面认为他原来是造反派，不能承包，我听说后觉得挺新鲜，山上能挖塘养鱼？而且要活鱼上市，我当即表示坚决支持，我说造反派和承包土地有什么关系？
    第二年，凤凰山的活鱼上市，结束了当地市民没有活鱼吃的历史，也就是这个农民，后来还突破了人工喂养娃娃鱼的技术难题，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义乌后来成为中国小商品城，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化的城市，也就是从农民在马路边摆地摊开始。我当时从金华到杭州开会，车子老是给堵牢，当时的争论也很大，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县委吃不准，跑来问我，我就说先不用管什么主义，关键对农民有没有好处，有就搞。后来的义乌，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永康，当地很多农民都有加工小五金的传统，我从提“墁塘之路”开始号召家家户户办工业，现在永康已成为中国五金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3年，我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中共杭州市委书记。
    这一年我已经59岁，按照干部四化的标准，我自然说不上合格，既然如此，中央和省委为什么又作这样任命呢？我当时判断，这是对我在金华大力推进农村改革的胆略和成就的肯定。
    光是这一判断还不能说明问题，后来两次听到中央领导的谈话，我才豁然开朗。一次是薄一波同志在杭州，王芳同志介绍我时，我站起来高声说，我年龄偏大，薄老笑笑，你风华正茂，年龄不算大；另一次万里同志来杭州，我也说，我文化水平不高，没有文凭，万里笑笑，怎么文化水平不高，华罗庚有什么文凭？
    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使我体会到中央对年龄、文化水平也是采取理性务实的态度，并不是一刀切千篇一律。
    我在接任就职演说时明确表示，我要一如既往用最后冲刺的精神工作，到杭州不是来享福当官的，而是给杭州人民来当苦力的。
    城市改革怎么起步，我们没经验，中央也没有政策，只有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口号。１９８４年，我带队到广州、深圳、珠海、厦门、福州等地考察，真是大开眼界。当时广州市委书记是许士杰，他和我很讲得来，他有两句话给我很大启发，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没有路你们自己开一条路。这句话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福日电视是我见过最为现代化的企业，尤其是他的管理，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３个日本人把几千人的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现代企业，以前我们的国有企业，只不过是国家机关的分支机构。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是没有企业家的，现在的浙商，应该说都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回来后我们马上开始了杭州企业改革的试点，从青春宝和电视机厂开始，核心就是破三铁，打破铁饭碗、铁交椅和铁工资，把产值和效益工资挂钩，这在全国都是最早的，青春宝作为全国第一家也一举成名，冯根生厂长也成为全国第一届优秀企业家。杭州工业改革由此起步推开。
    说到企业改革，不能不说万向的鲁冠球，我第一次见到鲁冠球就问他：目前农民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回应：一是土地包到户，大家有饭吃；二是允许办社队企业，大家有钱花。从这一回答中我清楚地听出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农民的水平，而是一个逻辑思维清晰的农民，否则他不可能用如此明快简洁的语言回答这样的问题。
    １９８４年初春，我同市长钟伯熙、市委副书记张浚生、许行贯和杨招棣一起赴万向节厂考察。我们正在参观，鲁冠球接到一个电话急匆匆地回来说，北京中国汽车进出口公司来电话，说有两位美国汽车商人想参观万向节厂，要他一两天内办好手续，超过两天外商就没有时间过来了。
    那时候萧山还是一个未对外开放地区，外国人不能过钱江大桥。鲁冠球接了电话，感到门槛太高，难以跨越，不敢表态，一脸愁容来到我们面前讲了这件事。我当即回答，应当同意他们来，未开放的可以变通办理，由市里特批，由外办和公安部门办特许证件，在座的同志一致赞成这样办。鲁冠球又问手续怎么办？我说你回北京电话，手续由我们来办。难题解决了。鲁冠球马上回电。我们几人一商量就要秘书告诉外办和公安局，当天就办好了全部手续。
    鲁冠球正是在同这两位美商打交道中熟悉了国际市场，并不断开发新产品适应国际市场。几经周折，现在的万向美国公司已收购了当年要包销万向产品的那家美国的舍勒公司。不是它们吃掉万向，而是万向吃掉了它们。真是“无巧不成书、不打不相识”啊！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杭州，这是尼克松和西哈努克访问杭州时留下的印象。当时市委下决心，先搞环湖绿地工程，还湖于民，建立环湖绿地，这个事对当时杭州来说，震动很大。
    今日的一公园沿湖一直到镜湖厅西泠桥的湖滨一线，绿草茵茵，花木扶疏。事实上，老杭州们都晓得，以前，这里的民居密布，墙垣杂陈，“一半西湖一半笆，筑笆都是官宦家”，这是对旧时代西湖被官商权贵分割蚕食的真实写照。
    解放后，由于城市发展方向的错位，西湖的景观功能被萎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环湖公路圈内的２８０余公顷区域面积中，有８０多公顷为工厂、企业、部队、机关、疗养院等单位和居民占用，这些建筑零乱破旧，格调参差不一。一公园原是大华饭店分部和省中医院宿舍，六公园至少年宫广场是省法院、统战部等以及市级机关住户用房，望湖楼旧址楼宇也是单位及商店用房。
    １９８３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形成共识，决定“拆墙”，我和市长钟伯熙在各种场合呼吁：拆旧还绿，还湖于民。１９８４年，杭州市政府组建了“环湖绿地动迁领导小组”，开始大规模地拆房还绿，建设环湖绿地。然而西湖周边的住家和单位多有来头和背景，住在这儿这么多年已经长了“根”。要拔掉这盘根错节的“拦路树”，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这个人认准的事，向来是软硬不吃，为此没少得罪人。我自有我的“后台”和底气———这个工程从一开始就大得民心，这是为市民游客、为子孙后代做好事，民意所向，阻力都在各界的关注下化解了。
    当时我也打过刘庄、汪庄的主意，解放后西湖边最大的两个私家园林一直没有对外开放，直到２０００年后才有限度对外开放。
    杭州城市破烂原来是出了名的。在市中心中河路改造时，原来浙江省科委开过一个论证会，提出中东河根本不需拉直，还是保持原状，小河曲曲弯弯，河上小船悠悠，小桥流水，基本保持原样，可是中东河边就是杭州的贫民窟，建筑大多是民国时期的简易房，基本保持原样不是在保护文物，而是在保护破烂，中东河不拉直怎么干？１９８６年我到苏州，基本保持原样，可是满大街还是在倒马桶，没有自来水。毕竟，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是第一位的。
    后来我和老钟商量，我们也开一个论证会，总有不同意见的专家嘛！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专家叫陈从周，陈从周先生是老钟中学时的老师、同济大学园林专家，他是完全支持曲曲弯弯的。那天钟市长和我去拜访他，希望他在会上能支持我们拉直的意见。最后他表态，看在学生的面
    ，不讲话，不签字。那时候，可真难啊。
    中国改革开放，功在千秋，说的已经很多，不须我再多言。我就谈谈现在还没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很不到位，该由市场解决的不少问题还是由政府直接干预。看不见的手老是打不过看得见的手，政府太强大，官员太强大，动不动要做大做强，像台州的飞跃集团，现在非常困难。它的发展经营不单单是一个企业行动，政府有很大的责任。
    而政治体制改革，全社会有很大进步，在思想文化领域比原来进步得多，民主空气也比原来强，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还是没有改变。我当过县委办公室主任，也当过地委办公室主任、省委办公厅主任，机关里一直没有多少人，现在看看，秘书长下面有多少个副秘书长，主任下面有多少个副主任。我们机构林立，人员过多，在历史上从未见过，在世界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现在不少干部工作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而升官发财风险最大的就是得罪领导，上下级变成猫和老鼠的关系。这些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语概括，只能说是吏治腐败吧。这种吏制不改革，一切都无从谈起，反腐败也不会成功。看来改革开放在中国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要有耐心，不能指望一日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