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是我们连队最困难的一年，听人说，连我们的营长焦得贵也吃不住这考验投降日本人了。

    这一年，日本鬼子在黄河受挫，便向山区展开扫荡。我所在的二营奉命开展反扫荡活动，突击敌人。在交城县南沟东面的牛头咀，我们和鬼子交过一次锋，双方都端起了刺刀，展开了肉博战。

    那一天，我们连正行进在牛头咀山上，真是冤家路窄，打对面照直就来了有三、四十个日本鬼子。不是冤家不聚头，想隐蔽已经来不及了。

    连长暴跳着怒吼了一声：“龟孙子们！老子今天就在这牛头咀山上宰割了你狗们的！同志们，上刺刀！”刀光闪烁、杀声震天，眼红、心狠，战士们布满血丝的眼睛，瞪的老大老圆，脸上杀气腾腾，一刀扎过去一个血窟窿，一股殷红的血喷出来溅得脸上、身上都是血。日本人个头不高，力气不小。我们人多，三打一，只听见双方的喊叫声震耳欲聋。刺刀拼弯了，就从敌人手里夺军刀。不知道多会，一个胸脯长满黑毛的家伙，在我的腿上扁了一刀，还好，没有扎进去。我刚掉转过头，我们排长出手又快又狠，他的刺刀已经扎进这个鬼子肚里，敌人惨叫一声，两只手血淋淋地却抓住刺进肚子里的刺刀不放松。大肠扎出来他还不死，排长用刺刀搅住大肠拧了几圈，使劲拽出来在地上斩断，又飞起一脚，朝敌人的小肚子踢了过去：“去你妈的吧！”这家伙才松开手，仰面朝天倒下。

    有一个少了一只手的日本鬼子，用另一只带血的手使劲儿地在他自己的脸上抠着抹着，半天才睁开眼睛，寻找着他那只断了的手腕，浑身滚满泥土和血浆，脏乎乎地，嘴一张一张的，牙龇得挺吓人，听不清他是疼痛难忍的在叫唤还是在骂人。

    过去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斗都没法跟这一次比，缺胳膊少腿不能动的、开膛剖肚的、肠子肚子心肝五脏都在外头露的，尸首横七竖八躺倒在地下，鲜红的血和白腻的脑子混淆的流在一起。一滩一滩地，脚上踩的溅的都是血水和成的泥，互相推挤，碰撞，呐喊，乱作一团。喊杀声、垂死挣扎声与火光和硝烟混杂在一起，使这场鏖战显得更加壮烈。

    我浑身上下都是血淋淋的，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溅上的。血仗！一场血仗！是一场稀里糊涂血的混战。

    妈的！日本人一直说八路军武器不行？叫土八路、土八路，这一次他们总算领略了土八路的厉害。大概就是十几分钟，刺杀最少有二十几个鬼子。敌人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吓得他们一个个是心惊肉跳。说日本人稀松？那不对，说他们就不怕死？那更不对。他们看看这架势，知道再这样混战下去全得完蛋，赶紧就忙着强占山头，企图用火力来扼杀我们。

    趁着敌人心里发怵，我们也就赶快撤出了阵地。

    再从南沟出发时，我由一排调到二排任五班长。五班是个机枪班，配有两挺轻机枪和两支步枪。我所在的四连当任前卫，从南沟沟里出发。走出约有二十多里。在古洞道和敌人相遇了。敌人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双方都来不及布署就立即展开激战。我们连就在古洞道村外的山坡上，那场战斗打的是非常激烈。双方都有伤亡。敌人依仗他的优势装备，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火力一次比一次的猛。阵地上尘土飞扬，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厮杀声不断。形势明显与我们不利。再打下去，势必伤亡更大。连长东信星下令要我们主动撤出阵地。战士们把绑腿解下来，一个顺着一个地吊下山，大约半夜时分，我们刚到一个村，敌人又追了上来。我们连忙又转移到了陈台村。稍息后，战士们吃了点便饭，已经到后半夜了，那真是疲劳到了极点。看看周围没有什么动静，连长下令就地休息。战士们分别到老乡院里和衣而睡。我把我这个班刚安排住下，天已经就亮了。模模糊糊地觉得身边有个人在喊我：“班长，醒醒、快醒醒！”凭直觉，是有一个人在急促地喊我。我揉了揉酸困的眼睛，见身边站着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他见我一醒，赶忙趴下对着我的耳朵说：“快起来，我看见对面山头上有几个戴钢盔的，怕是日本人来啦”。

    我被一惊，腾地就坐了起来，刚出门就看见南面山头爬上来很多的日本鬼子，已经不是他说的有几个日本人了，而是蝗虫似的一片。

    连长东信星也正好在街上，看上去他还没有睡。显得有些着急，也有些紧张。

    这是我参军三年来所遇到的最惊险的一幕，也是我直接参战中感受最深的一次。很显然，敌人把我们包围了。陈台是在一个沟里，东南西三面环山，只是北面有条通向大路的出口，形势十分危险。

    东连长一见我忙说：“王树，赶快把机枪班的人叫醒，去村南打场上掩护，我去通知人撤退，快去”！看得出来，此刻的他还不敢大声喊叫，以免让鬼子听到我们确实就在这个村里。他对悄悄地转移还抱有一线希望。

    四连一百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我连忙把我们班的战士叫醒，跑步到村南面。刚在打场上架好机枪，敌人就从南面山头面上下来了。我指挥着两挺机枪和两支步枪一齐顶着，阻击了约有十来分钟后，鬼子明显嗅觉到这就是他们要找的那支队伍，便重新组织加强了火力，这时西面山头上也有了鬼子，西面山头距我们很近，直接朝我们压来，对我们威胁很大，我们班的十名战士用一挺机枪一支步枪交错着向后撤，敌人一步步往近逼，刚才还能听到村里乱纷纷地一片响动声。这时扭回头看时，背后已经不见什么人了，子弹也就要打光了，我命令战士们退出阵地，向村北方向撤退，刚到村北路口，就看见村北大路上也过来了鬼子。陈台村的南西北三面都被鬼子包围，响起了猛烈的枪声。东面是一座很陡的高山，根本上不去。只剩下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坡可走了，大伙赶忙就奔这个山头，在这个山坡的半山腰，我赶上了东连长，他身边还带有五、六个人。

    他一见忙问：“都撤下来了吗？”

    我说：“全撤下来了。”

    他说：“好，赶快走。”

    然而，连队在慌乱转移中，由于人员居住分散，不便统一指挥。加上对敌人来的方向不明，许多人是在战斗打响后才起来自行转移的，一大部分战士和当地群众是向西撤走。结果，向西撤的同志误进了一条死沟。

    遭到我们顽强抵抗的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丧心病狂，便把胆边生出的仇恨，发泄到这些手无寸铁失去战斗力的战士们身上。他们居高临下，用刺刀，用石头、用子弹，甚至用手榴弹杀死了这些没来得及走的战士、伤病员和群众。

    我可爱的二十一团二营四连的一百多名抗日战士，在到达水峪贯山上时，仅留下二十一人了。

    东连长的泪水扑簌簌地就落了下来，他抱着我们这剩下的二十一个人是捶胸大哭：“苍天啊！你为什么不长眼？苍天啊！你为什么要损我八路军七十多名战士的英灵啊！”

    要感谢我尊敬的这位房东老汉，多么憨厚、多么朴实、多么崇高、多么伟大！是他救了我的命，是他救了我们的命，是他给我们四连留下了一点根。

    一九五七年我已经离开了部队，并且只是从一个小小的营级干部的岗位上离开的部队，但我不能忘记陈台村的这位老人。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一点微薄的礼品和我的一个孩子到了陈台。然而这位老汉已经作古，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放羊老人。那天早晨他起的早，正准备收拾收拾放羊的东西好出山放羊，一眼瞅见日本鬼子，便赶紧喊醒我报了这个险讯。

    在他的坟上，我代表我的班、代表我所有的战友和我的连队，向这位老人深深地鞠下了躬。交城山的老乡是多么好啊！吕梁根据地的精神是多么宝贵啊！

    我尊敬的东信星连长，他也是一天一夜没有合眼，精神十分的疲劳，仅吃了一点东西，在战士们都已入睡时，他还高度警惕，尽着一个连长、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可惜这位连敌人都害怕，威风凛凛、浑身是胆的好连长，在后来的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在岚县的一次对日作战中，被敌人包围，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自己，不幸光荣牺牲了，历史啊！你该给东连长一个“光荣烈士”的称号了吧？

    在水峪贯的一座庙里的土台上，一张桌子，几根长凳，工卫旅长侯俊岩、政治主任康永和、郑参谋长及团首长严肃地沉坐着，院中间是二十二团的战士，周围是二十一团的战士围坐着。会场里静悄悄地，首长们对粉碎敌人的冬季扫荡做了新的安排布署，并对四连陈台一战作了深刻的解剖。

    几位领导都以共同的说法表扬了我：“王树同志能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把一个班完整地带了出来，很不容易，很了不起。”这在我的全部军事生活中是受到的一次高级别的嘉奖，可惜在我个人档案中没有留下有关这次嘉奖的任何记载。

    不过，我没有激动，也激动不起来。更没有当成一件功劳去喧嚷。请历史记住：一九四零年的冬天，在晋西的一个陈台村里，埋下了七十多位八路军二十一团战士的忠骨。

    年复一年，冬去春来，当人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在为建设小康社会而举起欢庆的酒杯时，从陈台山沟里活着走出来的幸存者，会想起那悲惨的一幕，会念叨起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战友们。

    我所在的二排五班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吗？你们现在又都在哪里？

    这么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次，陈台发生的这一悲惨壮举在我脑海里一次次地映过，我看过《工卫旅八年抗日作战记实》一书，关于陈台这一段只是说到：四连副连长等多人在突围过程中牺牲，四连损失惨重。工我也一次次地在提醒自己，过去多少年了，算了，忘掉它吧，可就是忘不了。这本书上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妥，危险时刻关键是领导，为什么人家东信星就能带领一部分人突围出去，你这个副连长就不行呢？领导在危急时候灵魂出窍了，难道不是他带头瞎跑造成的么！而且随着年令的增加，我越来越更加怀念他们。

    时光流逝，岁月辗转。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距离陈台悲惨壮举已经五十六年了。《山西老年》杂志刊出了我写的一篇《难忘陈台》的短文。陈台村的几位老人看到都很感动，写信、捎话要我去陈台走走，再看看陈台村，我去了。

    还是老区的人好，陈台村领导张村长还为我在学校专门召集了一场报告会。把我介绍成当年抗战打日本的英雄，小学生们长时间的鼓掌欢迎。学校史老师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要我给他们讲话……

    陈台还是那老样子，变化不大，只是村口增加了一所小学。当年我和机枪班的战友们架枪阻击日本强盗村南的打麦场已经改造成了耕地，种上了山药蛋。七十多名先烈遇难处早已长满了繁茂的山花野草。

    临去陈台村的前几天，我还是想到了要给陈台村的小朋友买点类似钢笔或者说笔记本一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做个留念．我不是大干部，没有专车去．自己花钱租了个车去还很激动，匆匆忙忙中已将此事忘了个净光，我曾答应陈台村的父老乡亲和那些天真的小同学，写一本关于回忆形式的书给他们，几次动笔，总觉得力不从心没有办成，不能满足他们，我为此深感不安，历史将遗憾和愧疚再一次留给了陈台，留给了我．

    我不想回首，又不能不回首。香火、磕头，我用最传统的做法默默为他们祈祷，愿先烈们能得到一点安慰。

    我写信给交城县民政部门和陈台村党支部，希望能在陈台建立一座纪念碑，以此缅怀先烈、鞭挞后人，并表明我也可以尽一点微薄之力。然而，这个村的支部组织好象不太健全，民政部门也没有消息。

    专门赶来看我的八十多岁的张围则，是当年的村干部，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颤抖着、拥抱着。老泪纵横。

    他对我说那一年我们在村南阻击日本鬼子时，我们打死了有八、九个日本鬼子、他们还被日本人强迫着去山上抬日本兵的尸体。他还说打麦场留下了我们的许多子弹壳，还对我说了他们掩埋烈士的情况。我很感谢他。我给他说了修纪念碑一事，他赞成。他说咱们给华国锋写信，让他出面说说，兴许还顶事。

    一九四零年前后，华国锋在交城县抗日政府工作，和工卫旅一起经常出入在吕梁大山里。尽管是两个单位，但也免不了有些接触，我和张围则就给他们送过莜面、山药蛋。

    虽然我印象华国锋他比我还小两三岁，而此刻的华国锋离开中央主席的位置已经十五年有余了。我们给他去的信，他本人究竟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茫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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