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战斗结束之后，我被正式安排在二十一团二营四连一排一班当班长。

    这前后，我们的指导员是乔克光，清徐县人。五二年，我在兰州军区组织部还见过他一面。而连长已经换成了东信星。东信星是河北人，长的高高大大地，是工卫旅诞生时从太原兵工厂来的老人手。此人点子多，胆子也大。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他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那时交城县东关有家杂货店，店掌柜是一个和日本人打的火热的家伙。有消息说这家杂货店是他和日本人伙开的。

    大约是一九四零年的秋天，我记得地里的洋烟还没有收割的一天夜里，东连长领着我们快速插到交城县的东关。他先派人把驻扎在东关伪军的警备队长叫来。

    东连长当面告诉他：“我是东信星。你不用怕，我们不收拾你，但是你要听我们的安排。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那些伙计们，就说八路军来了，不要叫他们开枪，听明白了么？”警备队长连连点头正要出去照办，还没有来得及抬腿，突然，城里响起急促的枪声。顿时，使我们紧张了起来，连那个警备队长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脖子伸的老长地在东张西望，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们听：“哎！咋回事？咋回事呢？”

    东连长不怕，他用二把盒子枪顶住警备队长的头说：“妈的，是不是活够了？说，是不是你们报告日本人说我们来了？”

    那时候的东信星，是名声很大，威震敌胆。在交城一带有如电影里的李向阳，不说一个小小的警备队，就连日本鬼子也是说：“东信星厉害，东信星是懂塌天，啥事情也敢干，谁要碰上东信星谁就算懂塌了！”

    就这样东传西传，把个东信星传得是越传越神，越传越离谱。说他会飞檐走壁、双手能打盒子枪、一枪打死过两个日本人。还说他有一次被敌人包围，仅领着三个人，只听的东信星朝东朝西的大喊；“一连掩护二连冲！三连保护老百姓”。就这样边喊边打枪用疑兵计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再后来连老百姓在民间也传开了，不过说的就有点不太好听了：“不怕东信星暴，就怕东信星笑。东信星一笑就要杀人”。还说谁家的小孩子在哭，大人就吓唬小孩：“你再哭啊！东信星可要来了！”孩子马上就不哭了。

    可见东信星这个连长是多么厉害，那个伪警备队长在他面前哪里还敢有往日的威风。不用说算他是个人吧，连鬼也不算个正经鬼。

    他抱着自己的脑袋连声说道：“不敢、不敢，东队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们警备队和咱八路军是啥关系？你们要干啥你们干，咱警备队绝对和东队长是一条心，没惹的啦？我们还敢惹你懂塌天”。有了懂塌天这一美称，外人都叫我们是懂塌大队，叫我们连长是队长。

    “你听着。”警备队长还想往下再说，东信星连长打断他的话：“你今晚要是敢报告日本人，敢跟我姓东的过不去，我立马就端了你这个警备队。听清了没有？”

    警备队长有些让东连长的威风吓破了胆，假装悻悻地表白着他自己：“不怕，咱要做下对不住东队长的事，你就立马把我枪崩了也没二话。”

    东连长挥挥手：“行，听你的，你去吧。记住，没事不要乱开枪。”

    警备队长“嗯、嗯”地答应着走了。

    东连长让我们这个班的人在门外监视城楼上敌人警备队的动静，他自己带人叫开了那个杂货店的门，把店里的东西收拾的每人背了一包。又把那个店掌柜的捆上就往外走，临走时他又把我喊住说：“你们也撤吧，你会骑自行车，进去把东房檐下的那辆铁生锚自行车骑上”。我安排班里的人员撤退后，又到院里推上自行车，出门时已经不见连队的其它人了。连忙骑车追赶，晚上可能是走错了路，一直追了十几里才听见前方有自己人在说话。山路不好行走，几个人轮流着才把那辆自行车推到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又到了鲁沿村。连长、指导员处理了店掌柜的问题，罚了他八千块老省钞，店掌柜表示以后决不和日本人来往，我们还要他找了保人，交了罚款，这件事就算了结啦。

    但是，后来听人们说这件事搞错了，连干部们受了批评，把指导员乔克光也给换了。

    对也罢，错也罢。出来当兵两年多了，我也就是在这一次出击之后，把分到的两盒婴孩纸烟和一条羊肚子毛巾用布包好，和本村的杨忠一块相跟着，回家看看父亲，也算尽点孝心吧。

    找领导请假时，提出想带枪回去，领导说不行，可以带几颗手榴弹。行，那就带它几个手榴弹回吧。

    因为白天不敢行走，所以我们白天只走到文水边山，在出山口的地方息了一会，吃点干粮，等着天擦黑时再下山往家里赶，文水边山山口到我们村并不远，走直线不过也就是四、五十里，回家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显得路也短了。杨忠长的和我差不多，个头都不高，走的两步却风一样快．一路顺利，走到距我们村五里地的道备村北面时才刚到半夜。

    道备村是一个大村庄，又在中心位置，当时是敌人的一个中心村。村里设有夜间巡夜的民伪军，这些民伪军就相当于日本鬼子的狗腿子，他们替日本鬼子站岗放哨，通风报信。一旦发现有什么可疑的情况，就报告了鬼子。

    我们在夜间通过道备村时，满以为离家已经很近了，不会再有什么事情，就有点大意，结果被两个巡夜的狗腿子发现，他们上前拦住我们就盘问：“哪儿人？从哪来？这么晚了到哪儿去？”还要我们和他们一块到村公所走走。

    村公所是替鬼子办事的，我们是八路军，离家又这么近，只要他们随便从我们村里找来一个人一问，不就清楚我们俩是八路军了吗？不行，这个村公所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去了就没命了。我和杨忠互相捏了捏手，装出一副老老实实跟他们走的样子。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因为不方便说话，我们俩就同时碰了碰肩膀，那意思就是此时不走，还待何时呢？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噌地我们猛回头就把这两个狗腿子向后推了一把，也不管他们跌倒了没有，我们撒开腿就跑。

    民伪军本来手里有枪，可是没有防住我们来这一手，即使没有跌倒也是向后倒退了几步，等他们反应过来打枪时，我们早拐弯跑远了。我听见后面他们打枪，就扔出了几个手榴弹。可能杨忠也扔了手榴弹，道备村顿时鸡犬不宁乱叫了起来。只听见村里有咯噔咯噔来回跑步的、还有咋咋唬唬瞎叫唤的。

    我和杨忠都知道要赶快往村外跑，我们对这个村里的地形也很熟悉，可就是事前没有约定好朝什么方向跑，我跑到村北庄稼地里一看，结果不见杨忠，仔细辩别了一下方向，这还是刚才从山里来时走过的地方么？杨忠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躲在地里等了半天还不见他，这时还能听见村里乱哄哄的！看样子大概是民伪军以为我们还在村里，我估计他们在村周围也设了卡子，想绕道而行恐怕也有人守候了。得！这家我是回不成了，乘着天还没有亮赶紧原路返回吧。我没有回成家，只好又返回了部队。

    杨忠他跑对方向了，是朝我们村里方向跑去的，他回了家。分手的时候，我那个小包裹还在他腰带里紧着，估计他会替我去看看父亲的。

    杨忠回去后，好长时间没有来。后来听说他又去了延安，还在中央警卫团工作过，给朱总司令当过警卫。据说，一九六零年困难时期，朱总司令还接济过他一些。还有的人说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彭绍怀接济过他，究竟是谁关照了他？给了他点什么东西？他没舍得说，我也就当不便细问。反正是有那么会事吧。

    事情过去几十年，我和杨忠都听到道备村的人是这样说的：那一年的那一天，他们村里来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埋伏在村外，准备打击村里的某财主，先派了两个侦察兵进村结果被民伪军发现，是民伪军保护了这个财主，所以事后这个财主还犒劳了民伪军。说的有鼻子有眼，我们听了觉得真是好笑，多次欲张口想给几个熟悉的人说清楚此事，又担心我们扔的那几颗手榴弹是不是误伤了道备村的无辜乡亲？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算了，随他们说去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谈它了。我也只能是和杨忠两个人一起相对笑笑而已了。

    杨忠走了，我们村里的王新茂来了。而王新茂给我带来的消息竟然是伪村公所的几个人发现了习惯使用旱烟袋的我父亲，他居然抽上了纸烟，一口咬定父亲和我有来往。把他吊到村公所的梁上打了一顿，逼着父亲找回我。我怔住了！

    伪村公所设在村北头的隆福寺，始建于公元一二九八年，即元代大德二年的隆福寺，本来是一座早已破烂不堪土木结构的小庙，改革开放以来，被地方上一些有头脑的人重新装修辟为旅游景点。

    隆福寺寺庙內彩色泥塑完好，各种人物栩栩如生，是一座深具宋代风格、汉民族特色的建筑物，被县里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横眉立眼的四大金钢的怒视中，旅游观光的人们三五结伴拾步而上，穿过庙宇的头门，东面架空柁上还有将近一寸深绳索磨擦留下的痕迹，至今依然清晰可见。那是当年捆吊父亲的铁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隆福寺返修竣工前几天，我去看了几次，站在那粗重的柁下，我忍不住地要看看那痕迹，眼前仿佛又出现了父亲被捆吊毒打的惨景。

    王新茂这个人他原来就在过我们部队，我们俩曾一起参加过破坏平社火车站和袭击汾阳大槐头、粉碎交城东社、西冶川敌人合击的战斗。

    这一次他来，对于我来说是又多了一位好战友，我找到我们连长，要求把他安排到我们连队。那时候当兵的纪律不像今天这么严，流动现象很严重，战士们时常有来回走动的情况。他来的这段时间就很短。

    一天下午，他对我说，过几天他要回平遥去给部队买东西，我问他买什么，他说电池、火柴等，他问我有什么捎的没有，我有了上次托杨忠捎东西的教训，还敢再捎吗？就对他说没有。之后没有几天他就离开了部队。而他这一走，到我再见到他时，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

    那是我从部队退伍回到老家没几天的一个晚上。他骑着自行车，给我把进城理发的两个孩子从城里捎回家，把我高兴的连忙给他端茶、倒水、拿纸烟……

    他感慨地长叹一声：“唉！早两天就听说你退伍回来了，就想过来看你，咱们弟兄俩今天能再见一面就是大造化了”。他对我说，他离开部队走汾阳方向回平遥，结果在汾阳让日本人逮住,吃了不少苦。如果不是汾阳有一个木匠师傅出力营救，怕早就没命了。

    部队给了买东西的钱也让日本人抢光了。鬼子打伤了他的腿，家里花了好几担高粱的钱才给他治好，家里是穷的要一顿没一顿,部队是没法去了。

    王新茂这人行，前后在部队干了也就是一年多吧，已经是个副班长了。他好动，嘴巴子也不吃亏。口里有时还爱哼上几句工卫旅的歌曲：＂侯旅长是平遥人，郑参谋长和李明，政治部是康主任，哒儿咳约，领导我们打日本……＂

    我有些替他感到惋惜,同时也庆幸他！

    见到了他我又想起当年我回家在道备村引来的麻烦，想起那两盒纸烟在村里给父亲引出来的麻烦。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再没敢给家里捎过一点东西或写过一封信。

    以致在家乡人们纷纷误传着，关于我这个人恐怕是早就死了的谣言。谣言越传越玄，说的有鼻子有眼，父亲、三叔听到以后，不愿意相信又不能不信，老弟兄俩痛哭欲绝，每天借酒浇愁。

    为了这两盒纸烟，我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到解放后回到村里，我找到当年在伪村公所毒打父亲的那人，他知道做了亏心事，神色慌张，嘴巴子还是挺硬。也不亏他过去当过几天村干部，还知道新中国的政策是不许侵犯人权。娘的，你说人家爹妈咋就生的人家这样巧？悬说悬有理，顺说顺有理呢？我上去就动手煽了他几个耳刮，咱们这叫一蛰就有一报。你懂不懂？你打了我老子，我打你。平了！

    什么叫政策？老子不懂。老子研究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拳头下去出真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狗东西总算明白了。一直到此我的心里才感到一些平衡，心情也渐渐趋于平静。

    至于我是死是活的说法自然也就消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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