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与哲学“罪案”
       
      牟传珩

      　　1950年后有三大著名文化冤案：文艺上的“胡风案”、哲学上的“杨献珍案”和历史学上的“邓拓案”。而杨献珍的哲学“罪案”被称之为“株连最广”的冤案。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因公开提出“合二而一”新概念，挑战了毛泽东主张“一分为二”哲学观，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到1964年年底，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发表批判文章达500多篇，而中央党校内则天天专题批判，日日轮番轰炸。这场运动一直持续了8年之久。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哲学“罪案”》一书。他在该书“序”中写到：“从四十年代到1964年（批‘合二而一’时）期间，我的讲课稿等，差不多都被收集起来了。其中一部分，在批判‘合二而一’时，曾被党校领导铅印出来，发给教学人员和学员，作为批斗的靶子。这些稿子的每一件，都编了号码，标了‘罪名’，立了卷宗，封皮上写的总‘罪名’是：‘杨献珍的诡辩和诽谤材料。’另外一部分，是在监狱中写的交代‘罪行’材料。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时，《人民日报》第一版曾发表过一条以《抖杨献珍的底》为题的消息。我说那个‘底’并不是见不得人的。现在我自己把我的‘底’抖出来，给‘罪案’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其实毛泽东整杨献珍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了。当时杨献珍竟胆大妄为，锋芒毕露地挑战毛泽东“挥巨手“刮起的“共产浮夸风”。对此杨献珍说过：“1959年是我闯祸的一年。”即对“浮夸风”的揭露和批评。1958年8月，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的一些干部下放到河南乡下劳动学习。当时党报吹嘘说，这个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多斤，居全国第一。小麦，玉米，钢铁均放了“卫星”。1958年11月19日他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课的时候，以《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为题，大胆直言地批判了人们在执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称为“三面红旗”）过程的荒唐做法。当时，河南省平西县某公社放小麦卫星，“亩产7320斤”。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还被北京某高级理论刊物的负责人聘请到北京给科学界作报告，后来此篇报告竟在一个科学刊物《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题为《揭开“7320”之迷》，作者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实的。这位党委书记到处作报告，胡吹他们的亩产7320斤小麦的“伟大成绩”。1959年1月，杨献珍亲自下乡到这个“小麦亩产7320斤”的公社。但他听到是：秋后不久社员就揭不开锅了，只能把红薯藤晒干做糊糊喝。社员普遍营养不足，发生浮肿病，饿死了人，卫生部派人调查，确属事实。而县委书记在发言稿里竟然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有一个地方，什么设备都没有，竟然一天一夜炼出130万吨钢。某县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讲哲学，讲稿到处发。据说听众有250万人，科学院哲学所还印了她的两本讲稿。杨献珍对此气愤地说：“这到底是哲学的兴旺，还是哲学的贫困？我们哲学工作者，在‘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刮来的时候，我们连这么一阵风都拦不住。这些‘风’，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啊！”他在1959年6月接见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时应邀讲话提及这件事情。他说，办党校应当多给干部们讲些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他即席谈了在河南看到、听到的一些弄虚作假的事例，想用此引以为戒，这就是那篇著名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的讲话。他在该讲话中大批毛泽东倡导的共产‘浮夸风’“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他质问：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做唯物主义吧！他大声疾呼：“有些人是有心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几天后，他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又借题发挥了这个看法。

      　　杨献珍的这些针对性极强的讲话，被一些告密者整理打印出来，送到了毛泽东的文化打手康生手里。康生说，杨献珍的一些言论“是向社会主义、向毛主席开火，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还说：“杨献珍是一文，彭德怀是一武。指挥打仗，他不能同彭德怀相比，但舞文弄墨，彭德怀没法同他比。他们山上山下互相配合，一起向党、向毛主席发起进攻。”此后康生又拿到了杨献珍在中宣部政治经济学讲习班上的一次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记录稿如获至宝。他认为杨献珍的几次讲话，对大跃进的揭露批判，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露骨得多，说“杨献珍比彭德怀还厉害十倍百倍，他不仅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且是个漏网右派。彭德怀的信，并未发表。而杨献珍的言论，到处传播，必须认真对待。”1959年11月22日，毛泽东指令康生、陈伯达找杨献珍谈话，责令他进行检查。12月9日，这位党内敢于挑战毛泽东权威的知识分子杨献珍被解除中央党校校长职务。

      　　1962年1月，杨献珍和党校的一些教师到西安参观。在阅览《蓝田县志》时，杨献珍得知宋朝吕公临著有《老子注》一书，阐述了老子“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他为此受到启发。后来他读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发现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进一步引发了他对于辩证法的思考。毛泽东一生习惯了“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特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对抗性，将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分为对立的两极。这种极端的“一分为二”观点，一切都从对立的立场看待统一，视一切事物为相互对立的两方面“不是黑就是白”，没有折衷，没有选择，没有第三条道路。只讲斗争性，不讲妥协性；只讲绝对性，不讲相对性；只讲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性，不讲矛盾双方的相互融合性。大批“调合论”，反对“折衷主义”，将公民划分为红黑两类，即把“人民”和“敌人”作为政治制度的基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强调“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毛泽东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阶级斗争，社会的发展阶段始终存在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只有进行“不断革命”，才能使社会发展。他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矛盾的解决是暂时的，融冲论是“形而上学”。而这时的杨献珍则认为，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这是杨献珍对毛泽东绝对化“一分为二”哲学观的挑战。1963年2月，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学员讲《唯物主义引言》时，第一次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他说：“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1964年4月3日，他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介绍了古代学者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述。“当时在新疆班担任辅导工作的哲学教师艾恒武听后很受启发，便写了一篇《“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文章，与另一位哲学教师林青山联合署名。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文章。一个星期之后，毛泽东开始指示反驳，有人便又刊登了《“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文章。毛泽东为了“钓鱼”，公开“揭盖子”，便再次炮制了“学术争论”的阳谋，果然有很多热心辩证法的爱好者“上钩”了。这时，毛泽东认为可以收网了，便指示康生代表中共中央，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下达指令：在参加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中，凡持“合二而一”论者，其姓名、地址和单位，一律登记入册，以便“通过各省市转送原单位进行批判”。这场批判不仅直接指向杨献珍，而且将原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作为“杨侯反党集团”的头目重点迫害。“文革”开始后，杨献珍被关押在私设的五十二号楼临时监房里，受尽凌辱。1967年9月23日晚10时，中央下令将杨逮捕，随即送往北京郊区一所监狱里，受到非法的审讯。1975年5月19日，在结束8年的监狱生活后，杨献珍被开除党籍，迁出京城，流放到陕西省潼关，直到1978年12月才自西安回到北京。

      　　中共党内敢于如此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人并不多见，杨献珍堪称其中一个。他在回忆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写到：“我的生命过程中所遇到的政治风浪，最险恶的还不是十年浩劫，而是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那时‘合二而一’简直是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中央和地方所有的大小报纸，铺天盖地一哄而起，举行全国性大讨伐。”可贵的是，这位敢于在文化专制时代坚持己见的党内知识分子，被平反后担任中顾委委员期间，还特别反思自己说：“在1957年‘反右’运动时，仍然表现了软弱性。党校‘反右’运动没有抗住扩大化，我是有责任的。借此机会，我向在这些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

      　　资料来源：

      　　杨献珍口述1959年纪事摘录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

      　　萧岛泉《一代哲人杨献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