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是诞生于隋末唐初剧烈动荡变迁时代背景下的一位杰出历史人物，是唐初一位暂露锋芒的政治家军事家。

    一、参与策划组织晋阳兵变并承担挺进关中的军事重任。晋阳兵变圆满成功，李建成功不可殁；
    二、襄助李渊完成唐初统一与建国大业，为唐初迅速实现统一稳定和各项典制、机构建设，做出了积极重要贡献；
    三、两《唐书》、《资治通鉴》关于李建成错误记载的根底所在，指出这些记载，纯系不实、诬蔑之辞。

    在记述唐史主要文典的两《唐书》与《资治通鉴》中，关于李建成的形象作了这样的描摹“ 骄恣纵横, 并兼田宅, 侵夺犬马。同恶相济，掩蔽聪明，苟行己志， 惟以甘言谀辞承候颜色”，“ 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昵近小人”，“信谗慝，疏骨肉”。这果真是李建成的本来面目吗？这果真是那个辅佐、参赞李渊擘画太原，挥师关中，实现帝业进而完成统一战争，创建唐朝规制的李建成吗？揆诸史实、事理，显然是大可怀疑的。那么, 李建成的功过是非究竟怎样，本文试作评说，恳祈指正。

    一、李建成与晋阳兵变

    李建成, 小字毗沙门, 是唐高祖李渊与太穆皇后窦氏所生长子。诞生于隋文帝开皇八年（588），身殁于唐高祖武德八年（626）碟血宫门的玄武门之变中，享年38岁。隋末, 炀帝肆意推行暴政，“ 盛治宫室，穷极侈靡。。。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政刑驰紊，贿货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 ，出身贵胄又随父遍历长安、谯州、陇州、岐州、河东等地的李建成对此有深切认识。身处暴政下而陷入绝路的广大人民遂揭竿而起。王薄振臂一呼，天下应者云集，迅即燎原全国，“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进而演化成“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的战乱割据格局。值此时代转折关头，李建成积极襄赞其父李渊发动旨在改朝换代的晋阳兵变, 继而辅佐李渊擘画统一和建国大业。其间均有不群表现。在李建成的成才过程中，有三点颇为重要：一是隋末剧烈动荡变迁的客观时势的呼唤和锻炼；二是久居天下“荣盛莫与为比”地位的显赫家世的熏沐；三是雄才大略父亲李渊的训诫诲喻。再加上李建成的主观努力与不俗禀赋，才使他能够于代隋建唐、统一天下的威武壮阔的活剧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一）晋阳兵变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之一
    1。枢机要人，大事必与。围绕晋阳兵变，很快形成了以李渊为首包括裴寂、刘文静、李建成、李世民在内的精干高效的领导决策班子。以善驭人著称的李渊，应该说给予其四人以同等倚重。然仔细斟虑，李渊与其四人的关系亲疏、对四人的态度、倚重程度仍是有区别的。李建成、李世民身为李渊儿子，这种父子血缘关系肯定超过只属于上下级关系的裴、刘，倚重程度也理应胜过裴、刘二人。毫无疑间，整个兵变中，凡军政大事均由李渊裁定，但也鉴取了他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尤其是李渊一些最初想法或不便不可言谘他人的军机要事，每多先告询建成兄弟。事实上建成兄弟也常有使李渊既震惊又满意的卓见良策。才略盖世的李世民自不必言，设想李建成真为平庸之辈，他能膺选兵变的决策班子吗？一代雄杰李渊能向他询谘军机密事吗？能担当起如此重要的参赞使命吗？
    随着时局急剧变化，李渊也加快了起兵步伐。任职太原留守不久, 因副留守王威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将兵被突厥败，震怒之余的隋炀帝“遣司直驰驿”拘禁了李渊。这对屡遭炀帝恨忌的李渊来说，无异雪上加霜，忠隋之心顿减。被释后，李渊曾不无悲壮地言于膝下的次子世民：“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建成、元吉（李渊第四子）尚在河东（山西永济），随着起兵迫近，李渊忙遣“ 密使”往河东、长安催召建成兄弟与女婿柴绍速赴太原共图大事。可见在李渊看来，实施如此大胆举措，是不可少建成的。617年5月，李渊欲借“举义兵。。。戴王室”之名起兵，因突厥反对“迎隋主”，李渊一度陷于仿徨踌躇中，6月，建成兄弟风尘仆仆赶回太原，李渊“大喜”，裴寂等即刻邀建成、世民一同去“请（李渊）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师出有名，以辑夷夏”，促使李渊从速决计。表明裴寂等人也认为建成是堪图大事的干才。在随后的兵变全程中，每逢军政要事，李渊必与建成等相商以定。凡此说明李建成是晋阳兵变重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
    2。招贤纳士，网络人才。晋阳兵变是一次充满险峻的重大政治军事事变。它是在以李渊为首的决策班子的统一领导、组织和部署下紧张有序进行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由许多人分头完成。所幸, 兵变前夕已经形成了以李渊为核心的包纳广泛，人才济济，阵容整齐的军政集团。无论是对那个精干的决策班子还是这个庞大的军政集团来论，李建成均居显要地位。不仅参与军机要事的筹划和决策，而且还担负着诸多具体重要的使命。例如网罗人才就是兵变前一项极端重要的准备工作。615年，奉诏赴职太原的李渊，深谋远虑，特地将建成、元吉二子留于河东，名曰看护家眷，实则于当地“潜结英俊”，招贤纳士，网络人才。随父身边的世民也在太原一带“密招豪友”。史载建成、世民“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逮乎僧道博徒，监门厮养，一技可称，一艺可取，与之抗礼，未尝云倦，故得士庶之心，无不至者”。建成性本“仁厚”，待人“宽简” , 故李渊作此安排，是谓知人善任。由于李建成等卓有成效的努力，使李渊势力迅速壮大，为兵变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晋阳兵变军事重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
    晋阳兵变的中心任务，是以武力廓清入关通道，据长安以号令天下，征伐四方。在晋阳兵变的全部军事活动中，李建成都是主要指挥者之一，可说是无役不与。
    1。攻取西河。正当李渊紧锣密鼓图谋起兵之际, 西河（山西汾阳）郡丞高德儒明确表示了抵制态度。西河郡恰处李渊南下通道上，地理位置重要，故拔掉西河，势不可免。
作为兵变之始的西河首战，影响之大，如李渊所说“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 。李渊命建成、世民“率众取之”。唯因事关重大，故李渊不无忧悸，大军出征之日，李渊对建成兄弟叮嘱不一：“尔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观尔所为......咸宜勉力” ，建成兄弟誓示于父“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建成等受命后，鉴于“义师初会，未经讲阅”，特“以军法为言”，故“ 三军闻者，人皆自肃，兵向西河”。途中，建成兄弟“一同义士，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风尘警急，身即前行”。严饧军纪，“民间近道果菜以上，非买不食。义士有窃取者，即遣求主为还价，亦不诘所窃之人。路左有长老或进蔬食壶浆者，重伤其意，非共所见军人等同分，未尝独受...颇虑前人有限，遂为终日不食以谢之” 。由此“将士见而感悦，人百其勇”，兵临西河城下，建成兄弟释甲便服，“亲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无问男女小大，并皆放入城内。既见义军宽容至此，咸思奔赴”。西河城旋被攻克。除郡丞高德儒“执迷不反”被斩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还九日，西河遂定”。如此神速，大出李渊望外，自信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西河首战，充分展示了李建成良好的政治素养与军事素养及出众才略。不仅极大地增加了李渊对建成的信赖与倚重，而且坚定了李渊志在成功的决心，是日，即定入关之策”，同时组建起兵组织机构“文武职员，随才诠用”，为晋阳兵变启了良好开端。
    2。取霍邑，斩宋老生，西河首捷，加快了李渊起兵步伐。当月分别封李建成，李世民为陇西公、敦煌公，分别任命二人为左、右领军大都督。次月誓师太原，正式起兵，宣称此举旨在“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放后主于江都，复先帝之鸿绩。固配天于圜寝，存司牧于苍生”，檄喻郡县，以示天下。
李渊起兵消息传至长安，留守代王杨侑急遣晓将宋老生率精兵2万拒守霍邑（山西霍县），又命大将屈突通将“数万余人据河东”，与宋老生构成犄角之势，以遏李渊入关。李建成等统义师3万沿汾河东岸南下，617年7月壬戌抵灵石县贾胡堡，“霖雨甚”，遂扎营于此。不意“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大军一时难发，李渊乃命沈叔安等“间遣赢兵往太原更运一月粮，以待开霁”。但久雨、乏粮，军心浮动。同时，刘文静“使藩”未归，“突厥兵马未至”，军中遂起流言，云：“突厥与武周南入，乘虚掩袭太原”。李渊即召文武将佐相商，裴寂等以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 ，李渊也自觉得“以天赞我言，应无此势。以人事见机而发，无有不为。此行遣吾当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来之理”，似有“北还之意。对此建成，世民慷慨陈辞：“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离太原，宁肯近亡马邑，武周悉其此势，必未同谋；又朝廷既闻唐国举兵，忧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义旗，所以骁将精兵，鳞次在近；今若却还，诸军不知其故，更相恐动，必有变生，营之内外，皆为勍敌；于是突厥、武周不谋同至；老生、屈突通追奔竟来；进阙图南，退穷自北。还无所入，往无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来禾菽被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志于仓米，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诸人保家爱命，所谓言之者也。儿等捐躯力战，可谓行之者也。耕织自有其人，请无他间。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 。建成兄弟的条分缕析及志在必胜的决心，使李渊大悟，表示“尔谋得之，吾其决矣...懦失之徒，几败乃公事耳”。从而避免了前功尽弃的灾难。正是艰危处方见英雄本色。
    嗣后，雨停、粮至，李渊立即着手“曝行装，整铠仗”等进军准备工作。8月辛已，大军离驻地，“ 取傍山道”向50里外的霍邑城进发。在李渊部署下，建成、世民分领左右军，屯守霍邑城东、南门。二人指挥诸军与守城宋老生军展开激烈拚杀，“数里之间，血流蔽地，僵尸相枕。”历经数时辰鏖战，下霍邑城，斩宋老生。
    霍邑之役，是义师入关途中艰苦重要的一战。攻克霍邑，即打通了入关门户，为李渊顺利进据关中，铺平了道路。
    3。屯永丰仓，扼渡关。克霍邑后，李渊乘胜向西南挺进，直指河东。河东时为屈突通坚守。屈突通乃隋名将多有战功，效忠隋室。河东“城高甚峻，不可易攻，”屈突通又“婴城善为捍御”，李渊在初试攻城中已有体验，故一时难下。于是随行将佐对下一步行动产生分歧：以裴寂为代表认为：“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主张“先克河东，然后西上”。而“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李世民则以为，若淹留“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主张“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取之若振槁叶...屈突通...不足为虑”（《资治通鉴》）。另者。关中最大一支农民起义领袖孙华、冯翊（陕两大荔）太守萧造，华阴县令李孝常及“京兆诸县亦多遣使请降”。李渊综合裴、李意见及新近出现的情况后，确定了留偏师围攻河东，主力大军西进的战略方针。
    617年9月，李渊率军渡过黄河，进驻位于朝邑的长春宫，随即部署进取长安事宜。经深思熟虑，决定由李建成、王长谐、姜宝谊、宝琮、窦轨统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方兵”，刘文静等受其“节度”；由李世民统军数万沿渭北西向迂回长安。
    李建成屯军永丰仓，扼守潼关，意在保证西进大军无后顾之忧并有充分的后勤补给。果然在屈突通闻讯李渊济河入关后，急命尧君素为河东通守，守蒲坂，自领3万人直驱长安，遭刘文静有力阻遏未遂，无奈投依戌守潼关的隋将刘纲，而王长谐则先引兵袭斩刘纲于南城，屈突通只得退保北城，从而粉碎了屈突通入关援守长安的企图，有力侧应了西进大军的战略行动，进而为攻取长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攻取长安。617年9月，李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杨毛等诸军数万人奉命西进，迂回长安，李世民挥师经高陵，泾阳、武功、周至、·县（户县）诸县，“莫不风驰草靡，裹粮卷甲，唯命是从”；与李渊女儿平阳公主会师渭北，使李世民辖军骤增至13万。在周至，世民遣使请李渊“期日赴京”。李渊分析了河东形势，认为屈突通“东行不可，西归无路...不可为虞”命李建成“量简仓上精兵”，自新丰道直驱长安。10月，建成、世民两路大军会师长安城下，兵力达20万。在李渊统一指挥下，李建成、李世民分别负责从东、南与西、北四个方向攻城，对长安城构成四面合围之势。攻城诸军“各于所部营分角，修攻战之具。云梯竟耸，楼幢争高”。10月11日，军头雷永吉率先攻入城内，“守城之人分崩”，随之城破。李渊即命建成、世民“率所统兵，依城外部分，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军人勿杂，勿相惊恐”，长安城内“吏民安堵”，秩序井然。至此，晋阳兵变基本结束。李渊的定鼎长安，抚靖三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构想，由此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晋阳兵变始自617年7月太原誓师起兵，终至10月进据长安，前后仅百余日，可谓神速。所谓“兵起晋阳远定秦雍，有余日间，廓清帝宅”，“今古代兴，膺斯拨乱，若兹之举，如兹之速，载籍以来，未之前闻”。毫无疑问，这固然与李渊的卓越领导和精心组织密不可分，而李建成等创造性地贯彻李渊的战略意图，出色完成李渊所交给的各项任务，则对兵变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整个兵变过程，是对李建成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检验。第一，反映了李建成杰出的组织才能，这从兵变前的准备和策划工作中可以看出；第二，反映了李建成的足智多谋与良好政治素养。兵变中，李渊每逢机要或难断之事，必要征询李建成， 而建成多有良策高见以及挥师入关过程中的运筹谋划，都显示了建成的足智多谋。而礼贤下士，抚恤百姓，严明军纪，禁忌掳掠，表明了李建成良好的政治素养；第三，体现了李建成良好的军事素养。挺进关中过程中，李建成纵横战阵，作战勇猛，身先士卒。作为独当一面的统帅，他严于治军，善于驭众，巧于运筹，挥师攻城掠地，屡建战功，是一位具备良好军事素养，能征善战，前途无量的优秀将领。值得指出：随着李渊登基及建成被确定为储君——太子，特殊的身份、环境和使命，从事实上终结了其短暂戎旅生涯。此后虽有征讨，或属偶然，或事出跷蹊，其军事潜力未能充分发挥，使本可造就成为未来的军事家的李建成过早夭折。唯此，方为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提供了大展宏图，建功立业，纵横驰骋的广阔舞台和绝好机会，为李世民在争夺皇位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捞取了一笔丰厚、其码的资本。相应李建成则失去了角逐的有效法码，以至皇位与性命俱丧。因此说，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一定，其悲剧结局亦随之铸定。
    总之，晋阳兵变是对李建成综合素质的全面检验。作为这场惊心动魄的重大政治、军事事变主要角色的李建成，不仅经受住了考验和锻炼，而且为尔后协助李渊剪除群雄，统一全国，创订规制积累了丰富而又必须的政治军事经验。

    二、李建成与唐初统一和建国

    618年5月，李渊在凯歌高奏、钟鼓齐鸣声中，在众臣拥簇下，堂皇登基（即唐高祖），建立唐朝。但李渊面临的形势以及统一、建国的任务，仍至为严峻和繁巨，不容半点懈怠。曾经晋阳风云洗礼的太子建成，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协助李渊完成上述工作的重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李渊的器重和培养。李建成兄弟曾说过：“早蒙弘训，禀教义方”，表明主渊老早即着意培养建成兄弟。当年李渊决计起兵而迟迟未动，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李建成、李元古二子“未集”。可知建成在李渊心目中享有的位置。起兵伊始，处事沉稳的李渊，对年轻的建成兄弟能否承担进军关中的主要任务，表示了应有的忧悸。故严肃嘱诫二人：“纳揆试艰，虞登帝位，栉风沐雨，复会诸侯...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也，并欲备尝...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二人听后回答：“经纶机务，一日万端，取决英谟。四方辐辏，麾下驱驰，儿等承之。自余常事，请付司存”，惟“虑将佐不被委任”。李渊闻之愕然，连叹“是何言舆？是何言舆？”缘何如此？或惊于二人小瞧了自己，或惊于二人之成熟。李渊接着表示：“华夷不附，爵赏不行，吾之责也；摧锋蹈刃，斩将搴旗，尔之务也”，最后自豪地说：“汉初有萧、曹，而无尔辈；今我有尔辈，而无萧、曹”竟然以建成、世民比诸兴汉巨擘萧何、曹参，足见李渊对建成兄弟的器重与期冀之大。李渊将建成纳入枢机之列并委以重任，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锻炼他。
    618年6月，即李渊登基次月，李建成被确立为太子。经长期观察并结合起兵前后的出色表砚，李渊对建成寄以厚望并悉心栽培，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职责。“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旨在使建成积很经验，以便更好接班。同时又命礼部尚书李纲兼太子詹事，后擢大子少保，民部尚书郑善果兼太子左庶子“与参谋议”。太子詹事、太子少保、太子左庶子俱为东宫，其中太子少保“掌晓三师德行，以谕皇太子。奉大子处观三师之道德”；太子左庶子“掌侍从赞相”。李纲、郑善果均为隋朝名臣，归唐后复得重用，其中李纲隋时即被文帝擢为太子洗马，以训导太子杨勇。为人耿介，“ 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 ，深蒙高祖、太宗两朝礼遇。李渊曾当面以“知公直士，勉弼我儿” 相托。郑善果为人“笃慎，事亲至孝”，隋时即“励己为清吏，所在有政绩”，以“居官俭约，莅政严明”称著。入唐更重操守，“正身奉法，甚有善绩”，李渊优渥有加。那么，李渊以此年高德劭、居官清廉、性格耿介之二人任东宫官，专司训诲辅翊建成之职，其用心良苦，瞩寄厚望，尽在不言之中。

    （二）间与唐初统一战争。618年，李渊代隋建唐，正式揭开大规模统一战争的序幕。作为太子建成，平时他要协助李渊处理繁巨的军国要务；李渊外出“巡幸”，他要坐镇长安“监国”，代替李渊处理朝野日常事务。这样特殊的职责，决定了李建成不可能一如晋阳起兵中，作为独当一面的大军统帅，挥师入关，攻城掠地，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统一战争中，纵横驰骋，大显身手。就只能间与了。一是间接参与，诸如后勤补给、兵员征收、军籍管理等军务工作，以服务战争。二是间歇参与，即个别情况下的奉命出征，例如618年偕李世民“将兵10万循洛阳”，因关中“根本未固”班师；619年周至司竹祝山海反，“诏建成率将军桑显和进击......平之”；620年突厥将南侵，“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之；621年“命太子安抚北边”；621年，稽胡酋帅刘击成率众数万人寇边，诏建成征讨，“大破之，斩首数百级，虏获千余人”；622年李建成鉴于无大功“以镇服海内”，奏准征刘黑阅，“擒之而旋”；623年，突厥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进据长安后，李建成的军事活动及所参与的统一战争，大致如此。这些工作，为实现唐初统一大业，产生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三）“监国”与建国。李渊在位期间，尽管大规模统一战争犹酣，繁巨的建国任务又待完成，但频频外出“巡幸”。诸如：打猎华阴，打猎户县终南山、华山、骊山、高陵、沙苑、华池、祭华山、幸宜君、华阴、蒲州、太和宫、庆善宫、幸长春宫、昆明池、谒老子庙的记载，史不绝书。外出期间，李建成则以“监国”身份坐镇长安，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凡此间发生的所有军国要事，诸如组织战争，劝课农桑、赈济灾民、接受外使朝贡等等，都须建成处理。同时，又积极协助李渊进行围绕建立建全各项规制与各种政权机构建设的建国工作，为唐初立国做出了一定努力和贡献。
但遣憾的是，上述情况，在记载唐史主要典籍的两《唐书》、《资治通鉴》中，或只言片语、或付之阙如，很难让后人洞悉其详。

    三、两《唐书》、《资治通鉴》关于李建成的记载纯系不实、诬讳之辞。

    与上述事实和结论大相径庭的则是本文开始所引两《唐书》、《资治通鉴》关于李建成的记载。何以致此？问题的根源，出在了诸书的取材上。
    据清初著名学者赵翼研究：五代撰修《旧唐书》时，唐时所修自高祖至代宗朝的《国史》和包括高祖、太宗朝在内的九朝《实录》仍存于世。“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赵翼还认为“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文》，而不暇订正也”。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国史》俱修于太宗在位其间，如赵翼言“必多回护”，何况两朝《实录》、《国史》的修撰又都多少受过太宗的干涉影响，因而在涉及晋阳兵变首谋、玄武门之变是非等诸多重大同题上，皆采取了褒谀李世民, 而贬抑李渊、李建成的作法。
    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国史》。今俱不存，所幸传世的司马光的《考异》中还略有胪列，兹引其中所记载的有关李建成的情况如下：
    《高祖实录》：“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败猎，常与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高祖起于太原，建成时在河东，本既无宠，又以今上（太宗）首建大计，高祖不思也。而今上白高祖，遣使召之，盘游不即往。今上急难情切，遽以手书谕之，建成乃与元吉间行赴太原。隋人购求之，几为所获。及义旗建而方至。高祖亦喜其获免，因授以兵”，“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
    《太宗实录》：“隐太子（建成）始则流宕河曲，逸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后于虽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妬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刺王（李元吉）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于是潜苞毁谮，同恶相济，肤受日闻”。
    其贬抑、诬责之甚，可谓无以复加。难怪连基本持褒美李世民态度的司马光，也表示了“史臣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的愤愤不平。
    既然“《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多钞《实录》、《国史》原文” ，而《新唐书》、《资治通鉴》又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旧唐书》及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国史》内容，再加上当时政治气候干扰以及史官自身的爱僧好恶等因素，那么，本文开始所引诸书关于李建成的记载，就不足为怪矣。
    总括全文，李建成是诞生于隋末唐初动荡、变迁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的一位杰出历史人物。他参与策划组织晋阳兵变，并与李世民一道出色完成了兵变的全部军事活动，为兵变的圆满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晋阳兵变主要角色，李建成不仅经受了全面考验和锻炼，而且充分展示了他良好的政治素养、军事素养及杰出才识。唐朝建立后，协助李渊积极投入统一和建国的繁巨工作，为唐初结束纷乱割据，迅速实现统一稳定和立国规模，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据此我们可以说，李建成是唐初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在当时复杂动荡的时代风云中留下了他深深的影子。若无横生的宫门之变，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也一定会继承李渊开创的基业，将唐朝推向升平繁盛。有关史典对他的记述，纯系不实、诬蔑之辞，理应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