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江勇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学历史系主任暨教授。现据该书《序曲》部分摘选部分内容，文字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韦莲司与曹诚英

　　韦莲司（1885－1971）万万没想到，她原来并不是胡适（1891－1962）婚姻之外惟一的女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啮蚀、扭绞着她的心。从某个意义说来，这是她第二次失去胡适。她发现自己爱上胡适的时候，胡适已经回国了。那是1917年，20年前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时，她很清楚地知道，胡适学成归国，就意味着他要与已经文定多年的江冬秀结婚，那是她第一次失去胡适。她在1933年，胡适第三度赴美，到绮色佳来拜访她的时候，才与胡适成为身心合一的情人。虽然她深知胡适不可能和江冬秀离婚，她仍以为他们的爱，是可以不为世俗所囿，可以像两条汲汲于汇流的小溪、两个比翼双飞的知心（soul mates）。她这个信念现在完全破灭。她现在终于了解，原来胡适托她照顾，在1934年到康乃尔大学读遗传学的曹诚英，并不只是胡适信中所说的表妹，而且还是胡适的情人！

　　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觉到他的秘密有被揭破的可能。他深知曹诚英刚烈、率直的个性，是很有可能会让她对韦莲司倾吐她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与感情。果然，胡适所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36年7月，胡适启程参加在加州优胜美地（Yosemite）举行的第六届“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会议。会后，胡适横渡美洲大陆，到美、加几个大城访问、演说。依照他这几年来的作法，他一定会顺道到绮色佳探访韦莲司。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如果他与韦莲司、曹诚英——他的两个情人——共聚一堂，那岂不是一个极为尴尬的场面！到底他应该和她们之间的哪一个，表示彼此的亲密关系？胡适越想越觉得事情棘手。于是，他在9月13日，从哈佛大学写信给韦莲司，请韦莲司“务必不要邀请曹小姐来你家住。我可以去她那儿或者在你那儿跟她见面，但绝对没有必要请她过来同住。”

　　胡适想得快，但是，曹诚英想得更快。她已经把自己对胡适的爱，压抑得太久了，她需要倾诉的对象。自从他们1923年在杭州的烟霞洞坠入情网，渡过3个月的“神仙生活”以后，曹诚英就一直痴恋着胡适。据说胡适曾经要求与江冬秀离婚。但是，被江冬秀持刀，以“杀掉自己和两个儿子”的绝决口气拒绝。此后虽然胡适已经死了心，曹诚英却不能忘情。这其中除了胡适仍然和她藕断丝连以外，曹诚英自己也不能看破情障。

　　曹诚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告诉韦莲司她和胡适之间的秘密，我们不知道。值得玩味的是，胡适在他从优胜美地写的回信里，是以相当生份、而且负面的语气和字句来数落曹诚英。他说：“我很高兴从你那儿得知一点曹小姐的近况。自从她离开中国以后，我就从没写过信给她……你信中所描述的她相当正确。她的确是一个人人哄捧、夸她有小聪明（cleverness）、被惯坏了的孩子。”在给“新人”的信里数落了“旧人”以后，胡适还特意摆出一副他已经与曹诚英不熟、没有秘密怕人知道的姿态，随信附了一封请韦莲司转交给曹诚英的信，说他会在到了绮色佳以后，再跟曹诚英联系。

　　伤心的韦莲司

　　也许就在韦莲司把信转交给曹诚英的时候，曹诚英见信情生，忍不住对韦莲司倾吐她和胡适的过去，以及她对胡适的相思。总之，等胡适到了绮色佳的时候，韦莲司一反常态地以冷淡的态度来对待他。胡适只惊鸿一瞥地在绮色佳小住了四天，10月4日，他就离开了。韦莲司则一直要等到10月28日，才抚平了她心中汹涌的波涛。当天，她写了一封意味深远的信给胡适。在这封信里，她把自己比为一只鸟。

　　胡适很清楚韦莲司在生他的气。他在接到“伊人鸟”这封信的前几天，就提笔写了一封转弯抹角地为自己辩护，同时又向韦莲司讨饶的长信，他在信中历历细数他孤寂的心灵生涯，嗟叹他身边没有可以与之在学术、诗词上唱和的友朋。胡适深知对女性而言，特别是对韦莲司，这种柔术的奇效是屡试不爽的。他对韦莲司以乞怜的口气，嘘然地慨叹着说：“没想到一个人会那么渴望能找到知己。”最后，他语锋一转，说：“我最亲爱的朋友，你千万不能生我的气，一定要相信我是跟从前一样，一直是最常想到你。”

　　小心谨慎、处处为爱惜羽毛的胡适着想的韦莲司，显然并没有对曹诚英点破她自己和胡适的恋情。否则，爱胡适爱得宣称要“杀死”她情敌的曹诚英，绝不可能在她日后给胡适的信里，仍然对韦莲司恭敬有加。我们知道曹诚英还曾经在韦莲司兼出租公寓的家——高原路322号——住过。然而，对韦莲司来说，即使她原谅了胡适，她也已经自知她不是胡适感情世界里惟一的月亮。最重要的是，她再也不会天真地以为她和胡适是天生一对的比翼鸟。1936年，韦莲司知道在胡适情感的世界里，连她算在一起，已经有了3个月亮了。在往后的几年里，她很可能还心碎地发现胡适除了3个月亮以外，还有好几颗星星。

　　太阳和无名星星

　　如果胡适的感情世界里有好几个月亮和星星，那么他自己就是曹诚英口中的太阳；曹诚英在一封信里，说胡适“具有太阳性（solar）的性质”。以胡适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炙手可热的人物来说，他是大可以吸引更多的月亮、星星来围绕着他这个太阳的。如果我们能有系统地翻阅他留在北京近史所的整个书信档，一定可以发现更多仰慕他的女性写给他的信。从这个角度看来，虽然胡适爱跟女性朋友挑情传意（flirt），他还不算是一个会凭借着自己的声名与地位，见猎心喜、或来者不拒的“掠食者”（predator）。他自诩为一个颇能坚持原则的男人，比如，他对江冬秀说：“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胡适的星星出现最为密集的时候，是1930年代末期开始，从他出任驻美大使到卸任后勾留美国的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固然单身寂寞，但这也同时是他一生国际名望的顶峰，50岁不到的大使，往来尽为锦衣与权贵，出入备受礼遇，又是美国舆论界的宠儿，文教慈善机构团体争相邀请的演讲家。这时的他，既有位尊名高的本钱，又熟谙调情，艺高胆大。他从事外交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是他猎取星星的兴致最高的时候。他这个阶段里的星星几乎全是白人，年龄也大多与他相彷。这固然可能是环境使然。然而，种族的歧异与年龄的相彷，也提供了额外的保障，相对地降低了在两情相悦之余，所可能带来的各种瓜葛，甚或必须做出承诺的风险；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担不起的“相思债”。下意识里，猎取白人女性作为星星，也未尝不是一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反击。一向只有白种男性可以猎食他们视为“异国野味”（exotic）的他种女性，胡适大可以自认为他是以其道还治其人。

　　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时时记挂着历史会如何对他作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感情上的鸿爪。他敏于行，而谨于言。其结果是，我们在他所留下的日记里，看不到任何缠绵、相思的字句。胡适的情人——特别是他的几颗“星星”——在他的日记里，只不过是出现的次数比较频繁的名字而已。不但如此，他还有他的障眼法，如果他自觉某些名字在日记里出现太过频繁，他会用不同的英文缩写，甚至还可能故意用错缩写。更耐人寻味的是，他还偶尔会为自己，或他的星星取个化名；这既能增加彼此的情趣，又有障眼之妙。

　　不浪漫的情书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里，胡适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却又是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传数据产量最丰富的人。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请人转抄，他的日记还在江冬秀忠心耿耿的协助之下，在中日战争的烽火之中，辗转运到美国去保存。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他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经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胡适等于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后人先行打好了模本。

　　胡适万万没有想到，历史之神会将了他一军。1948年12月，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了中国共产党即将进入的北平。匆促离开的他留下了一百多箱的书，其中包括他所有的来往书信、文稿以及部分的日记。政局的突变，使他没有机会在晚年退休、闲暇之际，有系统地销毁一些他不会希望后人看到的来往信件。因此，我们有幸读到胡适的3个月亮、和几颗星星所留下来的一些篇幅不等的信件。其中，篇幅最大的属江冬秀和韦莲司给胡适的信。胡适给江冬秀的诗和信，在新婚期间，是用了只有他们俩人才能理解的隐语及暗示，来表达他们之间缠绵的感情。虽然他们后来的信件，谈得更多的还是家常琐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持续地传递着他们对彼此的爱与关怀。在他一生中三个最亲密的月亮里，让他迸出他最为缠绵的爱的火花、蚕织出他一生中最为悱恻的情丝的，当属曹诚英。但是，胡适给曹诚英的信件，据汪静之的说法，他遵照了曹诚英的嘱咐，在她死后，将所有她所交给他的文件完全付之一炬。另一个说法，则说这些信件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再另外一个说法，则说汪静之根本就没把那些信烧掉。

　　至于胡适与韦莲司，他们在将近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由柏拉图式的关系、进展到肉体的关系、然后再成为忘年之交。然而这一切，都完全没有在他的日记里呈现出来。即使在他和韦莲司有了肉体关系以后，他给韦莲司的信，还是矜矜地吝于透露出他们的爱与欲。当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写给韦莲司的信，是韦莲司的手抄、或打字稿。以胡适下笔必考虑到名垂千古的顾忌，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情书绝不可能有徐志摩式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