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长庆

在许多年里我许多次梦见死去的妹妹景芬。她是1961年4月12日病饿而死的，那时她十五岁。

我们家起先在江西，父亲是个小职员。在1949年以前，一个小职员家庭的生活也还算不坏，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家租住的房子还很大。夏季的每一天，厨房水缸里总浮着一个大西瓜，傍晚时就全家人一起吃西瓜。1949年以后，父亲还是职员，但家里境况却一天不如一天。“三反五反”时，一个冤案把父亲关进牢里，家里就几乎没收入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景芬妺妺是最小的。大哥刚从师范毕业，在一个小学当老师，工资很低。大姐从学校毕业后，当了幼教老师，工资也很低。二哥、二姐、我、妹妹四个都在上小学。冢里再穷，书是一定要读的，开学交不起学费，妈妈就去学校找校长，恳求先入学，学费晚一歩交。我们几个年幼，妈妈家务事多，还得去棉花站做临时工，到地里去摘棉花挣点钱。父亲坐牢的时候，妹妹和二姐一起去街上要过饭，那时妹妹很小啊。我还记得她那时的样子，和二姐一起站在大门外，害羞的，但母亲嘱咐了她们，她们就出发了。小城就那么大，有人都认得出她们，就给饭她们。我和二哥端着簸箕走街串巷叫卖烧饼油条。我们都是斯文的孩子，但被生活所逼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半年后父亲的冤枉弄清楚了，出狱来了，回原机关上班。但我们的家境依然困难。

妹妹很小的时候，颈下两边就各有一个良性淋巴瘤。瘤子不能老长着，但又没钱上医院，妈妈只好找一个熟人土医生，可以不要钱，给妹妹把颈子左边的淋巴瘤用剪子剪掉了。那是很疼的。但妈妈嘱咐妹妹不要哭，那个熟人给了妹妹两个蒸红薯。妹妹真的没哭，妈妈说“真乖。”颈下右边的那个淋巴瘤没剪，熟人说，“那是公的，不要紧”。那时那瘤子只有算盘子那么大。过了几年，仍是算盘子那么大。可是到了1958年大跃进，小学生们也得去参加义务劳动，那时妹妹已读小学六年级了，聪明懂事，认真学习，积极参加舞蹈等文艺活动，是个好学生。连续的义务劳动，正是夏天，大太阳下劳动，因为劳累，妹妹那瘤子肿了起来。那时父亲又在精简机构上山下乡运动中被迫辞职了，回故乡武汉另谋生计。大哥又划为右派。在这种时刻，家里的狀况非常困窘。不久，妈妈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回到故土武汉。没有房子，寄居在亲戚那里，环境陌生，加上失学（因大哥是右派，妹妹考初中未被录取），精神上不愉快。生活又困难，正值三年大饥饿，别说无钱，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吃不饱饭。那“瓜菜代”的年月，炒菜缺油，成天吃菜是非常剐人的。妹妹说，“姆妈，我大便都是绿的。”但妈妈也没办法。在如此缺乏营养的日子里，妹妹颈下的淋巴瘤就越肿越大了，最后成了恶性淋巴肿瘤，医生说妹妹最多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房子一直没有找到，我考进专科学校就住进学校了。妈妈带着妺妹去江西上饶沙溪大姐那里。一个半月后，4月12日，妹妹死于沙溪。她半夜里突然呼吸急促，那时大姐怀孕快临盆了，姐夫出差在外，妈妈把妹妹抱在怀里说：“景芬，现在是半夜，姐姐怀着大肚子不方便，你要等到天亮呀。”妹妹在妈妈怀里一丝丝气的呼吸着。外面传来一声黎明的鸡叫时，妹妹在妈妈怀抱里断了气。

我常常因想到妹妹的不幸之死而内心刺痛，许多和妹妹在一起时的生活往事浮现在脑海。记得1958年时声称“快歩跨入共产主义天堂”——但天堂在哪里呀？我仿佛听见妹妹在哭喚，幼小的她被极左政治送进了黑暗的地狱。极左政治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妹妹为什么经常走进我的梦里来？我想，妹妹死得可怜，她本不应死，而在现实中极左政治仍没有绝种的情况下，妹妹的魂灵是难以安息的。

                                                                                                                                                                  写于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