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傍晚得知恩师田涛先生于成都突发心脏病去世，大惊！大悲！一夜辗转反侧，无法平复情绪。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犹如影片一样在脑海里不停翻转。

    先生是一名体制外的游学者，自由职业者，边缘的思想者。他曾自嘲自己是个体户、豪·姆雷斯教授（Prof. Homeless，无家可归），他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固定的人事编制，不与体制内争权夺势，拒各家饭碗，行独立精神，享完全人格。仅凭自己实力周游世界讲课，用他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即“风马牛为稻梁谋”。  

    但就是这样一位体制外的自由学者，没有依托任何行政资源，却成了横跨法律史、法律文化、法律文献、拍卖法等学术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

    记得与先生初识是在2002年春夏之交，我们几乎同时“应聘”到野马浜（今上海政法学院），我当时华政本科还未毕业，但由于研究所需要人手，我劳动节之后就先去实习，其时田先生也刚受聘研究所担任合同教授，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北方人、粗犷、幽默、豪放，不喜和领导交往，却跟一帮研究生走得很近。先生按合同约定，一年到野马浜工作3个月，讲学，不参加政治学习，上政拥有田教授的“冠名权”并支付对价，银货两讫，互不相欠。由于先生不在编制内，所以先生的出入证和临时工一样，他也因此经常嘲笑自己是“农民工”，他一点也不以为意，甚是满心欢喜，他知道农民工是可爱的，凭一分本事赚一分钱。这从后来他为《东方早报》撰写的系列时评中的《城市当以平等和爱护回报农民工》一文里也可以得到印证。 

    2002年发生在野马浜的还有一件“大事”，当年的法律史年会就在校园召开，为首组织的自然是倪正茂和田涛教授，我和十多名研究生组成强大阵容，全身心扑在会务组织工作上，接待一百多名来自各地的法律史研究学者。先生参与了会务准备的各个环节，记得当时会务组还为礼品发愁，最后决定给每位学者定制个性藏书章，那时我才得知原来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古籍善本藏书家，私人藏书5万余册，在国内甚至国际居首，江湖上号称“江北第一人”，1989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肯定了这一评价。这些藏书中法学类图书约3万册，宋版书籍约5千册，其中不乏孤本、善本、珍本、秘本，如元至正刊本《淡居稿》为海内孤本，价值连城。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田说古籍》与马未都的《马说陶瓷》对艺术品市场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了我国当代古籍收藏的一部指南性的实用手册。先生还有一枚“天禄琳琅”的藏书章，只要某本古书上盖有“天禄琳琅”，就说明被先生收藏过，保真肯定没问题了，同时也说明收藏品味一定很高。因此，在古籍拍卖会上，盖有田涛藏章的古籍往往能比市场价高出20-30%！

    那次年会，先生不仅亲手设计了礼品包装盒（外形如同一部古书，文武线内写上每个学者的名字以示区分），而且联合多名学者抛出了一部重量级作品——《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书中由先生撰写的《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一文当时立刻在法律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直把我国当朝的法律史学研究泰斗气进医院，先生因此也成了法史学界公认的大英雄、“圣斗士”。先生告诉我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如果为师讲的不对，你们也大可指出来”。先生因其对古典文献资料的占有与熟识奠定了他在法史学界的特殊地位，至今鲜有人可以超越。言之有据、据之以实，使得他的作品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法史学界最苦最累最欠缺的活其实就是基础材料的收集整理，然先生甘为人梯，为后学者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素材。他把部分素材整理研究出版了《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龙筋凤髓判》、《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 : 1906-1910》、《清朝条约全集》、《中华传世法典之大清律例》、《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下卷）》等书籍，先后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奖、“曾宪梓奖”等一系列的奖励。 

    2002年的法史风波过后，先生更加坚定了他的田野调查之路。先生酷爱古籍，早年跑遍大半中国收罗古书，其后延伸至契约。他在野马浜的时候会跟我们讲各种有趣的田野故事，曾经有一次他在乡下寻到一些契约，途中遇暴雨，他赶紧用塑料纸把契约裹得严严实实塞在怀里，钻到小石洞下避雨，谁知雨下了一夜，他七尺男儿委身洞穴，最后竟嚎啕大哭起来。我们听着想笑，又觉心酸。他通过艰苦的田野调查收藏了6000余件公文契纸，目前比国家图书馆收藏量还多，现排名世界第一。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三卷本《田藏契约》，他创设的“红契、白契、三连契……”等术语成了现今研究契约的通行规则。先生后来还在央视主讲系列节目《千年契约》，特地大老远从北京打来电话嘱咐我一定要记得收看。先生还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契约史》，可惜现在只能留待后人继续研究了。

    先生能坚持他的田野调查源于他的认真和专注。2003年非典时期，我们师徒几人被“囚禁”在野马浜，那是我们在野马浜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每天早上到研究所，给先生泡一杯咖啡，先生便开始坐在窗前写他的黄岩调查笔记，我的任务是将他古朴俊美的文字化成计算机语言，然后他再校再改，如此反复我学会了什么是“墨丁”以及如何去校对，怎么去修改。他在写作的时候感觉就像雕塑一样呆在那里，只有笔尖在纸上滑动。通常中午他会回去休息一会，下午再接着写，晚上一起到食堂吃山东煎饼，夜里有时还继续写作或者吆喝一帮学生到他宿舍“点评”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这样一天大约能完成5000字。在非典解禁后，他的《被冷落的真实——新山村调查手记》书稿也同样付梓了。这部可读性很强的法律文学作品，开始将视野投向了法律社会学、法律文化等领域。其后他与贺卫方教授、何勤华教授“主唱”的《法律文化三人谈》在全国高校巡演，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他的幽默活泼给法学后辈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野马浜的时候，他还收到很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寄来的拍卖法律咨询问题，原来先生还是中拍协的法律咨询委员会主任，他时不时召集我们一起讨论案件，撰写法律意见，我们师兄弟有2人一直跟着他到北京中拍协从事拍卖问题研究工作。他领着我们到市区参观拍卖预展，那场面简直太神气了，很多陌生人都认识他，尊称他“田先生”，他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人家这本书价位多少，版本、纸张、油墨、工艺、存世量等等全部分析个透，就像随时从电脑调取似的。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偏好藏书就在于他认为书籍能够记录历代的事件，传播历代的思想，亦可化身千百而非一物独享。他是我国《拍卖法》的重要起草人之一，从第一期中国拍卖师培训开始就担任授课教师，拍卖界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被奉为“中国拍卖法第一人”。

    陪伴先生在野马浜的日子是愉快的，我们当时在野马浜开了几十场讲座，他自掏腰包让我去购买水果点心供参与讲座的学生取用，学生不仅能享受精神食粮的熏陶，还能满足物质食粮的欲望。其间，我还陪先生到财大、同济、华政开过几场讲演，他没有体制保障，靠此谋生，赚些外快，每场讲座极其敬业，挥汗如雨、尽脱衣服，甚至盘腿坐在讲台，极尽表演之能事，效果也出奇的好。然我心下甚是担心如此讲座太耗精气！

    实际情况也的确不容乐观，先生这几年非常劳累，他需要比体制中人付出更多的心血，但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体制中乏人可及。还记得去年有一次通话，他说在东北避暑，我总是问他什么时候到上海，他有点劳累地说现在年纪大了，再到处跑有点吃不消了。而最近的一次通话，他跟我说5月份会来，可如今先生突然驾鹤西去，野马浜再也不会有田老师威武的身影了，而那个烂熟于心的手机号再也无人接听了！！！如此悲愕，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