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