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研究戴家心意拳传承的文章（包括笔者在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戴文传给戴良栋，再传给戴魁，戴魁又传高升祯和陈明洁等人的拳法和流传于山西、河北等地的心意六合拳及形意拳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差异在归实的传承上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呢？很多拳家和学者都认定戴隆邦传戴文良和戴文熊是一脉相承，因为父子相传是最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武学传承方式。但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上看，大闾和二闾虽是自幼习武，可他们的授业恩师却并非戴隆邦，而是河南鲁山县南门外的李政先生（又称李珍、李祯）。
　　据河南心意六合拳的有关资料记载，李政系马学礼的再传弟子，其授业师是张志诚。大约在乾隆年间，李政从家乡鲁山至商水县（或十家店），恰逢戴隆邦携文良和文熊在此开店，李政即在店里做零工。据戴家拳谱记载（戴降邦传戴文熊的拳谱称为“老谱”，戴良栋传戴魁的拳谱称为“少谱”，此说据“少谱”）。一日在闾二闾习武时，李政露出不屑之意，二人请李政展示功夫，李政只做一“蹲猴”桩，文良和文熊不禁哂笑，但二人与李政交手，却均非所敌，戴隆邦令二子拜李政为师，因李政行拳时善走“车行如风”的鸡形步，于是又称李政为“鸡腿先生”。戴隆邦为了李政能悉心传授自己的儿子，便花了三百两银子为李政购置了宅院和家产。因此，后世的戴魁先生就常跟弟子们说：我们戴家的拳是花三百两银子买来的。
　　拳谱写到此处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戴隆邦是曹继武的弟子，而李政只是马的再传弟子，论辈份戴隆邦自然高出他一辈、甚至二辈，那么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儿子拜李政为师呢？又，戴隆邦所学和李政所学均是姬龙峰所传的心意六合拳，那么为什么李政会“蹲猴”功，而戴隆邦却不会？戴隆邦和李政的拳法究竟有哪些区别？这都需要研究河南派的心意六合拳与研究戴家心意拳的方家和学者们下一番工夫进行深入的探讨。
　　戴家“少谱”中还记载：文良和文熊除得李政所传的“蹲猴”内功、虎步及心意六合拳法外，另有金世魁传的螳螂闸势五趟，也就是今天戴家心意门和山西意门及河北形意门所共同传习的“闸式锤”。戴文熊为什么要学螳螂门的功夫？是因为戴家的“老谱”中沿袭一种说法，即心意六合拳是岳飞所创，系岳武穆兵困牛头山时观螳螂扑蝉后所悟得。戴文良和戴文熊得李政的真传后，对戴家原传的长拳、通背和心意六合拳等拳法进行了去繁就简、去粗取精，重新创编了以“蹲猴”为内功修炼体系，拳法以三拳、五行、十二形的单操为主，改编了原传心意六合拳中的四把和螳螂拳的五趟闸势。虽然也是以“六合为法，阴阳为母，四象为根”，但是“三节为用”中更加注重开发根节的功能，强调“束展最为先”。在身法上讲究“身如石瓦”，抱肩—塌腰—裹胯。拳架也与戴隆邦的心意六合拳那舒展奔放的风格不同，下势低沉，短小紧凑、精巧简练。并严格遵守曹继武的《六合十大要序》中“起翻落钻，忌踢宜踩”、“脚踢浑身是空”的明示，摈弃戴家原传长拳中的种腿法，以蹬踩为主要腿法，规定了“腿不过膝”。发劲与身法的变换相结合，总结出了“束展天地翻”的修炼方法，要求出手能发“抖擞劲”，而抖擞又要分阴阳，发劲需要有分寸，否则修炼不当，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蹲猴”的火候和“抖擞劲”的阴阳练法确是戴文所谓“不传之秘”。
　　而戴隆邦的拳法体系却仍是以“三才为本，周天为路”，内功还是以“子午桩”、三才式为纲领。拳法则揉和了长拳、通背、温家教及曹继武所传的心意六合拳和螳螂拳中的精华，创编了一系列拳械套路。有些学者不禁要问：文良和文熊跟李政学拳，戴隆邦为什么没学？而王芗斋和山西六合心意拳的专家也都一致认为戴隆邦父子是同时拜师学艺，均是李政的入室弟子。这种观点忽视了二个常识性的史实：一是从戴隆邦的生卒年（1720－1809年）和戴文熊的生卒年（1778年－1873年）上看，如果按戴文熊十六岁时，戴隆邦父子在河南得遇李政的时间上推算，戴隆邦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如何再跟李政学艺！二是在传统武术的传承史中，长辈反拜晚辈为师的现象恐怕还从未有过。戴隆邦自幼习武，少年时即随父戴廷选在外经商，路经安徽池州时，拜曹继武为师，得传心意六合拳。而李政不过是马学礼的再传弟子，即使按河南派的某些拳家的说法：马学礼与曹继武是同门师兄弟，马学礼是戴隆邦的师叔，那么李政也恰好是戴隆邦的师侄，岂有师叔再拜师侄为师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