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诞生后，孟波历任中国音协天津分会主席，天津市文化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局长，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上海市文化局、电影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他任职年代中，他积极提倡民族音乐，培养、扶植新人、新作品。大家称他是个爱才的人，而身为上海文化界的领导者之一，又充分显露出他作为一代社会活动家的智慧和大气。
      1959年5月27 日下午，上海兰心大戏院，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奏响了中国交响音乐民族化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礼赞。半个世纪来，国内《梁祝》协奏曲的唱片发行量已突破千万。国人称它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国际上誉它为东方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在“化蝶五十年”时，大家没有忘记，孟波正是传世作品《梁祝》的组织策划者。
       1958年初秋，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上海音乐学院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的口号在校园里激起一阵阵波澜。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在争论后报送3个题材送校党委审查：1、"大炼钢铁”；2、“女民兵”；3、“梁祝”。当时，同学们主要想选择的是l、2，第3个题材只是凑数。想不到，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孟波，却在表现爱情的“梁祝”旁，打了勾。作曲之一的陈钢回忆说，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勾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没有他那么一勾，就没有《梁祝》了。

 
孟波（右三，时任上音党委书记）等领导

看望该院民族化“实验小组”

       这一明智“选择”，绝非偶然。孟波回忆说，他之所以选择越剧《梁祝》这个题材，并非政治上先知先觉当时就识破“浮夸凤”，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起初就有背景人物的支持，而是他自己也作曲，懂得音乐。他知道，小提琴特性较为纤细、柔软，难以表现全民皆兵、大炼钢铁这样一类题材。而越剧《梁祝》本是一部委婉动人的爱情剧，适宜小提琴性格化的体现。剧作提供的音乐素材非常优美，又有浓郁、醇美的民族风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越剧《梁祝》被拍成电影，为海内外熟悉，容易引起社会共鸣。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理由是， 《梁祝》作曲者之一的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在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任二胡演奏员，有一肚子的越剧音乐。只有音乐家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有可能写好。
       当然，那时的何占豪毕竟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从未学过作曲。他虽有一肚子越剧音乐，但素材不等于作品，就像从布料到成衣，需要技术一样，对这一点，孟波十分清楚。为了搞好这次创作，孟波向副院、作曲教授丁善德“求援”。丁教授优选学生，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他就是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陈钢和何占豪，同院不同系，就此“联姻”，与“蝴蝶”同时成对高飞。
       孟波决定调用陈钢的时候，措辞激烈的批评意见传到了院党委。有人认为，陈钢父亲有“历史问题”，向国庆献礼的重点创作，怎么可以让他参加？在院党委会上，孟波明确表态：“老子不等于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不仅“识才”、“用才”，还敢“护才”。
     《梁祝〉协奏曲的最初稿，写了相爱、抗婚、投坟这几个段落。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孟波及时提出，要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孟波为之解释说“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根据这个意见，试验小组着手修改、完善。于是，《梁祝》有了现在富有浪漫色彩的"化蝶。作为交响乐的艺术形态，在音乐结构上达到了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并使协奏曲的主题有了一个升华。评论家称“化蝶”为全曲“点睛之笔”、“灵魂所在”。当《梁祝》在世界各地奏响时，孟波这位幕后领导真的功不可没。

                                                 文/马信芳

转载自2013.5《上海采风》—— 大师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