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廷烈士之子徐祗晖的诉说
发布时间：2015-03-01 20: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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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我父亲——徐敏廷，山东郯城县重坊镇太平庄（解放前系江苏邳县四区——也称武河区）人，1938年参加革命，然后由鲁南部队改编为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成立时，他又被编入华东野战军三纵七师二十一团，1947年7月分兵时，他归陈（士榘）唐（亮）的右路兵团（后称外线兵团）。9月26日跟随陈毅和粟裕经砀山和马牧集越陇海铁路进入中原，配合刘、邓大军作战。1948年6月初，在宛东战役中光荣牺牲。牺牲时年仅31岁，时任华东野战军三纵八师二十一团三营营长兼教导员。其英勇事迹另见《徐敏廷烈士传略》。
父亲牺牲时，我大哥还不满八岁，二哥才五岁，我尚未出生（父亲牺牲后又过了3个月，我才出生）。
父亲牺牲后。当地民政部门为了表示对我们家的关心，特给了70斤高粱。
待这70斤高粱慢慢吃完以后，生活上再出现困难时，则主要靠我三叔徐敏康（1942年参加革命，大部时间和我父亲战斗在一起）资助，其次是靠生产队救济以及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的帮助。试想，如果没有生产队、三叔、亲朋以及左邻右舍的帮助，我们也许活不到今天。
按照1950年12月11日公布的《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发给一次性抚恤粮：（三）营团长级，粮食一千市斤；”
知道现在，我仍然在问：那930斤粮食为啥不给呢？
有关部门克扣了我们的粮，我们就多吃野菜。直到1965年，我们家实在生活不下去了，我才不得不陪着母亲去县民政局反映，打这以后才享受到政府的抚恤金。抚恤金虽然不多——只有12元（包括我爷爷、奶奶、母亲和我），但是它能暖人的心，更能解决家中的实际困难。只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不久，这笔抚恤金就不见了。直到1978年拨乱反正后，我母亲（于1976年由山东郯城迁往嘉峪关）进京上访后，才又发给。可怜，那时我爷爷、奶奶早已不在人世了。
从我父亲牺牲到1978年，母亲进京上访拿到不会“飞”的抚恤金。整整30年。这30年的岁月如果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搁在一个家庭、一个人身上，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30年？
再说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孤儿寡母、颠连穷困、翁干杯尽的家庭来说，一天都难熬。尤其是前十几年——家里的人老的老、小的小，其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
那时，我们是多么期盼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帮我们一下；多么渴望有一股春风吹过来，带给我们一点温暖。然而，我们所期盼的那双手却迟迟不见，我们所渴望的那股春风却迟迟不来。这怎能不令人费解、令人寒心？我爷爷、奶奶便是在这种遗憾与困惑中离去，我们便是在这种遗憾与困惑中长大成人。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问：父亲参加革命，到底为了什么？
小时候，我常听大人讲，自从我父亲和叔父参加革命以后，我爷爷、奶奶不但没沾上一点光，反而为之受了不少罪——不是维持会抓去毒打，就是还乡团抓去灌辣椒汤。好不容易盼到共产党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眼看着就有好日子过了，儿子却牺牲了。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啊。
我父亲牺牲后，爷爷为使这个家能继续维持下去——不人亡家破，只好起早贪黑、加倍劳作。然而，谁曾料到仅仅过了十二年，这根顶梁柱就断了。爷爷的去世对我们这个饥寒交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老人家临终前，一会昏迷过去，一会又苏醒过来。就这样足足持续了3天。每当苏醒过来的时候，他总是睁开眼看看，然后再慢慢闭上，随后眼泪便从两眼角慢慢流了出来。由此可见，爷爷是不想走啊，弥留之际还在牵挂着这个家。
爷爷去世时，我才12岁，虽说懂事不多，但是我知道：爷爷一死，我们家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不让爷爷死，我便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并不停地呼喊着：“爷爷，您不能走啊！您要是走了，我们可怎么过呀！”……。直到爷爷断气了，我还央求姑妈：“您不能扒开嘴往里灌（药）吗”。
爷爷去世后，我母亲不得不撑起着个家。
我母亲更苦，从小就失去了父母，由姥姥将她养大。出嫁后也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经常跑反。由于经常跑反，我的两个姐姐都因生病没能得到及时医治而相继夭折了。
我父亲的牺牲对我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当时她无法承受这种打击，一度曾想“一死了之”。后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又站立起来，沿着人生的道路继续向前走去。前面的路是很难走的。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她就不由得想起了我爹；每当看到与我爹一起参军的人复原或转业回来的时候，她就不由得想起了我爹；每当看到人家夫妻一起劳动、一起出行有说有笑的时候，她就不由得想起了我爹……。“要是他还活着，也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啊！”是的，假如我父亲还活着，哪怕只有半条命，我们也不至于这么失落、这么贫寒。
面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与现实生活的压力，母亲仍然坚强地向前走着，她要尽自己之所能给公婆养老送终、把孩子抚养成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只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日夜辛劳、勤苦不懈。
然而，母亲总归是女人。每当碰到困难或想念我父亲的时候，她总是背着我爷爷、奶奶暗自流泪。50多年来，谁能知道她总共流了多少眼泪？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问：为什么烈士家里流完了血，却还要流泪？
当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仨兄弟都拉扯大，又送走了我爷爷、奶奶以后，我母亲的腰就再也直不起来了，眼睛也几乎哭瞎。直到2001年冬去世时，家人才把她的腰捋直，而她那双半瞎的眼却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更令人可怜的是：母亲明明知道我爹不在了，却还常说：“他还活着”，“他不会扔下我们娘儿们不管的”，“他迟早会回来的”就这样，几十年来，母亲一边守着我父亲的坟堆，一边期盼着有一天我父亲“真的会回来”。至死方休。
再说我们兄弟几个。幼年丧父，缺少父爱的滋味，常人也是无法体会的。小时候，每当看到邻居的孩子有的依偎在父亲的怀里、有的骑在父亲的脖子上、还有的坐在父亲肩头上的时候，我是何等地羡慕、何等地向往啊；听见邻居的孩子“大（注：“大”读“答”音，大即父亲，当地方言）！大！”的喊着，我的心也是痒痒的。有几次，看到我二叔家的孩子喊“大”时，我就不由自主地跑过去也跟着喊“大！”结果“惹”得我二叔包头痛哭。
我想爹，至于爹长得什么样？至今不知。因为爹的照片在跑反时弄丢了。没有照片，想爹的时候，我总是悄悄地来到爹的坟前，轻轻地呼喊着：“大！您显显灵，现一下身吧，让儿看看您长得什么样，儿很想您，真的很想您啊，大！……。”
我和哥哥长大以后，为了寻找父亲的遗像，曾走访过一些革命前辈，但都未能如愿。
正是因为我们母子可怜。故有不少人曾为我们的不幸遭遇而向天长呼：“老天爷太不公平了，不该让她遭受如此多的苦难，更不该叫这些孩子这么小就失去父亲。”只可惜老天爷不会说话。
父亲的牺牲，不仅使我们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靠山和顶梁柱，给家人带来了诉不完的痛苦，而且还影响了我们后人的前程。
就拿我们三兄弟来说吧：因为家里穷，我大哥初中还没上完，就当兵去了；二哥，好不容易上完初中，就回家务农了；而我本想上高中、考大学，将来当个科学家。同样因为家里穷，不得不报考中专（注：参加工作两年后，又去北京钢铁学院学习）。毕业后，虽说技术不错、工作干得也很出色，经常被评为厂级先进、公司级先进，市级先进，单是发明就搞了三项。但直到退休（注：退休于酒泉钢铁公司，厂址：嘉峪关），也不过是个小科长、工程师。直到现在，仍然住在半永久平房里，且住房面积仅有43.6㎡。我母亲在时，这屋子曾住过三代六口人。我大哥（退休前在酒泉地区物资局工作，局地：嘉峪关），也是住在贫民窟里。我二哥在山东老家，生活状况还不如我呢，更穷！用钱大都靠儿女资助。
我们的这种困境，从而又影响了我们的后代，2008年我大儿连买房带结婚，总共我才给了三万块钱。这事，一般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丢人！我小儿今年已26岁了，至今谈不成对象，原因就是没有房子。
我父亲假如有灵，看到全家老小都生活得如此艰辛，他在九泉之下，不知有何感想？
无数无数革命先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为我们打下了江山，难道只是让别人去享福，却让自己的亲人累断了腰、哭瞎了眼吗？却让自己的儿子住贫民窟吗？
然而，那些和我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甚至参加革命比我父亲晚，官比我父亲小，只要活着，无论复原还是转业，他们都过得不错，留在部队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许多“公仆”们，他们过得更是有滋有味——祖孙四代都幸福，子孙个个都能行——住的是洋房、别墅，开的是奥迪、宝马。就连现在的科长都过得比我强几倍。
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每当看到一些“不咋地”的人住着豪宅、开着好车，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凭什么享这样的福？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的父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什么贡献？
面对以上这些现状，我不能不深思：假如我父亲还活着，并且还是某市的领导或某军分区的首长，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种状况吗？假如我们的家没被抄、房屋没被烧，且有不少家产可继承，我们家还会是现在这种状况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会，绝对不会！！！
当前这种极为反常社会现象，充分说明了“爹”的重要性。难怪民谣说：“孩子孩子你快长，趁着爸爸当着长，要是爸爸下了台，你这辈子算白来”，“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而我们的爸爸却老早就去世了，另外我们也不会“密切联系领导”，故成这样。
当前这种极为反常社会现象，何时才能改变？何时才能做到伐罪吊人，除奸革弊，还社会之公平、人间之公道？？？
我的文化程度虽然不算高。但是，我知道：一位营级军官的命与70斤高粱，是无法等同的。但是，却“等同”了。43.6㎡的屋子是无法居住三代6口人的。但是，我却住了，并且一直住到现在——整整30年。
去年我到有关部门反应：儿子找不到对象，就是因为没有房子，想要一套经济适用房。然而，人家却说我不够条件。
那么，当年我们够条件领取的粮食，为什么还有930斤却又不给呢？当年我爷爷、奶奶、母亲以及我们兄弟几个都够条件享受的抚恤金，为什么却又不给呢？
如果把上述政府欠我们的都算清（包括利息在内），另外再加上我父亲的一条命，别说是给我一套经济适用房，就是给我一栋别墅（这里约80万元），都难与弥补政府欠我们家的债。
也许有人会说：你是不是气疯了？不，我没疯，国家不是有《赔偿法》和新的《烈士褒扬条例》吗。根据2011年7月26日公布的新的《烈士褒扬条例》计算，单是我父亲的一条命，我们也可获超百万元的补助。
我少花点钱，要一套经济适用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父亲的一条命再加上政府应该给我们的抚恤而没给，这些账，我以及我们徐家的子子孙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家可怜，是否还有比我们家更可怜的？难说。
原115师教二旅第五团（后称老五团）第九连连长周宝荣，牺牲后就埋在太平庄西南方（可能是在宿北战役中牺牲的），至今无人过问。殊不知他的家属享受到抚恤否？这种事，全国还有多少？
再拿我父亲来说吧，改革开放以前，每到清明节，学校还常组织学生给扫扫墓，介绍介绍他的英勇事迹，回来再叫学生写篇作文。近30年几乎无人过问。
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和郯城县民政局，把我父亲的简历都写错了，而且错得一塌糊涂。比如：我父亲明明是山东郯城县人，牺牲时是营长，而华东烈士陵园《烈士花名册》上，写的却“江苏人”，“士兵”；我父亲明明牺牲于1948年5月底6月初的宛东战役，地点是河南漯河市源汇区抬头村，而郯城县民政局的《烈士英名录》上写的却是“1948年3月”，牺牲于“河南开封战斗”。实际上是“开封战役”。该战役于1948年6月16日开始22日结束，并非1948年3月。而1948年3月15日以前华野三纵（即我父亲所在部队）是在部署和攻打洛阳，3月17日我军主动撤出洛阳，进行休整，直至4月底。5月初开始宛西战役，此后是宛东战役，开封战役。
由此可见，他们对这项工作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他们对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的了解是如此的欠缺。实在令人汗颜。
2014年1月1日，我分别给他们以及民政部去信要求更正，至今未听到任何回音。由此可见，他们对烈士褒扬工作是何等的“重视”。对2013年7月党、政、军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
“吃水不忘打井人”，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优良传统、美德和做人的基本素养，已流传了几千年。难道我们不应该继续流传下去吗？？？
好了，我不再多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的烈士，尤其是老烈士，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尊严、被崇尚。我们的烈属，尤其是老烈属，其生活都过得并非象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幸福。
因此，我是多么地希望：各民政部门能把党政军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烈士纪念工作的意见》真正落实到位。同时，也希望政府能更多地关心和照顾烈士的家人，并努力开创这样一种局面：使烈士家只流血不流泪，使烈士家人的生活比普通百姓过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使烈士家人的心理得到安慰和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烈士在九泉之下，得以瞑目，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励人们甘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献身，且死而无忧、无憾。
徐敏廷烈士之子 徐祗晖
2014年3月10日 于嘉峪关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