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中的“小号手”是谁？照片是在什么时间、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拍摄的？60多年过去了，照片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1936年6月，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共中央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 “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广大地区作战，以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并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经过半年的征战，解放了陕甘宁地区近4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基本完成既定目标，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红军西征时，斯诺来到红军西征总部驻地宁夏的豫旺堡采访红军指战员。采访时，斯诺对红军小号手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他在书中“红小鬼”一节写道：“一天早上，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 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这位“红小鬼”使斯诺惊奇和敬佩，可他没有注明这位红军小号手叫什么名字。

　　笔者参阅了大量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又采访了当时参加过西征战役的部分红军指战员如肖华、杨得志、肖克、韩先楚、王首道、李志民等将军，他们非常熟悉红军号手的照片，也认定是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城墙上拍摄的，可小号手是谁却说不清楚。

　　后来，笔者在军事博物馆查找到有关资料，终于弄清了红军小号手的身份。

　　红军当时各种物资仍很缺乏，战士们的军装显得比较破旧。8月下旬的一天，与宁夏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200头羊、100多头牛及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经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批准后，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敌人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此，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看到这位背着手枪、英俊年轻的红军干部，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当时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

　　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这位“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解放后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1972年，将军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信中告诫子女：“这张相片登载的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

　　照片的右侧是一面红军当时使用的旗帜，旗的白布边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旗面一颗红星，红旗中间是镰刀斧头。照片左侧是谢立全头戴红军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年轻英武的面孔透出坚毅果敢（上图）。

　　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一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道路——— 红军长征、西征,正是由于中国红军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地名发出了举世瞩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