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姥爷欧阳波平刀下留人 义救打响百团大战“第一枪”的八路军团长胡兆祺

——见证冀东抗战中共存在的左倾错误

董连辉

不久前，学者胡民先生给笔者寄来一本撰写其父亲开国大校胡兆祺的史料人物传记《太岳寻踪》，这本书以主人公在冀东险些送命的遭遇，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年冀东抗战的残酷与某些军地负责人身上的左倾错误，关键时刻，五姥爷欧阳波平尊重事实，挽救胡兆祺生命，彰显其光明磊落的胸怀与崇高人格品质。

书中主人公胡兆祺是一位传奇人物，一生坎坷，他1902年出生山西沁源县，1930年12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全国抗战爆发，他带队开赴战场，1940年担任八路军第五十九团团长，打响百团大战第一枪……1941年10月10日，胡兆祺不幸被俘，同年12月底，从临汾集中营被押往抚顺大山坑煤矿，1942年2月12日，他带领5人逃出大山坑煤矿，经过数月的风餐露宿，最后只有警卫员李贵生跟随他跨越长城无人区，来到冀东迁安地区。

书中介绍，1942年6月12日，胡兆祺带着警卫员李贵生来到滦河支流的清河（今属迁西），他对李贵生说：“过了这条河就是滦河，离八路军不远了。”李贵生兴奋地站起来，想马上就去过河。胡兆祺说：“不行，等后半夜再说。”两人沿着庄稼地，找了一处草棚子钻了进去。天黑了，又是一整天没有进食，胡兆祺饿得睡不好，刚迷糊到后半夜，就被李贵生叫醒了。

第二天凌晨，两人摸着黑向清河走去，李贵生过于兴奋，越走越快，将胡兆祺落在后边，转了几个弯，胡兆祺竟看不到李贵生人影了。胡兆祺没有着急，认为到河边就能赶上他了，谁知走到河边，却没见到李贵生……胡兆祺急了，赶紧沿河边寻找，但怎么也看不到李贵生的踪影。无奈，胡兆祺过了桥，饿着肚子又走了一天天的路，来到滦河边，过滦河时，胡兆祺突然被几个人捆绑起来，事后得知这些人是地方工作队伪装敌人的特务工作团。

胡兆祺被押到一间民房，被吊起来乱打一顿，一个头目恶狠狠地问：“你是哪部分八路的奸细？不说就送你回老家！”胡兆祺一声不吭，几个人又是一顿乱打，将胡兆祺打晕，然后用冷水泼去……胡兆祺被打了一夜。

6月14日，胡兆祺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屋里一个草堆里，身上衣服都被打烂了，渗出了血。这时，他看到炕上躺着一个伤员，屋外一个上了年纪的马夫不时给牲口喂草料。深夜，马夫嘴里哼着小曲喂马，胡兆祺仔细一听，竟是根据地流行的抗日小调，他心中大喜，知道遇见自己的人。

6月15日，胡兆祺主动与伤员搭话，两人很快熟了。胡兆祺表明自己是从抚顺煤矿逃出来的，到这里找八路军的。伤员说他是12团机枪班的班长，负伤后在这里养几日，过几天12团的人就来。此时，胡兆祺牵挂的警卫员李贵生已被12团（冀东八路军便衣工作队）当特务给活埋了。

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初五，一位军官模样的年轻人带着队伍过来了，他操着一口难懂的湖南话，自我介绍姓欧阳，然后带着胡兆祺去见十二团的政委曾辉。胡兆祺见到曾辉和欧阳波平都穿着八路军的军服，感到十分亲切，一股脑地将他一年来的经历，特别是逃出“大山坑”的苦难历程，向曾辉作了汇报，最后，他特别提到李贵生在河边失踪的情况，希望协助寻找。曾辉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儿，低头说：“你不要难过，你的警卫员李贵生已经死了，他说的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唉，这就是死了一个警卫员，救活一个团长。”胡兆祺听后，惊呆了，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夺眶而出。

曾辉不知道怎么能安慰胡兆祺，只得说：“谁叫你们从敌人那边来的？”停顿了一会，他继续说：“我们快出发了，你留下来养养身体，我们会回来接你。”曾辉叫人拿来一套衣服给胡兆祺换上，一起吃了顿饭。饭后，给胡兆祺留下10元钱，就带队伍出发了。还是打人的那几个人，将胡兆祺委托给山里的一户人家。在曾辉、欧阳波平的帮助下，不久，胡兆祺穿越晋察冀终回太岳根据地，返回129师。

胡兆祺的警卫员李贵生九死一生逃出敌人魔爪却死在自己人手中，实在令人痛心。这离不开大背景，当时，中共地方与部队某些干部在开辟地区锄奸中存在严重左倾错误，冀东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介绍锄奸与统战关系一文谈到：

“1940年特务工作开始深入乡村。除特务敌探后，地方汉奸多为流氓白面客，我们采取杀白面客的政策，有一部分杀了，有一部分戒了，有些跑到敌据点……过去在杀人问题上有些左。有一些人看到汉奸就想杀，以往区里未经规定，随便杀人。其后，规定区里不准杀人。但区长有时月余找不到县长，因此事实不可能。杀人过多，引起社会不安与在者家属对我之仇恨，他们对抗日觉悟不高，因而对我仇恨甚深。因为罪状不能使人周知，因此杀人时使这一阶层的人感到恐慌。干部太弱，社会经验少。同时对政策了解差。没有拘留所，人证物证搜集困难。只有杀之或是释之。无法判处徒刑，因而易于过左。审理制度上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公安局等机关，县区关系不灵活，县长批准等于无，有时等不及，找县长不易，汉奸留不住，无法携带。”

随着敌人不断“扫荡清乡”，加紧布置敌探奸细，中共在锄奸工作暴露出严重的错误，特别是从1940年后半年到1942年秋，锄奸工作表现“左”偏向。以迁青平为例，有的领导在政策上奉行错误理论，采取“四舍五入”，“宁错杀一个，也不错放一个”，平时七分，罪加三分；紧张时五分，罪加五分，有时草率行事，罪及全家株连亲属者。迁青平锄奸镇压的人有：特务探子（真犯和嫌疑犯）、汪派及嫌疑犯、fan共自卫会发展的胶皮车夫、驼夫、迷信教门的首领、伪大乡长、村长、保甲长、流氓、坏蛋、破鞋、叛徒、汪派汉奸及其家属等。有的只是嫌疑，甚至嫌疑都不够，扣上个嫌疑犯帽子就锄了……

1942年敌人“蚕食”基本区最严重之时，我方上下联系中断，个别区干部自行其是，把镇反扩大化，后果非常严重。如抗战中后期，迁安城北一个叫于学的分区长以锄奸名义，埋人成风，共埋了99人，上级调查，因拿不出埋人理由，被政府也以活埋方式处决。

在县区领导中关于锄奸政策也存在争议。如迁青平三总区区委组织委员周青滥捕滥杀严重，区委书记李方州对其进行严肃处理，周青耿耿于怀，李方州被敌人杀害后，他受上级赏识接任总区区委书记，后升任县委常委。周青报复李方州处理自己，始终不代表组织落实李方州的烈士名分。1947年冬，周青在土改运动中，再次犯左倾错误，酿成轰动冀东的福山寺惨案，致使13名村干部、群众遇害（其中打死8人），周青因此被双开。1983年3月，周青恢复了老革命待遇，参加迁安党史座谈。周青刻意埋没李方州抗日捐躯的事实，李方州开辟地区、开创迁安党组织的贡献挂在他自己头上，致使李方州沉冤至今。而关于福山寺惨案至今尘封，《迁安革命史》、《冀东革命史》只字未提。

姚依林关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1942年冀热边考察报告——冀东锄奸工作的成绩及在工作中的错误 》指出：“中共锄奸左倾错误，导致一些人被冤杀，将一些原本属于中间派的人推向敌人阵营，严重破坏中共统战工作，影响抗战工作。产生这种错误，固有抗战形势残酷的客观原因，但主观上在于冀东某些高层领导过高地估计敌伪力量，对民族矛盾这一最基本特点认识不足所致。”

胡兆祺与警卫员在非常时期进入冀东游击区，适逢日军夏季大扫荡，环境异常残酷，根据地军民提高警惕性是必要的，但当时军地某些负责人所犯的左倾错误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幸运的是胡兆祺遇上欧阳波平与曾辉，免遭李贵生同样的命运。

胡民先生在书中特意写下这样一段：“北宋欧阳修有名句曰：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苹汀，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不知欧阳波平的名字是否得来于此，胡兆祺的后代们，你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

是的，波平水阔荡方舟，四姥爷李方州与五姥爷欧阳波平兄弟情深，军地鱼水交融斗顽敌。胡兆祺前辈遇险，正是两人密切合作抗战的阶段，而且清河就处于迁青平联合县二总区、三总区交界处……李方州虽然担任总区书记，但他主要负责党务工作，负责军事的马区长、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委员周青都以埋人著称。我们不清楚严刑拷打胡兆祺前辈的那伙人是否为三总区所辖人员，如果李方州知情，知识分子出身的他绝不会允许这种莽撞武断乱施刑罚现象发生。10余年的调查，所有抗战老人除钦佩四姥爷的意志品质、领导才能、为其叫冤外，没有一人称他乱埋人。

这件事，也让我更加清晰品味到五姥爷欧阳波平的崇高人格品质。在我调查诸多老革命及其回忆文章中，对五姥爷欧阳波平无不倍加赞赏。他性格随和，办事果敢，干净利落，注意穿着打扮，一双球鞋穿在脚上，不知看多少遍，甚至有点儿“自恋”情结……就是这样一个旺盛的青春生命，永远定格在30岁……从五姥爷欧阳波平身上，我总是感受到四姥爷李方州的影子……事实上，从外到内，他们俩不仅形似、神似，长城脚下，滦河岸边，两人最后的人生轨迹是重叠的。

遗憾的是，在迁安奉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人寿终正寝了，而且几十年后还主导党史的编撰……像李方州、欧阳波平这样力戒左倾悲剧发生的迁安抗战双雄却壮志未酬身先去，且被历史无情尘封……历史不忍细看！无论是当年捐躯，还是被尘封数十年，真正的抗战烈士、抗日先驱的悲剧人生实实在在地被某些领导人的极左路线害了……一如胡兆祺前辈一样，就因一次被俘逃亡经历，尽管回到根据地，却失去重返战场、带兵打鬼子的机会，建国后，仅被授予大校军衔，文革时，更是遭受蹂躏……

“阴霾难遮岁月，红日总要升空。”吹尽狂沙始到金，英雄终究留存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