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這裏所稱的“憲法學思想”與上文憲法學家的第三個標準中所指的憲法學思想略有不同。這裏主要是指梁啟超對憲法學的研究及其思想。

　　(一)論憲法和制憲權

　　憲法是什麽?這是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梁啟超認為，“憲法者，英語為Constitution，其義蓋謂可為國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近日政治家之通稱，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 “夫憲法者，國家之根本大法也。”又言，“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後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憲法之職任，在予政治以永久可循之常軌。

　　梁啟超認為，各立憲政體國家憲法雖有差異，但大體均有政體、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國會的權力及選舉議員的權利、君主及大統領之制與其權力、法律命令及預算、臣民的權利義務、政府大臣的責任等內容。憲法有成典憲法與不典憲法之分。成典憲法、不典憲法“舊稱成文憲法、不文憲法，用語不愜。如彼英國之憲法固有文字非恃口碑也”。成典憲法之中，有硬性憲法，有軟性憲法。]梁氏認為，“立憲政治之信條”，其一由於憲法;其二由於政治上之習慣而生。“憲法則有形之信條也。政治上習慣，則無形之信條也。是故凡立憲國民之活動於政界也，其第一義，須確認憲法，共信憲法為神聖不可侵犯。雖君主猶不敢為違憲之舉動。國中無論何人，其有違憲者，盡人得而誅之也。其第二義，則或憲法未嘗有明文規定者，或雖有規定，而中含疑義，可容解釋之余地者，或雖無疑義，而當其行使此權利，有可容伸縮之余地者，凡此則皆由政治上之習慣，積累而醞釀之。醞釀既熟，則亦深入人心而莫之敢犯。”憲法與政治上之習慣，“兩者之效力相等。而無形者之宰制人心，時或視有形者更為甚。以立憲政治之信條論之，則憲法與政治習慣，叠相生而叠相成。兩者和合，自產出種種條件，而畫然以示異於非立憲之政。”按照現在的理解，梁氏所謂政治上之習慣大致相當於憲法慣例。梁氏對憲法慣例的適用情形、效力、以及其與憲法之間的關系的論述可謂十分精辟而獨到。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行文之中對違憲與違法還作出了區分。例如，梁氏認為，立憲國政治上的詔旨所易引起的責任有三種：第一，違憲責任;第二，違法責任;第三，失政責任。違憲與違法的不同是因憲法與法律的地位不同而引起的。當然，梁氏並未就此展開論述。

　　制憲權歸屬於誰，這是憲法學的一個重要命題。梁啟超的認識也是十分深刻。梁氏認為，“就法理上論，主權在國民全體，明載於臨時約法(即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引者註)，(國民-引者註)自動制憲，即此主權作用之發動，最為合理。”為防止政府與國會勾結盜取民意，敗壞國事，禍害國民，必須求諸憲法。“憲法如何而始能予我以此憑藉?舍國民自動制憲外，其道末由。”所謂國民制憲，即“以國民動議(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有公權之人民若幹萬人以上之連署提出憲法草案，以國民公決(Referendum)的方式，由國民全體投票通過而制定之”。國民制憲為國民自衛的第一義。

　　制憲權為何不可畀諸國會?梁啟超認為，“蓋憲法者，所以規定國家各機關之權限，其不容由一機關專擅制定，理本甚明。”先有憲法，然後有選舉法，然後才有國會。而且，“制憲權本非國會所宜有。”他認為，臨時約法以此權委諸國會，實為憲法難產的一最大根源。“臨時約法所以將此權畀諸國會者，實緣受‘國會萬能’之舊觀念所束縛。”

　　關於國民制憲，有人主張召集國民大會。梁啟超認為其意甚美，但國民大會主要事業應為制憲，且應由國民動議或國民投票兩種形式組織。[15]並認為若議員成為其成員，則應“以國民會議議員之資格制憲法，非以國會議員之資格制憲法”。在修改憲法之時，應由“國民特會”這一超乎立法行政司法三機關之上而總攬主權的最高機關。當然，“國民特會”只是行使主權的行使者而已，國民全體為主權的所有者。

　　(二)論憲法的精神

　　梁啟超認為，憲法有三大精神。他對此的理解可謂深悟憲法的精髓。

　　1.國權與民權調和

　　梁啟超認為，一個完全至善的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為第一義。”“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困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國權與民權的消長，反映於政治現象上即為幹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的辯爭。雖然說，國權與民權不可有所偏畸，但各國制憲者自當審視其國情，“或因本能之所長而發揮之，或因積習之所倚而矯正之，要不外以損益之宜，寓調和之意。”中國應如何損益調和呢?特重民權主義者認為，我國數千年困於專制，“非采廣漠之民權主義，無以新天下之氣。”特重國權主義者認為，我國雖號稱專制，但實際上以放任為政。現今應以廣漠的權限委諸國家機關，整齊嚴肅國務，鍛煉國民，以求競勝於外。梁啟超則認為，極端的民權說和極端的國權說皆不可取。當日中國“民權之論，洋洋盈耳，誠不憂其夭閼，所患者，甚囂塵上，鈍國權之作用，不獲整齊於內競勝於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此憲法所宜采之精神一也。”當然，梁啟超的這種認識與其對放任與幹涉的認識是相關的(待後文述之)。

　　2.立法權與行政權調和

　　梁啟超認為，孟德斯鳩倡導三權分立，國會的立法權與政府的行政權各安其分，互不侵越。然而，征諸各國經驗，孟氏之說難以成立。國會行使的不僅是立法權，而立法權又未能專屬於國會。國家分設國會與政府，本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如果“行政部中人全由立法部之多數黨出，國會與政府純為一氣。國會所謂監督者，盡成虛語。茍政黨之道德不完，則陷於一黨專制之弊。”如果“政府對於國會，緣畏憚而生佞媚，緣娼嫉而思操縱，全用籠絡離間之術，使議員各自暌渙以入吾彀，而國會亦終成為政府利用之具。”“各國所以調和此兩權之法，大率各因國情積經驗以成良習。”“國家之所以設國會，實欲假途於此以求得一理想的政府而已。所謂理想的政府，其條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強固。何謂善良，常兢兢焉思所以龔行國家之天職，斯善良矣。何謂強固，其力實足以龔行國家之天職而無所撓敗，斯強固矣。”梁氏認為，“國家之行為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誌何?立法是已。”“政府譬則發動機。國會譬則制動機。有發而無制，固不可也。緣制而不能發，尤不可也。調和之妙，存乎其人矣。”

　　3.中央權與地方權調和

　　中央與地方關系一直是中國憲法、中國憲法學的一大難點。梁啟超認為，中國憲政的最大問題，就是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程度。“無論何國之政治，斷未有能為絕對的集權者，亦斷未有能絕對的分權者。然程度之或毗於此，或畸於彼，則緣國情而各有所宜。”梁氏認為，“畸於分權者，宜以勿妨害國家之統一為界;畸於集權者，宜以勿犧牲局部之利益為界。為不越此界者，則其政皆可雲善良。而在幅員狹、交通便之國，則以稍畸於集權為宜;在幅員大、交通艱之國，則以稍畸於分權為適。此其大較也。”中央權與地方權如何調和，梁氏認為，中國因為歷史上的關系和地理上的關系而不得不暫畸於分權。從自然界的現象來說，中國“地理遼遠，鞭長莫及，雖欲集權於中而有所不能，斯固然矣。”而從政治現象來說，“我國而欲行畸於集權之政，匪惟有所不能，抑亦有所不可。”“我以四千余萬方裏之地，能宰制於一中央政府之下，誠足以自豪，然政治之馳而不張、疏而不備，國民特長之不能發揮，幸福之不能增進，弊亦未始不坐是。”立法權、行政權均不可盡集中於中央。等到交通之便大開，方能由分權以趨歸於集權。梁氏指出，“中央議會與地方議會權限之大小，當視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行政機關權限之大小為比例是也。” 即所謂“監督機關權限之大小應與執行機關權力之大小成比例。”“其在行集權制之國，則監督權亦集於中央而已足;其在行分權制之國，則監督權亦不可不分於地方。” 其時，梁氏主張的綱要是：“各省置總督或巡撫為行政機關，於國法所委任置範圍內有處理一省政務之全權，惟對於省議會而負責任。各省置議會為立法及監督機關，於不背觸國法之範圍內得決議其一省適用之法律，且對於督撫而有上奏彈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