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是本市文化界同志们赠予王雪波的一顶桂冠。好人王雪波，挂在同志们口上，嵌在同志们心中。

卢沟桥的一声炮响，使王雪波离开太行故乡，加入抗日队伍。由于他多才多艺，演、唱、编均有一手，很快接任铁血剧社（后改为华北群众剧社）社长。在敌人的连续扫荡过程中，他创作出《宝山参军》、《纺棉花》等名剧。这些剧广泛流传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喜爱。为此，王雪波获得“农民剧作家”的称号。天津解放后，王雪波深人工厂与工人为友，与人合作写出深受工人好评的多幕剧《六号门》。同时，王雪波又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副局长、市剧协主席等职位上，为本市戏剧事业作出贡献。

有的人贡献大了，“长”有了，“名”有了，“官做大了”，“名气海了”，就容易失去真诚、热情、平易、豁达、淳朴、谦逊，让友人难再感到亲切，王雪波则不然，他不让人喊他“长”，更不让人称他“家”，老少都喊他老王。甚至我刚学说话的儿子也跟着我喊他老王，他也亲切地答应。

老王平常之衣，素淡之食，简陋之室，处处体现他的艰苦朴素、清正廉洁。老掉牙的自行车体现着他的平实质朴。他任市文化局副局长，上下班有小车可乘，他却以骑自行车为乐，总让他的老掉牙的自行车做他的伴侣。为此，有人讥笑他迂腐，他不理不睬。老王被称为“好人”，更因为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的表现。当时，“阶级斗争脸”盛行。一张脸关系到感情，关系到立场，关系到倒霉与走运。他仍以那副农民式的充满真诚、热情、淳朴的面孔出现。“反右派”运动开始，老王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处长，掌握众多同志的命运。他积极地支持不给戏曲界里的名演员戴“右派”帽子，大胆地保护文艺处的同志，不给文艺处的任何一个同志戴“右派”帽子。为此，老王遭到批评。“其他处里都报了‘右派’，你文艺处岂能是清一色的左派?”老王明知有“险”，仍不改弦更张，硬是使诸多偶尔说一两句错话的同志受到保护。

反右倾运动之火烧向我，批判我严重右倾，给予我严重处分，不少文友甚至是非常好的文友都害怕跟我沾“右”，远离了我，而老王依然如故，把我看为同志、老乡，同我研讨他的新作《高山出俊鸟》的修改。

一顶无形的“老右”帽子朝老王飞来。在那个岁月，无形的“老右”也并不轻松。老王不再受到重用，再难以晋升，距正式列入另册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再有运动来，“无形”就会变得“有形”。

“文革”锣鼓敲响，老王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成为市文化局被揪斗的重点，压力可想而知。而老王依然如故。用他后来的话说，他绝不认为自己是“牛鬼蛇神”，他绝不认为被揪斗的同志都是“牛鬼蛇神”。文化局“牛鬼蛇神”们列队下地劳动，其中的老王脚步潇洒、谈笑风生，影响得市文联的有的情绪欠佳的“牛友”也心境逐渐宽阔。我被江青点名，被扣四顶“帽子”，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已属被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敌人。我在人间再看不到和谐、亲切。有的人以笔以口同我划清界限，有的人以手以脚同我划清界限。一天傍晚，我独自奔医院看病，久违的声音从我耳后传来：“等一等我。”我扭身止步。原来是老王，他郑重地与我说：“你自己还不了解自己，好好活着，健康第一!”我石沉大海之笑悠然而开，顾不上是否有人监视，我望着老王的后影笑了，情不自禁出声说：“老王真是个好人!”

好人老王已经九十高龄，他获得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建康。老王必定要享到百岁之后的高寿！

该文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润身文集《故乡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