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出版的《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是其代表性著作，1984年出版以来，《理与人》就引起学界轰动与关注。被誉为自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问一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实证道德哲学著作，是著名的“哈佛教材”之一。

    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数种自我挫败的道德理论；将不同时间中的自我利益引入到对合理性概念的探讨；个人同一性问题；对未来世代的责任。

    帕菲特围绕着“理”与“人”这两个主题，深入细致地分了历史上人们在这两方面所秉持的一系列代表观点和理论，指出人们对自身本性和行动理由的把握其实在许多虚妄之处。作者借助大量的例子和缜密的推理，不仅比较和提示了人类行的内在基础，而且从理性，道德和人的本性诸层面对一些传统上信以为真的道德信念和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该书出版后对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向产生了公认的革命性影响，无论是在元伦理学方面还是在应用伦理学方面都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论重要之事》中文版译者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葛四友教授分析说，这本书直面了当今西方伦理学的两个难题：一是元伦理学中反客观主义思潮颇为盛行，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二是规范伦理学中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有着深刻分歧，难以调和。《论重要之事》就是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帕菲特认为，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相对主义，搞清楚其真实蕴含，就会发现其实质上等同于道德虚无主义，由此道德客观主义的真正对手只有虚无主义。而且，他还认为主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并不会接受虚无主义，相反只是误解了自己的真实立场。他基于客观价值与理由所做论证得出：后果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分歧不过是从不同侧面攀登相同山峰而所见不同风景，就其最终目的而言是殊途同归的，由此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帕菲特直面上述两个挑战就是为了回答：究竟有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人们应该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当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也可以区分各种元伦理学立场。当我们询问决定事情正当与否的理由或权威时，我们若说不存在任何这种理由或权威，也就是相当于不承认生活中有任何真正重要的东西，我们就是道德虚无主义者；若说理由或权威在于个人，也就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我们就是道德主观主义者；若说在于社会或共同体，也就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由社会或共同体决定，我们就是道德相对主义者；若说独立于个人与社会，也就是说重要的东西是由有关我们与世界的客观事实所决定的，我们就是道德客观主义者。表面上来看，对于主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来说，行为似乎有正当与不当之分，但若行为者与评价者不是同一人或者不属于同一个群体，则主观主义者与相对主义者就会认同相矛盾的判断，对同一件事情既有正当也有不当之评论，由此等同于虚无主义的判断：事情没有正当与不当之分。

    帕菲特是一名分析哲学家，也是无神论者，而他关于自我的观点竟与佛陀的教诲颇为相通，对于这一点他也感到颇为欣慰。《纽约客》对帕菲特的一篇人物特写里提到，西藏某个寺院的僧人竟然把《理与人》当做经书来诵读。在帕菲特看来，与丧失心理内容（记忆，信念，欲望，秉性等）而继续生存相比，个人死亡但心灵内容通过他人继续存在显得更为可取。这种观念上的认识也让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的生命好像是一条玻璃隧道，每过一年我在其中移动的速度就越快，而隧道的尽头则是黑暗……（然而）当我改变观念，玻璃隧道的墙壁也就消失了。我现在生活在开阔之地中。我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仍然不同，但差异变少了。我与其他人更接近了。我更少考虑自己的余生，而更多考虑他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