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世纪老人张问清教授
我校最年长的教授之一,也是我校岩土工程学科创建者之一的102岁的张问清先生日前仙逝,消息传来,殊感悲痛。在我们沉痛悼念张问清教授的同时,也不禁回忆起这位可尊敬的老人在其百年人生的风雨征程中,为祖国的土木工程、结构工程的开拓发展所作的贡献;为同济大学的结构工程学科和岩土工程学科的创建和发展所付出的毕生精力。
先生生于1910年4月,是江苏省苏州市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1937年毕业并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该校结构工程教授以及圣约翰大学总务长、土木工程系主任等。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入我校,历任同济大学教授以及结构工程系圬工教研室主任、结构工程系副主任、竹材研究室主任、同济大学函授部副主任、同济大学教育工会主席等。1958年起历任同济大学水工系主任、勘察系主任和地下工程系主任等。1982年退休。曾是国际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协会会员。兼任上海市竹材利用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结构工程委员会委员、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上海力学学会理事等。
先生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江湾区和杨浦区人民代表。1960年被评为上海市文教系统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
张问清教授是我国土木工程界和岩土工程界知名的专家学者, 长期从事结构工程、岩土工程学科教学的教育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 同济大学首次在我国先后试办第一个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专业和地下工程专业. 作为当时首任系主任, 张先生为了这新办专业和学科的成型、稳定和发展呕心沥血,付出诸多艰辛。
作为土木工程领域的知名教授, 张先生在教学之余, 一直坚持开展学术上的科学研究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生产实践活动. 还是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 他在工程结构问题上就提出了采用”弯矩比法”和”倾角比法”的设计计算方法;调入同济后,首开砖石结构课程,并积极付诸实践。其中,我校赤峰路后校门旁边的原电工馆(今用作物资仓库)的双曲连续砖拱屋顶,就是在先生主持下设计应用的,其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依然“健硕”;在五十年代后期, 他主持开展了在当时极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而倍受重视的竹材利用研究课题,成果蜚声上海土木工程界; 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又主持了当时的岩土工程前沿课题”上部结构与地基基础共同作用”的研究重任,是我国少数几个”上部结构与地基基础共同作用”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这一研究, 在八十年代初又重新启动时, 虽然先生已步入古稀之年, 但仍”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重新组建研究班子, 招收研究生, 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双管齐下的研究方略,潜心攻关, 先后提出扩大子结构原理和有限层分析法等的构思和概念. 在不到五年的短暂时间里, 先生带领合作伙伴和助手以及弟子们连续在相关中外学术刊物上组织发表了有关共同作用课题的理论研究成果论文,表现出张先生那被释放了的研究与创作的激情和强烈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责任感。时至今日的二三十年时间, 由张先生主持开发的同济大学“上下部结构共同作用”课题, 已经获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成为同济大学岩土工程学科的名牌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部委级和上海市的成果奖励, 多项成果被评为”国际先进水平”。
张问清教授是苏州市名门望族“补园”(即今苏州拙政园之西半部)的后代,他的百岁人生历经三朝的漫长岁月,可谓阅尽人间沧桑,看断风云变幻。先生的一生见证了清末残朝的覆亡、民国乱世的烽烟和新中国的共和一统。孔儒家风给了他谦容、善待与中和;“補园”的烟雨亭榭留给他宁静、淡雅与宽容;桃坞的新潮前卫让他变得敏锐又刚直;大洋彼岸的新科技触动他对比战乱与稳定、落后与先进;约大岁月锤炼了他的社会生存能力,考校了他的职业操守,更让他经受了新朝旧代的绝地反差与更迭,迅速地融入新生共和国的社会大环境;而半个世纪的同济风雨征程,50年的荏苒光阴,先生更是交出了完美的人生答卷,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先进楷模:
——新中国成立不久,先生就努力适应新社会,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党的组织,先后于1952年和1956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先生是只听召唤,不计付出,不闻索取;一旦需要,立即到位,只要到位,总出佳绩;教学科研,成效卓著;学问品行,均堪翘楚;同济园里,问清留芳。
——“文革”横遭冲击,先生沉稳内敛,不假不虚,保持本色。面对“文革”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先生良知不泯,应对有节,凭着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和科技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作了力所能及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以及工程实践,同样彰显先生的爱党爱国敬业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心。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先生重新焕发出那久被无情压抑的激情,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全身心投入新的征途,作出成绩,铸就辉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光荣退休,为自己的教育和科学生涯划上圆满的句号。
先生的一生是我国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影响、教育和领导下,融入新社会,登上光辉彼岸,完成共产主义理念重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荣缩影。脱胎于“補园”的张先生,还是在加盟民盟,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的进程中,审时度势,主动而适时地向国家无偿地捐赠了祖上留传给他的文物字画;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积极推动和支持苏州家人将苏州老宅和“補园”捐献给了国家。张先生的这一适时善举正是他向共产党人政治转化的标志性行动,使“補园”成为了人民的共有财产,更是成了世界的文化遗产,先生功莫大焉。
先生为人谦和、朴实、仁厚。一生崇尚简朴,处事低调,宁静致远,事当公先, 以身作则,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乐于助人, 不计尊卑, 真心掖后, 不阈门户。在先生身上体现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一位教育科学界谆谆长者的宗师风范, 严谨不媚的治学品格, 教书育人的师德典范,给后辈, 给学生, 警示铭心, 学习榜样,难以忘怀。今天我们悼念怀念这位世纪老人,一定要以先生的学识、人品为楷模,在新世纪的征程中,在学科的深化发展中,不断开拓进取,锻造新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