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母所唱《忆儿歌》深深扎在儿女们的心里（蒂尕字汉阳）
发布时间：2015-07-06 15:50:49
发布人：
派拉
自恢复以儒学为主体，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的“国学”以来，不少学校就从小娃娃抓起，他（她）们在课外读物中，特意加进了《三字经》、《弟子规》、《笠翁对韵》等传统读本。“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这段《三字经》，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陌生，一般人会读也知其意，文字告诫人们，要懂得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要读书，有了丰富的知识，就能少说错话，办好事。作为礼仪之邦的华夏民族，讲究的就是仁爱，更知礼、义、仁、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此三纲系社稷之根。
作为世代书香的黄陂范家，尊老爱幼，首孝悌那是出了名的。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里，像范氏家族能保留这种风气实在难得。
在范氏宗亲老家，有位比我年长的世侄，按照世俗观念，年长为哥幼为弟，作为年长的世侄，其称呼就有点让人犯难了，你说，直呼其名吧，人家一大把年龄，确实有些不雅，喊哥吧，其辈分比我低，家族中的辈分，是一难以逾越的屏障。按祖训：宗亲辈分不可紊，兄弟有序又不能丢，家母延用她别具一格的叫法，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家母称呼比自己年龄大，而低一辈的侄儿的老婆为侄嫂，这样既不违背家规，又不影响彼此间的人格、感情。所以，家母让我叫，称她为姑婆的范世贤喊“侄哥”，真乃两全其美聪明绝顶。
黄陂人习惯称祖母为婆，或喊大，称曾祖母为姥姥；曾祖以上辈分的先祖通称姥姥，还不分男女哟。就像我们下放插队的公安乡里一样，当地人将面食点心，通称粑粑。这种笼统称呼，没什么不好的，倒觉得其点有二：一.除了容易记住外，二.绝对不会喊错，更不会因称呼而出问题。
侄哥这名词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细想起来合乎情理，也由科学的道理。这种叫法，是在人们的辈分、年龄之间加以变通，这完全符合人之常情和道德规范。通过这件小事，说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黄陂人，骨髓中文化、道德的理念，激活才智越怕聪明，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自然地呈现出来。
当年裴公高才为外公（范熙壬）撰写《为民喉舌》一书时，侄哥为此没少为跑路。在为耄耋之年的家母与家乡的宗亲间，传递、交换信息，送达资料、翻阅档案，寻佐证资料等方面，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落雪打霜，侄哥往返于天河镇中心路与球场街新鸿基之间。为帮引经据典的家母查找有力的佐证，侄哥根据线索四处查找，拜访相关人物和他们的后裔。
挖掘逐渐淡薄记忆线索的过程中，家母和侄哥八方查找，幸存遗址和残存的资料和书籍。在沧海桑田长河中、在突飞猛进的市政建设的年代里，大海捞针似的寻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侄哥的努力之下，家母论点一个又一个得到落实，为裴公的写作提供方便。让《为民喉舌》这本书，在外公诞辰131周年之际，顺利地撰写出刊。
书中阐述李大钊介绍外公密秘入党这样写道：“为了搜集李大钊策划‘B D证据，这年4月中旬，张作霖特地调来俄国长大的张国忱，成立‘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该会日夜加班加点，查找、翻译，这批从苏联大使馆抄出来的资料文件。因没发现苏联计划出兵和B D文件后，张作霖大失所望，将翻译出来的查抄文件公布于世。
说起外婆（萧奉琴）《为民喉舌》有这样一段记载：“奉琴夫人自幼天足，风姿玉立，皮肤白皙，眉目请婉，独具丰韵，举止颇具大家闺范。同仁见范熙壬携娇妻北上，特为其接风，席间对其夫妇大为称赞，男才女貌恭维声不绝入耳“。范熙壬特作《葵丑九月十七日萧氏奉琴来归.纪之以诗》，诗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挑叶分明此夕过。
天遗黄姑迎织女，月教丹桂护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砺，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凉高烛照如何。
家母（范亚维）在回忆外婆索取《莱园》老宅，自己寻找外公入党资料时道：“解放初期，妈妈为《莱园》--北京老莱街上的那栋老宅，专程上京找过董必武副主席。当年五婶还住在董家。董必武对妈妈说：“我国现处建国初期，乃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你说的那栋房现已派上用场，但，如果你找到范熙壬入党证明，我们会酌情处理的……”。当时董必武还拿出300元给妈妈，劝她先回家，等找到文件再说” 。
歇了会家母继续说道：“其实董必武和父辈们都很熟，当年住在（汉口）坤厚里时，五叔（范熙绩）也住在那，五叔的住房紧挨着我们那栋后面一的栋。董必武、赵朴初、恽代英等人常来玩。董必武到延安后，特请五叔帮忙处理他家在汉的资产，所变卖的钱财，还是五叔设法交付于他。记得当年赵朴初暂住我家时，晚上吃香烟不慎将蚊帐点燃，要不是大弟手脚快，就要酿成火灾，让一大家人虚惊一场。”
按照外婆回汉所述，家母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等四处查找，因寒暑假时间有限，一连上京好几趟，家母访遍那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终于在1927年4月24日《益世报》上，见到刊登《官方续布档案文件目录》中：这样几则消息：“介绍范熙壬C.P(中共英文缩写)函一件、延秉昊致李大钊函一件、请关内同志代筹军费五万元至十万元，枪三千支至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等……。’”
在《晨报》上刊登有：“霖至白芳渠函，共四件：报告在彰德、元氏、丰台绥远等处进行工作，及索寄共产党书籍等情形、林森会延等至白芳渠执行委员会，索寄共产主义各种书籍、致耿迪信二封，内一封讲汇上二千元，料已收到，并汇上各人赴汉等处路费，亦希查收示覆、另一封叙范熙壬加入共产党事……。”这《目录》，是张作霖当局违反国际公约，擅自冲进苏联大使馆，缉拿李大钊所抄到的。
范氏宗亲中，家母谈得较多的还有范正松，也许他和外公联系较多，走的很近的缘故吧。在国民政府清党的革命低潮时期，正松哥回到武汉继续发动组织革命。于1928年秋，在汉口华阳酒楼秘密开会时，遭人告密，为了掩护伍修权等同志撤离不幸被捕。父亲、五叔积极组织营救未果，四天后遭国民党军警杀害。后作为革命烈士载入《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伍修权在《怀念陈潭秋老师》一文中对正松哥有很高的评价。
侄哥插言道：“姥姥（黄陂人习惯对祖父母以上的老人通称姥姥，这里指范熙壬）在李大钊于1913年创办《言治》月刊时，曾满腔热情给予支持，并促成李大钊和汤佩松（汤化龙之子）留学日本。姥姥和李大钊的情感之深，非同一般，李大钊介绍姥姥入党、姥姥北上找杨宇霖，积极营救李大钊，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家母在《益世报》上找到李大钊秘密介绍范熙壬入党的消息不久，准备和外婆再次上京的当口，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1957年5月4日，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作为党的纯朴工具的家父，除了在单位努力工作外，还积极投身到运动中，用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家父那段时间内没日没夜的工作，换来却是一顶极右的帽子（右派中处理较重的那种）。自家父错划极右之后，习惯为他人作想的家母和外婆，不愿因自己处境殃及亲朋好友，在索要“莱园”故居问题上，只能等待，就这样一拖再拖，错过了大好时机，硬是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莱园”对家母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那里有影响她一生的诸多事宜，还有诸多史料保存在那段珍贵的时光里。那里还有家母儿时的欢笑、乐趣、惆怅和分离。“莱园”、“采寿堂”见证了外公对革命忠心耿耿、奔波操劳，为国操劳的身影。家庭的兴衰国家的命运，与这栋城墙砖所砌的建筑之间，那段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诸多重大事宜。
关于张作霖政府抓捕李大钊一段，家母在她《京华寻梦话童年》中这样记载：“驻日公使汪荣宝刚巧回国述职，得知，在抓捕李大钊查抄的文件中，有范熙壬入P·C一事，已将其列入抓捕黑名单。特速来家中报信。父母带着四个弟妹，连夜避往山西冯玉祥处，再商国家大事。冯将军请父亲吃饭时，摸着大弟公涵的头道：‘你要好好学习，同你父亲一样，为国为民……。’我们姊妹三个和中听妈留在北京，由三婶和望哥照顾。
父亲临走时嘱咐三叔，在花园北头外墙开个侧门进出，将花园和大客厅出租贴补家用。父亲为侧门额写了‘天行健’三字，其意学习《礼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我们自强，天天向上。当年为组织议员南下筹措经费，所典当的‘采寿堂’东方保险公司半年算一次复利，家境拮据，父母又远避山西冯处，照料我们的三叔无能，竟同意将价值万元地珍本拿去抵息，中听妈不得已只好同意。当年夏家、李家亲友均南下。
那年绍陔五叔（范熙绩）来我家花园客厅续弦，娶白家小姐，证婚人是家父和白崇禧，婚礼是在外交部大厅举行。记得婚礼的头一天，五叔看到有客人送来贺联中有“黄花”二字，叫人取下来撕了，当年我们还小，不知道五叔的心思，还和梓亭哥、侄嫂（刘彩瑾）前往围观”。
家母曾回忆道：“解放后我带大女昌年看望卫立煌夫人韩权华老师（她曾教过我音乐），韩老师还几次说起当年的情景。”
家母生前常念叨“莱园”、“采寿堂”，时常讲述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那是家母儿时的回忆。我知道，老宅和家母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悲欢离合均在那段记忆里。在《京华寻梦话童年》书中，曾多次提到那两栋故居。
往事如烟缓缓地淡淡飞去，家母曾引用爱默生的话语：“家庭式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可见，家母对童年那段宝贵时光，是多么眷恋和珍惜。她唱的那首“忆儿歌”，深深扎在我的心里。每当家母唱起这首歌时，她那眷恋的眼神，多年以来我仍记忆犹新。歌中唱到：“春去秋来，岁月如梭，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房屋三栋，老梅一株，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这是家母儿时生活的回忆，是绵绵亲情的寄托。
《益世报》1927年4月24日
《晨报》
作为世代书香的黄陂范家，尊老爱幼，首孝悌那是出了名的。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里，像范氏家族能保留这种风气实在难得。
在范氏宗亲老家，有位比我年长的世侄，按照世俗观念，年长为哥幼为弟，作为年长的世侄，其称呼就有点让人犯难了，你说，直呼其名吧，人家一大把年龄，确实有些不雅，喊哥吧，其辈分比我低，家族中的辈分，是一难以逾越的屏障。按祖训：宗亲辈分不可紊，兄弟有序又不能丢，家母延用她别具一格的叫法，合情合理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家母称呼比自己年龄大，而低一辈的侄儿的老婆为侄嫂，这样既不违背家规，又不影响彼此间的人格、感情。所以，家母让我叫，称她为姑婆的范世贤喊“侄哥”，真乃两全其美聪明绝顶。
黄陂人习惯称祖母为婆，或喊大，称曾祖母为姥姥；曾祖以上辈分的先祖通称姥姥，还不分男女哟。就像我们下放插队的公安乡里一样，当地人将面食点心，通称粑粑。这种笼统称呼，没什么不好的，倒觉得其点有二：一.除了容易记住外，二.绝对不会喊错，更不会因称呼而出问题。
侄哥这名词听起来，似乎有点滑稽，细想起来合乎情理，也由科学的道理。这种叫法，是在人们的辈分、年龄之间加以变通，这完全符合人之常情和道德规范。通过这件小事，说明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底蕴的黄陂人，骨髓中文化、道德的理念，激活才智越怕聪明，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自然地呈现出来。
当年裴公高才为外公（范熙壬）撰写《为民喉舌》一书时，侄哥为此没少为跑路。在为耄耋之年的家母与家乡的宗亲间，传递、交换信息，送达资料、翻阅档案，寻佐证资料等方面，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落雪打霜，侄哥往返于天河镇中心路与球场街新鸿基之间。为帮引经据典的家母查找有力的佐证，侄哥根据线索四处查找，拜访相关人物和他们的后裔。
挖掘逐渐淡薄记忆线索的过程中，家母和侄哥八方查找，幸存遗址和残存的资料和书籍。在沧海桑田长河中、在突飞猛进的市政建设的年代里，大海捞针似的寻访，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侄哥的努力之下，家母论点一个又一个得到落实，为裴公的写作提供方便。让《为民喉舌》这本书，在外公诞辰131周年之际，顺利地撰写出刊。
书中阐述李大钊介绍外公密秘入党这样写道：“为了搜集李大钊策划‘B D证据，这年4月中旬，张作霖特地调来俄国长大的张国忱，成立‘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该会日夜加班加点，查找、翻译，这批从苏联大使馆抄出来的资料文件。因没发现苏联计划出兵和B D文件后，张作霖大失所望，将翻译出来的查抄文件公布于世。
说起外婆（萧奉琴）《为民喉舌》有这样一段记载：“奉琴夫人自幼天足，风姿玉立，皮肤白皙，眉目请婉，独具丰韵，举止颇具大家闺范。同仁见范熙壬携娇妻北上，特为其接风，席间对其夫妇大为称赞，男才女貌恭维声不绝入耳“。范熙壬特作《葵丑九月十七日萧氏奉琴来归.纪之以诗》，诗云：
盈盈一水望秋河，挑叶分明此夕过。
天遗黄姑迎织女，月教丹桂护嫦娥。
百年信誓山成砺，千里恩情海不波。
人比菊花容更淡，夜凉高烛照如何。
家母（范亚维）在回忆外婆索取《莱园》老宅，自己寻找外公入党资料时道：“解放初期，妈妈为《莱园》--北京老莱街上的那栋老宅，专程上京找过董必武副主席。当年五婶还住在董家。董必武对妈妈说：“我国现处建国初期，乃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你说的那栋房现已派上用场，但，如果你找到范熙壬入党证明，我们会酌情处理的……”。当时董必武还拿出300元给妈妈，劝她先回家，等找到文件再说” 。
歇了会家母继续说道：“其实董必武和父辈们都很熟，当年住在（汉口）坤厚里时，五叔（范熙绩）也住在那，五叔的住房紧挨着我们那栋后面一的栋。董必武、赵朴初、恽代英等人常来玩。董必武到延安后，特请五叔帮忙处理他家在汉的资产，所变卖的钱财，还是五叔设法交付于他。记得当年赵朴初暂住我家时，晚上吃香烟不慎将蚊帐点燃，要不是大弟手脚快，就要酿成火灾，让一大家人虚惊一场。”
按照外婆回汉所述，家母到北京图书馆、档案馆等四处查找，因寒暑假时间有限，一连上京好几趟，家母访遍那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终于在1927年4月24日《益世报》上，见到刊登《官方续布档案文件目录》中：这样几则消息：“介绍范熙壬C.P(中共英文缩写)函一件、延秉昊致李大钊函一件、请关内同志代筹军费五万元至十万元，枪三千支至五千支，子弹二百五十万等……。’”
在《晨报》上刊登有：“霖至白芳渠函，共四件：报告在彰德、元氏、丰台绥远等处进行工作，及索寄共产党书籍等情形、林森会延等至白芳渠执行委员会，索寄共产主义各种书籍、致耿迪信二封，内一封讲汇上二千元，料已收到，并汇上各人赴汉等处路费，亦希查收示覆、另一封叙范熙壬加入共产党事……。”这《目录》，是张作霖当局违反国际公约，擅自冲进苏联大使馆，缉拿李大钊所抄到的。
范氏宗亲中，家母谈得较多的还有范正松，也许他和外公联系较多，走的很近的缘故吧。在国民政府清党的革命低潮时期，正松哥回到武汉继续发动组织革命。于1928年秋，在汉口华阳酒楼秘密开会时，遭人告密，为了掩护伍修权等同志撤离不幸被捕。父亲、五叔积极组织营救未果，四天后遭国民党军警杀害。后作为革命烈士载入《湖北历史人物辞典》。伍修权在《怀念陈潭秋老师》一文中对正松哥有很高的评价。
侄哥插言道：“姥姥（黄陂人习惯对祖父母以上的老人通称姥姥，这里指范熙壬）在李大钊于1913年创办《言治》月刊时，曾满腔热情给予支持，并促成李大钊和汤佩松（汤化龙之子）留学日本。姥姥和李大钊的情感之深，非同一般，李大钊介绍姥姥入党、姥姥北上找杨宇霖，积极营救李大钊，这也是情理中的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家母在《益世报》上找到李大钊秘密介绍范熙壬入党的消息不久，准备和外婆再次上京的当口，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1957年5月4日，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作为党的纯朴工具的家父，除了在单位努力工作外，还积极投身到运动中，用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家父那段时间内没日没夜的工作，换来却是一顶极右的帽子（右派中处理较重的那种）。自家父错划极右之后，习惯为他人作想的家母和外婆，不愿因自己处境殃及亲朋好友，在索要“莱园”故居问题上，只能等待，就这样一拖再拖，错过了大好时机，硬是将此事搁置了下来。
“莱园”对家母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那里有影响她一生的诸多事宜，还有诸多史料保存在那段珍贵的时光里。那里还有家母儿时的欢笑、乐趣、惆怅和分离。“莱园”、“采寿堂”见证了外公对革命忠心耿耿、奔波操劳，为国操劳的身影。家庭的兴衰国家的命运，与这栋城墙砖所砌的建筑之间，那段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诸多重大事宜。
关于张作霖政府抓捕李大钊一段，家母在她《京华寻梦话童年》中这样记载：“驻日公使汪荣宝刚巧回国述职，得知，在抓捕李大钊查抄的文件中，有范熙壬入P·C一事，已将其列入抓捕黑名单。特速来家中报信。父母带着四个弟妹，连夜避往山西冯玉祥处，再商国家大事。冯将军请父亲吃饭时，摸着大弟公涵的头道：‘你要好好学习，同你父亲一样，为国为民……。’我们姊妹三个和中听妈留在北京，由三婶和望哥照顾。
父亲临走时嘱咐三叔，在花园北头外墙开个侧门进出，将花园和大客厅出租贴补家用。父亲为侧门额写了‘天行健’三字，其意学习《礼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激励我们自强，天天向上。当年为组织议员南下筹措经费，所典当的‘采寿堂’东方保险公司半年算一次复利，家境拮据，父母又远避山西冯处，照料我们的三叔无能，竟同意将价值万元地珍本拿去抵息，中听妈不得已只好同意。当年夏家、李家亲友均南下。
那年绍陔五叔（范熙绩）来我家花园客厅续弦，娶白家小姐，证婚人是家父和白崇禧，婚礼是在外交部大厅举行。记得婚礼的头一天，五叔看到有客人送来贺联中有“黄花”二字，叫人取下来撕了，当年我们还小，不知道五叔的心思，还和梓亭哥、侄嫂（刘彩瑾）前往围观”。
家母曾回忆道：“解放后我带大女昌年看望卫立煌夫人韩权华老师（她曾教过我音乐），韩老师还几次说起当年的情景。”
家母生前常念叨“莱园”、“采寿堂”，时常讲述在那里发生的故事，那是家母儿时的回忆。我知道，老宅和家母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悲欢离合均在那段记忆里。在《京华寻梦话童年》书中，曾多次提到那两栋故居。
往事如烟缓缓地淡淡飞去，家母曾引用爱默生的话语：“家庭式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可见，家母对童年那段宝贵时光，是多么眷恋和珍惜。她唱的那首“忆儿歌”，深深扎在我的心里。每当家母唱起这首歌时，她那眷恋的眼神，多年以来我仍记忆犹新。歌中唱到：“春去秋来，岁月如梭，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房屋三栋，老梅一株，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这是家母儿时生活的回忆，是绵绵亲情的寄托。
《益世报》1927年4月24日
《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