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我河山"张世华蒂尕字汉阳
张石渠在<张氏宗祠>授课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情不自禁地回念起我的父亲。
我父亲张石渠（1893年-1951年），是汉阳柏泉乡（今东西湖区柏泉）老屋湾人。小时候，我父亲给我讲柏泉古井的故事，说大禹在大别山（今汉阳龟山）种了两棵柏树，树根从地下穿越四十里到达景德寺的月塘，喷出的清冽的泉水。柏泉古井里的柏树根，仿佛两条鲤鱼似的跃动，十分灵异。无论月塘的水位怎样深浅，也无论月塘的水质怎样清浊，柏泉古井里的泉水，始终比月塘高出尺许，始终保持着自己清冽可口的品质。这种绝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坚持，与月塘中的荷花一样洁白，高风亮节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张石渠带领部分学生拍摄于<张氏宗祠>大门前
我的祖父是农民，农闲时兼做裁缝。因家境贫寒，无力供我父亲上学，连读私塾的书本还要借债才交得上。我父亲的学习非常勤奋刻苦，为了筹措购买一部《康熙字典》的钱，宁可低头到他一向鄙视的富户去打短工。他曾经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书桌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上面写着：“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族长四老爷1偶然从汉口回到柏泉，看到了那幅对联，很受感动，决定资助他到城里去念书。父亲在汉阳晴川中学毕业后，又依靠公费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教育系。从此以后，就长期任教于汉口中小学。
1937年，父亲在汉口市第六小学任教时，把我也带去上学。父亲常带哥哥和我去散步，行经德租界和法租界时畅通无阻，唯独到了日租界，日本人总是气势汹汹地前来阻拦，手指长江大堤方向，怪腔怪调高喊：“外边走，外边走......”父亲和哥哥都很气愤，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歧视和欺辱，让我一本辈对日本人耿耿于怀。
1938年国军撤退武汉前夕，父亲辞去汉口市立第六小学教务主任，蛰伏于柏泉老家，租种田地，男耕女织，艰辛地维持一家九口的清苦生活。武汉沦陷初期，小弟不过四五岁，常因吃不饱而吵闹。父亲就把两根筷子摆在他的面前说：“这是两条路，”指着第一支筷子说：“走这条路去当汉奸，就可以吃饱穿暖。”再指着第二支说：“走这条路，就是挨饿受冻。你走哪条路？”小弟弟立即指向后者，并且立即停止了哭闹。
1940年，日伪组织汉口市维持会会长多次邀请父亲出任汉口市教育局长，但都被父亲婉言谢绝。后来会长竟然派人带着一个月的薪金90元日钞，硬逼着我父亲出山。为了免遭迫害，父亲步行几十里路到汉口，当面向会长陈述家里有老母、妻小，多人患病，不能远离，终于退还了日钞。
日军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强迫敌占区中国人必办“良民证”。在敌人面前做良民，这对父亲是莫大的侮辱，于是在办良民证时改名为“张愚溪”，并对我解释说：“石就是愚，溪就是渠，字面虽改本质不变。”良民证上需贴照片，父亲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暴露真形，不肯用旧照，重新照相时，摘除眼镜，剃光头发。在敌人面前改名异形，既是为保全自身的高洁，也是对敌人的巧妙斗争。武汉沦陷时，哥哥在大后方念书，通信是会被日伪检查的，父亲去信时，常以隐语诅咒敌伪，暗示日寇必败，叮嘱学成报国。
那时候，连食盐都被日本人控制，在加上官商的克扣盘剥，每人每月二三两都难以保障。乡人（包括我姐姐）有时偷偷到汉口买辣酱，再掺进些食盐带回。如果被发现，日本人就给你灌辣椒水，再用木棍重压肚皮，让你吐出来。更可恶的是，日本人给食盐里掺合病菌，乡人多生疥疮，我双腿至今还留下了大量的伤疤。这就是日军侵华的罪证！
在日军卵翼下的“黄卫军”曾盘踞柏泉，多方骚扰百姓。父亲曾无故被“黄卫军”抓去，关押在睡虎山一间土房。父亲凛然大义，临危不惧，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伪军理屈词穷，终于发还了收缴的裤带、眼镜、当晚即予释放。父亲就此教诲我：“我这一辈子没坐过牢，这是头一次，而且坐的是日伪的牢房。这是我个人奇耻大辱，也是国耻的一部分，一定要牢记，立志成才，洗刷国耻家耻！”“黄卫军”还强拉民夫在睡虎山修筑工事。有一次，我在水塘里捞鱼，被他们抓去挑砖，上山时监军嫌我走得慢，当头就抽了我一鞭子。我明知反抗必遭重创，只好忍气吞声。日本人对我最重大最直接的迫害，是当我11岁到17岁这一求学的黄金时段里，只能务农求生，影响了我一辈子的前程。
武汉沦陷初期，柏泉所有小学一律停办，整个柏泉乡的儿童全部失学，一代人都可能成为文盲，这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消极影响。作为教育工作者，父亲感到非常痛心，就亲自动手，收罗教材，拼凑桌凳，用油漆制作黑板，终于在1941年利用《张氏宗祠》创办了老屋湾小学。学生少时10多人，多时约40人，分为五六个班级。学费是随意的，绝大多数家长是送点大米，不送也可以。因为只有他一个老师，所以各一个班上课时，便给其他班布置做作业。还附设了初中班，包括我在内不过五六个学生，上课只好多半在晚上。抗日救国，坚贞正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是贯穿于整个教学精神。在父亲的教育下，我满心都是“还我河山”的愿念，1945年9月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我立马面向南天，跪倒在地，磕了二十四个响头。不屈不饶的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
父亲教学，堪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对学生真是高标准，严要求。他的一位学生张昌万（我家隔壁的族兄张培德之子）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石渠先生在为人方面是最棒的。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我们学习抓得很紧，管得也很严......。自我上学的第一天起，石渠先生就手把手教我们写字，一笔一划，一丝不苟，严格得很。每次上交的大字作业，先生总是逐字检查，除了在写得好的字上画红圈表示‘好’外，还在写得不好的字旁写出一个样板，要你照着写。第二天发作业时，会认真讲评......。我一直从事宣传工作，那可是石渠先生教我写字帮了大忙......。石渠先生还带领我们做课外劳动，像种植花卉、糊墙壁等。当年我家糊墙，那是石渠先生教我的方法。
说起泥巴糊墙，那是湖乡柏泉特有的一种建筑方法。先用竹片编成竹箔，绑在木柱上，再用泥巴和稻草在竹箔上抹糊成较厚的墙壁。几十年来，在我们生活工作的道路上，能这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那是和石渠先生的教导分不开的。先生那严于律己、宽厚待人的高尚情操，先人后己的品质，影响了我的一生。”
张昌万近照
在多年的工作中，看到国民党党政下的官场贪污腐败，尔虞我诈，连学校也不列外，校长也几乎全是国民党党员，所以父亲对国民党、三青团深恶痛绝，常常骂某人是“党*子”、“党痞子”。当有人拉他加入国民党时，他一定严辞拒绝。哥哥上初中时，父亲给他讲《庄子》，并且告诫哥哥：“官场不可进，要做学问中人。”武汉沦陷期间，三青团派人从国统区潜入柏泉活动，曾企图拉父亲加入，当即遭到坚拒。事后并以这事教育我：“三青团不是什么好多西，千万不能跟他们沾边”。对于共产党，父亲始终同情支持。抗战期间在武汉任教时，曾经帮助地下党员摆脱监视或搜捕。他主持编印的《国文》课本，还收录有陈独秀、李大钊的文章。
父亲一生，爱国情深，贫贱不移，不慕荣利，不随波逐流，远离官场，不涉恶习，勤劳正直，唯事田耕舌耕。死前不久，1951年3月27日给哥哥和我的信中还说：“唯有响应‘苦难是可以克服的’的号召，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向前干吧!”4月16日来信还说：“人虽称我年老，但我与青年赛跑，青年多落我后。”死后留给我们的，是一栋破旧的老屋、十二箱书和像柏泉古井那样清者自清的气质。
我还想说说父亲的名和字，父亲本名张启阁，“启”字是按张姓辈分派定的，是不可更改的。父亲通过自学，直到汉代藏书处名为“石渠阁”以后，就以“石渠”作为自己的“字”，并且通行于社会。这个名和字既合乎名与字之间的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习俗，而且上效秦汉，下及明清，正符合父亲咀嚼古今诗书苦甜的求索精神。白石流水，坚柔相济，更是父亲性格的象征。我们家虽然穷，但藏书还不算少，除了12组合箱外，还有几只零散书箱和少量的字画。今年正逢清乾隆帝因仰慕石渠阁而命名的《石渠宝笈》在故宫特展，所以我就自称我家是张氏石渠阁。张氏石渠阁中的“宝笈”，大都毁于文化大革命，幸存的《康熙字典》一百多岁，我已合订成一册，时常需要查阅。四幅条屏《四时读书乐》（宋代翁特森，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书）已74岁，现正挂在我室内，延续父亲的教诲“有味诗书苦后甜”。颜真卿《多宝塔字帖》，哥哥至到如今还在临摹，柏泉茅庙集古街门楼上面的“茅庙集”三个大字，就是哥哥的手笔。
张氏石渠阁第一代传人，只剩下哥哥和我两人。哥哥张世英年已九十有四，是北大哲学系教授、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我也已经老迈，却爱好旅游。女儿多次劝我：“也可以去趟日本。”我说：“那就让我唱着岳飞的《满江红》，踏上属于祖国河山一角的钓鱼岛。”
（摘自：东西湖文学杂志2016年第一期，记忆.讲述）
注:1 文章中所说的四老爷,指的是怀清斋主---张仁芬（1868-1935），字季郁，号桂荪，晚年号簠庐退叟，是近代著名收藏家。当年张仁芬父亲张行方和哥哥张行简住在一块，张行简三个儿子仁瑛、仁荃、仁夔，所以仁芬排行老四。
